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人也曾大力革故鼎新。各个禁酒团体曾与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过斗争。移民援助团体为了防止刚刚抵美的人让坏人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骗个精光，也提供了多项服务。天主教在各方面都积极祛邪扶正，从办教育，搞慈善，到反对别人不敢反对的恐怖主义组织，等等，不胜枚举。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爱尔兰人经济状况的提高和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仍进展缓慢。1855年纽约州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在纽约市从业的爱尔兰人有1/4是家庭佣人，另有1/4是体力劳动者和其他种类的非熟练工人。在波士顿，2/3的爱尔兰人不是非熟练工人就家庭佣人。类似的就业情况也存在于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新奥尔良和其他大城市。当时没有哪个移民种族像爱尔兰人这样集中在美国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在1850年的波士顿，甚至黑人人口中从事体力活和充当家仆的比例，也大大低于爱尔兰人，而且在19世纪中叶，波士顿的自由黑人在经济上一般要比爱尔兰人好过些。

爱尔兰人不仅突出地滞留在非熟练工作岗位上，而且还从事艰苦、肮脏且又危险的工作，如采煤、筑路和开凿运河等。疟疾经常在开凿运河的工作当中蔓延开来，因而被称之为“运河病”。痢疾和霍乱也时常流行，而且往往致人以死命。修长铁路死了那么多的人，以致有人说“每一根枕木底下都埋葬着一个爱尔兰人”。在内战前的南方，常常用爱尔兰人来顶替黑人去干那些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因为黑人体现着一笔可观的投资。

爱尔兰人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艰苦、肮脏和危险而已，这些工作正如一切非熟练的技术工作一样，当时是不稳定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运河开好了，铁路修成了，工人也就失业了。对其他许多建筑工种、季节工和临时工来说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爱尔兰妇女找工作反倒比他们的男同胞来得容易些，因为她们一般都是替人做家仆或充当洗衣妇。这种情形后来也发生在黑人当中。

就像当初在母国时一样，爱尔兰移民的贫困和持家不俭，经常使他们在时运不佳时变得一无所有，只好靠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在19世纪早期的爱尔兰，甚至在大饥荒之前，穷人举家外出“流浪数月，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沿门托钵”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带到美国来的那种向公立慈善机关求助的积习，是根深蒂固的。波士顿救济穷人的预算支出，在1845—1855年爱尔兰人向该地大量流入期间，增加了一倍多，而1845年之前该市此项预算多年来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在同一时期的纽约市，救济院里有60%的人是在爱尔兰出生的。直至1906年，穷汉、乞丐和住在救济院里的人，其中爱尔兰裔的要比意大利裔的来得多，尽管意大利移民来美在时间上要比爱尔兰人晚一代人，且他们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岁月里，一般来说要比爱尔兰移民还穷呢。在爱尔兰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对接受慈善施舍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此种不同态度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各自在美经济状况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类似区别，还表现在他们对待抛弃妻室儿女的不同态度上。在1840年代，“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认定，凡孤儿皆是爱尔兰人后代”。直至1914年，住在曼哈顿西端的爱尔兰人家族，约有半数之众是没有父亲的。意大利人当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形。

尽管当时的观察家和后来的学者都把爱尔兰移民描绘为缺乏勤俭精神的人，但是爱尔兰人在向天主教教会捐款方面，在从菲薄的收入中挤出钱汇给远在母国的亲人方面，却留下出色的记录。从美国汇回爱尔兰的钱，使许多人得以在1840的饥荒时期移民来美，仅从1848到1864年，美籍爱尔兰人寄回国的钱，总数就达6，500万美元。爱尔兰人能够而且也确实从其收入有所积蓄，把这些积蓄慷慨地捐给了他们的教会和寄给家人。然而，他们在理财上不善于从长计议；处在困境时，他们向公共慈善机构伸手并不感到难为情。

19世纪爱尔兰移民那种低下而又不牢靠的经济状况，反映在他们的生活状况上，他们过的日子很可能在美国历史上比任何一个肤色或种族群体都要窘迫。曾有人作过这样的描述：“虽然在蟑螂成灾、破败黑暗的楼房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往往是5人或10人住在斗室之内，但他们的状况似乎还没有爱尔兰人那样令人可怕。”当迟一步抵美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移民——随后还有黑人——到了大城市时，室内安装自来水已是普遍现象，尽管水是冷的，甚至可能装在几家人合用的盥洗室里。在早期的爱尔兰移民所能租到的房子里，“粪便和污物根本没人管，绝无任何卫生可谈”。唯一的水源就是后院的消防龙头，而简易茅厕就在近旁，“龙头一直流个不停，溢进左邻右舍”，成了“滋生疾病的祸根”。后院又是堆放垃圾的地方，“从而使大楼之间这些几尺见方的地方变成了地道的藏污纳垢之所”。里边的房间很小，室内也没粉刷，四壁通常都很潮湿，屋顶漏雨，长年累月无人修理。壁橱很少见，衣物或者挂在墙壁的橛子上，或者干脆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洗衣盆不仅可以洗衣服，也用来洗脸、洗脚、洗澡，浴缸“从来未听说过”。3英尺高的阁楼也能租出去。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贫民窟，全家人住在“一个不见阳光又不通风的单间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张床会睡上好几个万年人，甚至“有时夫妻、兄弟姊妹同眠一床”，可见拥挤到何种程度。贫民窟地段的街上，“垃圾及膝”，排泄物四溢，流入明水沟。

虽然在爱尔兰移民（和其他移民一样）当中，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但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的死亡率就直线上升。波士顿1850年的死亡率比马萨诸塞州高出一倍，尽管相对来说该市老年人还比较少。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波士顿爱尔兰人地段的死亡率特别高。原来在美国几近绝迹的疾病，再次蔓延开来。在1849年，霍乱蔓延，席卷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当然主要是在爱尔兰人街区流行最广。1792年以来，波士顿一直没有发现过流行性天花，但1845年之后，该市一再闹这种疾病，也主要是在爱尔兰人当中为甚。爱尔兰人向其他地段搬迁时，造成别的后果暂且不谈，首先就意味着带来了这样一些可怕的传染病。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害怕与爱尔兰移民做邻居，赶快搬家，住得远远的，这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 在 PzkpfwV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重型坦克~) 的大作中提到: 】
: 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大饥荒之前，来美的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从主体上来讲，是定居在北爱尔兰的具有苏格兰血统的新教徒。他们自称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以区别于后期来美的凯尔特移民。他们实际上在北美殖民地时代就向这里移居了，在人数上比后期的爱尔兰移民要少得多，
: 苏格兰—爱尔兰人在大致北起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经过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山谷，向南延伸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山区这一狭长地带定居下来。当时这一带多属殖民地边陲，他们也就因此而变成了闻名的边疆居民和印第安人作战的勇士。苏格兰—爱尔兰移民集居在这一地区的
: 苏格兰—爱尔兰人多属自耕农民，而非农场主或奴隶主。南北战争前，南方具有反对奴隶制思想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中，确实就包括有苏格兰—爱尔兰人集居的地区。亚伯拉罕·林肯的家庭就住在这样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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