- 主题:关于安史之乱后大唐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关键是因为神策禁军被宦竖所把持
宦官中，左右神策军中尉、左右枢密使又称“四贵”，成为北司的代表与文官集团的南衙
抗争，并屡屡挫败文官集团
东汉末年，太学生为营救被宦官所构陷的朱穆，上书汉桓帝，称“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
握王爵,口含天宪”，由此，“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成为所有权阉的代名词
至唐朝中晚期，中国进入第二次宦官时代（东汉为第一次，明为第三次），我认为，此次
宦竖为祸，其跋扈程度要远远高于另两次，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是——珰臣掌握了禁军
东汉、明朝的大宦官，基本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桓灵之世的少数几人因时局特殊而不在
此列），但唐朝的大宦官正因为掌握了禁军，不仅历经数朝依然显赫不倒，且操持皇帝废立有如儿戏，中晚唐十一个皇帝，有九个是权阉所立（包括使用不遵遗嘱篡改圣旨的做法）——注意，这与东汉皇帝成年之后依靠宦官夺回大权的情况不同，没有一个东汉的皇帝是由宦官独自物色、拥戴的；而在明朝，魏忠贤的权势够大了吧，但明思宗一即位就把他和他的党羽一锅端了，还搞了一个“钦定逆案”让那些阉党不得翻身，由此可知唐朝的宦官专权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
朝政既然被宦逆以及阿附其门下的宵小所侵害，能人志士有志不得伸，有意终难平，国事
的日益倾颓自是可以想见的了
【 在 plague (颓人|斯巴斯基门) 的大作中提到: 】
: 看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 大唐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快速的衰落，
: 看了一些讨论一般又以下几个看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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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
有大臣评价闹得最凶的北方四镇中的百姓，说他们“不沾王化”凡五十多年，眼中只知对
他们“市恩”的镇将及其家族，而不知“君父大义”
因此很多时候都是藩镇百姓主动支持镇将与朝廷对抗、打战的
而且在近于割据的藩镇里，有些方面能享受到比中央所规定的还要多的优惠
【 在 sayinger (言者) 的大作中提到: 】
: sigh，名义上都有这个权利，可中央衰弱以后哪个朝代不是这样子，唐的情况突出..
: 说得容易，当时外地除了江南地区还照常向中央纳税、供应物资，各藩镇才不理..
: 其实，关键在于藩镇这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分配上过于倾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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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吴湘一案可不止这么简单
此案是牛李党争中压倒李德裕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德裕是唐武宗朝的大红人，唐宣宗继位后，对这位权臣很是戒备，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一直苦于没有像样的理由，此时吴湘一案在牛党操纵下适时地爆发，并由白居易之弟白敏中完成了对李德裕的最后一击
下面是转载白寿彝《中国通史》的内容，其中简要介绍了吴湘案的深层次背景，结合你对颜悦一事的解释，可以让我们窥见此案内里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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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病故，由李德裕摄冢宰。宦官拥立皇太叔光王李忱，是为宣宗。宣宗也以李德裕勋业素高，权重而专。在即位之日，李德裕在太极殿奉册。事后，宣宗对左右说：“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四月，在宣宗听政的第二天，李德裕被贬出朝，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李德裕执政多年，位重功高，众官见他被罢斥如此之快，莫不惊骇。五月，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他做了宰相之后，牛僧孺、李宗闵等五人同日升迁。九月，李德裕又被解除平章事，贬做东都留守。接着白敏中党徒李威又检举李德裕辅政时的过失，不久，又贬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大中元年（847）九月，吴汝纳到京城诉讼李德裕，称李绅诬奏其弟吴湘赃罪，李德裕枉法附会李绅。原来在会昌五年正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奏说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又强取颜悦女为妻，据此奏为死罪。有人认为冤枉，朝廷派监察御史崔元藻等人复审，结果是盗程粮钱属实，娶妇一事与前案不同。李德裕以为不当，贬崔元藻为端州司户，依李绅议处死吴湘。李德裕失势了，吴汝纳乘机诉冤。宣宗令复审此案，白敏中以李德裕谬断刑狱，翌年冬，把他贬为潮州司户。
【 在 woaichina (我爱中国) 的大作中提到: 】
: 在封建时代谈平等那是做梦。柏杨的中国人史纲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代）：江都
: （江苏扬州）县长吴湘因为侵占国家钱粮下狱，仅此并不能构成死刑。但不久就查出他
: 的妻子竟是部曲身分颜悦的女儿，这种破坏礼教”的罪行不可原谅，于是斩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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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觉得，“牛李党争”这个说法真是冤枉牛僧孺和李德裕了
说冤枉了牛僧孺，是因为所谓“牛党”实际上应是“李党”，不过这个“李”指的是李宗闵
李宗闵虽是科举出身，但从未恪守过夫子“君子不党”的古训，相反，他本人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派阀，牛李党争很大程度上是被他搞起来的。之所以说“牛李”，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李李”不好听：P
白寿彝《中国通史》对于牛李党争的起因，记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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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三年（808），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与李宗闵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骨骾正直，不避宰相，遂署为上第。时李吉甫为宰相，憎恶牛僧孺等人抨击时政，向宪宗哭诉此事，于是诸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人的官职也久久不得迁转，“各从辟于藩府”。
这元和三年的对策案，史书记载有歧异。有人认为，牛僧孺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他所竭力抨击的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但李吉甫时以宰相当国，打击时政自然不能与他无涉。牛、李长期不得迁转，也必然会对李吉甫耿耿于怀，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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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于牛僧孺，李宗闵更非一盏省油的灯，他通过结交宦官这种为多数士大夫所不齿的途径，抢先于太和三年（829年）做了宰相，并数次排挤李德裕，使他由兵部尚书出为义成节度使，后来又迁为西川节度使。与此同时，李宗闵又向文宗竭力援引自己的老搭档牛僧孺入朝为相，控制了中央政令
李宗闵热衷于党同伐异，其狂热程度时人中无出其右者。许多时候他做事是只看派系私交而不问人品才学的，牛党重要人物杨虞卿、杨汝士、杨汉公（号“三杨”，明朝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大学士也号称“三杨”）都由李宗闵一手提拔。李宗闵之侄李仲言（后改名李训，此人在“甘露之变”中与郑注合谋，结果失败被诛），是一个“多智计”之人，他帮着自己的伯父出了不少主意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832年，李德裕终于等上宰相之位，尽管李、牛二人万般无奈，但党争中的代表人物还是在朝堂之上发生直接碰撞。牛僧孺因为处理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投诚之事不当（牛僧孺不是整人行家，难得由他来报复了李德裕一次，结果立即就被对手抓住了把柄，搞得自己以后很被动。这又更加证明李宗闵才是真正的党魁，他的道行要高深得多），加之又害怕对藩镇用兵，于当年十二月自请罢相，出镇外藩，于是更多的时候党争变成了二李的交锋
然而文宗要诛宦官，二李都认为时机不宜，结果同时被罢相出京。后“甘露之变”发，大宦官仇士良对于在朝官员大肆诛杀，牛李两党的代表人物由于多不在朝，反而逃过一劫
说冤枉了李德裕，是因为李德裕自己从来就对拉帮结派之事深恶痛绝，安在他头上的“李党”之衔，以及聚集在他旗下的众多官吏，多是以政见相合，且组织凝聚力也没有在李宗闵刻意为之下的牛党强烈（李党常出“叛徒”，但牛党几乎没有），根本不是李德裕主动去搞派系的，他这个“党魁”做得既非自觉，又非自愿。当唐武宗要惩办杨虞卿的时候，李德裕还极力为杨说好话，使杨逃过一难（虽然杨并不知道这事）
当李党失势以后，其后代相较于牛党也过得更为落魄，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不像牛党那样有强烈的组织纽带，很大程度上只是李德裕一人在撑着，所以李德裕一倒，他们也跟着倒霉，连有效的互助都组织不起来。后来，李党重要人物郑亚之子、官至僖宗朝宰相的郑畋还为这事发过牢骚，说自己18岁就中了进士，结果被排挤打压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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