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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mth.edu.cn/pc/pccon.php?id=110&nid=92860&s=all 作为祆教背景下“生殖之神”与“战神”原型的二郎神
作为祆教背景下“生殖之神”与“战神”原型的二郎神
——《二郎神之祆教来源》读后
二郎神原型之一源于祆教这一未发之覆，在黎国韬博士后的这篇论文中算是得到了有力的揭示，读完之后我大受启发，不过也萌生出若干问题，顺便附上一二心得，都是在重新仔细对比阅读该文及相关引文、注释原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先指出一处小错。文中在考证祆教维施帕卡神的形象时提到：“此神尚有另一形态变化，见于和田出土之木板画中，学者亦比定为维施帕卡神（注12）。该神象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与《蜀梼杌》中蜀王巡行之象极类似。”根据注释细检荣新江的原文，我立刻发现其中存在误读。黎氏所指的维施帕卡神“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的“另一形态变化”，并非“见于和田出土之木板画中”，而是见于Qala-e Qahqah I出土的壁画中。荣氏原文中的图49“和田出土D.X.3木板画正面图像及相关的粟特神祇”引自莫德（Markus Mode）1992年的论文，共有三行，分别表明粟特祆教三大神的渊源流变，其中只有第一行属于和田出土的木板画，而另两行则是其他地方发现的粟特神祇像；姜伯勤在《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中也引了莫德的这副图（p266,图16下－16），并且在次页更明确地提到：Qala-e Qahqah I壁画是“涅格马托夫1984年刊布”的；据此可知，出土壁画的Qala-e Qahqah I与出土木板画的和田应该不是同一处地方，黎氏当是未能仔细阅读荣氏所引图下的说明以致此误，因为图49的f正是黎氏所说“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的“另一形态变化”，而其说明则为：“(f)Qala-e Qahqah I出土壁画Weshparkar”（见荣新江原书312页）
上面这则小错其实无关宏旨，不会对黎氏的立论造成多大影响，但它说明黎氏读书不细，这样下去可能会错过一些关键的材料，这些材料有时候会加强原来的论点，甚至引出新的见解，而有时候也可能完全推翻原来的论点。
其次，黎氏在文中多次提到：五代十国时蜀国皇族颇为信奉祆教，这一论点如果成立，应该说也是发前人所未发，可惜从提供的论证来看，似乎还大可商榷。我以为，黎文中的证据至多只能说明蜀国皇族颇受祆神崇拜的影响，而这一点和“信奉祆教”比起来，恐怕还差得很远，因为宗教信仰和民俗崇奉毕竟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不过单就该点而论，其实还可以进一步作更多更深的挖掘，比如，后蜀主崇祆固然是受前蜀主影响，然前蜀主崇祆是否还可从前蜀建立者及其统治阶层的来源上着眼去考察，是否也还可从安史之乱时唐皇室流寓蜀中所遗留的风俗上着眼去考察，前者又牵涉到后唐统治阶层同祆教、昭武九姓的关系，后者则牵涉到唐代宫廷中胡风的源流演变以及安史之乱对蜀地风俗的影响等等，而这诸多问题都可以同那时的九姓胡和祆教联系起来，由此或许还将产生不少意外的新发现，:)
下面说说我的心得。黎氏的主要论点之一，在于二郎神的原型之一源自祆教中的维施帕卡神，论证主要集中在形态、祠俗的相似，加上记载中有若干“祆神”同“灌口神”即二郎神有关的材料，其中还引用了“火烧祆庙”的典故，并提到祆庙及二郎神崇拜似乎同男女之事有关。而至于这一关联的原因，黎氏并未明确交待。我在此提出一个猜想，也许可以作些解释。根据荣新江、姜伯勤二氏援引关于莫德的那篇和田木板画中粟特神祇的文章及相关考证，粟特祆教中的三大主神同印度婆罗门教中的三大主神存在对应关系，即阿胡拉•马兹达对应帝释天，娜娜女神对应梵天，维施帕卡对应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即摩醯首罗（Mahesvara），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Siva）的别名，而在印度教中，大名鼎鼎的湿婆正是一个不折不扣、威力无穷的生殖之神！注意到这一层，则“火烧祆庙”之典故、“祆神与二郎神所主皆与情爱之事有关”以及“祆神与二郎神亦同为娼妓所崇拜”等等奇特之现象便都不难理解了。关于二郎神成为戏神与湿婆有关，这在黎文之第二部分中已予揭出，论据之一是湿婆以善舞闻名，“被视为乐神”，然在我看来，湿婆更明显的品格应当是“生殖之神”，而这正可以解释何以二郎神在古代常同男女之事相关联，故特为揭出此层，补之于上。
在仔细对比阅读荣氏、姜氏以及龚方震、晏可佳在《祆教史》中的相关论述后，我还发现一点，可以加强二郎神源于维施帕卡神的论证。原来维施帕卡是粟特祆教特有的神祇，根据马尔夏克的考察（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199页），可能来源于伊朗祆教中的韦雷特拉格纳（Verethraghna），是“胜利之神”，亦即“战神”、“军神”，其象征及化身主要是骆驼。那么他“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的装扮正与其身份相适应，而后来中国民间心目中的二郎神也更多地正是以近似于“战神”的形象出现，以至于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无人能敌之时，也只有去灌江口请来二郎神，才能“小圣施威降大圣”，终将“妖猴”制服。另外，根据姜氏的论证，《平妖传》原型中文彦博在平定贝州王则之乱前曾向神灵祈祷，该神可能即为祆教中的战神、“胜利之神”，也即小说中出现的“多目神”，而二郎神正是“三只眼”；并且文彦博事后为还愿而修建的介休祆神楼中就有驼头雕像（同书287页），这正是战神的象征。
最后尚可补充几点。二郎神的兵器“三尖两刃刀”甚是奇怪，在中国内部的体系中似乎找不到明显的源流，而其原型“三叉戟”则常见于西方，如古代的印度甚至古代的希腊，当不仅仅是维施帕卡神和湿婆的法器之一。此点或许已暗示在讨论二郎神之来源时不可排除外来之因素，我却还有一个猜想，即关于“二郎”一名之来源，或许也同祆教不无干系。根据《祆教史》第246页的记载，祆教术语中有nirangi/nirang一词，意为“法术、作法、奇迹”，后来转义为在举行礼拜仪式时的用语，在敦煌的驱傩仪式中常见的“儿郎伟”可能即源于此，然在我看来，“二郎”的唐音亦颇近于nirang，而来源于祆教的“二郎神”又是以“乞灵者辄应”即相当灵验而闻名的，那么其因此获得汉化谐音的名称“二郎”未必不失为一种可能，加上这一称呼正与蜀中固有神灵灌口二郎的名称相谐音，故后世遂将其人、名、事皆混合为一体了。
以上算是些胡乱的感想，不揣菲薄提出来，希望能对进一步的讨论有所裨益。
琴僧
甲申年九月十二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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