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化复兴的硕果，是意大利北部的产物，对南部的影响很小。哥伦布、但丁、米开朗基罗和罗西尼都是北意大利人。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对罗马帝国的历史——“光荣归于罗马”——也毫不会感到骄傲，因为他们的祖先在那时长期沦为奴隶，罗马的光荣没他们的份。那场由斯巴达率领9万奴隶举行的造反，就爆发在意大利南部。多少世纪以来，这里还曾发生过无数次的起义和反叛，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因为当地人民团结不够，无法形成协调一致的区域性运动。
意大利北部可谓得天独厚，辅之以人和。春天和夏天，当庄稼需水时，这里正值雨季。北部有“好几条因阿尔卑斯山积雪融化而水量相对较为稳定的河流”，这些河流“为工农业提供了可观的水源和动力”。此外，至少在意大利人大批向美国移民期间，北部还存在着“一个世界上无与伦比、无出其右的灌溉体系”。说到意大利北部的农业，那是“满田浓绿繁茂”，产出“各色作物”。南部那种森林被毁和其他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在北部不太常见。
在20世纪中期，约占意大利人口和耕地40%的南部，其产出只占全国的20%左右，北部人均收入高出南部大约2/3到4/5。19世纪时，意大利南北两部分地区的文盲都很多，但南部的文盲（占人口的84%）比例大大高出北部（占人口的59%）。
在意大利的南北两部分，人的差别可以和地理及经济上的差别等量齐观。下面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情况。
人 民
南意大利人不仅有着与众不同的及悲惨的历史，而且其贫困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也是少见的；他们还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其中不少一直体现在美籍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的身上。
南意大利人所遭受的屈辱和蹂躏，不仅仅是有一套不公正或压制性的法律被强加在他们头上而已。因为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贵族和领主直接主宰着百姓的命运，他们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对民众来说，问题不只是要遵守一般的法律，而且还要讨好手中握有大权的人。此种传统的后遗症，即便是在20世纪中期意大利南部的乡村里仍可观察到：
当蒙提格拉诺的一位绅士在集市上买只瓜或一篮西红柿时，他连口都不张，就将之递给离他最近的的农民小孩，或妇女，或男子。后者也会理所当然地把瓜或西红柿乖乖地送到他家里。他可以让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农民给他效劳，但双方从未想到这种效劳要给以报酬。
农民想献殷勤，讲礼貌（civile），因为他心里有数，将来会有一天，这位绅士将在恩顾或加害之间作为适当的取舍。
意大利南部农民不单是贫困和无权，而且也被人看不起。当地的一位小说家曾借他书中的人物之口说道：
在万物的头顶上有个上帝，他是天上之王；
在上帝之下 ，是托尔罗尼亚的王子，他是地上之王；
在王子之下，是王子的卫兵；
在卫兵之下，是卫兵的狗；
然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末了才是农民，
可农民不算人。
甚至农民自己也真的以为他们是“有别于他人的异种”。在南部意大利这样一种等级高度分明的社会里，对于一个农民或农工来说，不管是在工作上、自我进取方面或在公共和政治事务中想发表点意见，表现出任何主动性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主动性不可能招致好报，反而会引起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这些人农民实在得罪不起——的愤懑。农民自己心里明白，必须老老实实地卖力干活，永远听从指挥，不可越雷池一步。后来，美国老板不无沮丧地发现，美籍意大利人身上仍然带有这种消极性格的烙印。
直到向美大量迁徙的时代，多数民众依旧是农业工人——其中少数人拥有小块农田，多数人不是租别人地种就是在别人的地上干活。就那些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移民来美的人而言，其中有77%的人是农业工人，专业人员连0.5%都不到。
尽管就历史的创伤和极度的贫困而言，南部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是难兄难弟，然而他们在某些关键的气质方面，却又彼此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在对待创伤和贫困时各有各的对策和文化上的适应办法。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来自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异族，所以在回应时具有强烈的全民族意识，而意大利农民则长期遭受宗教信仰相同的本族人（或与本族混血的人）的压迫，这种情形使他们不能形成民族团结，而是导致各顾各的绝望做法——完全仰仗直系家庭的其他成员。两国的授命当局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但在爱尔兰产生的那一系列严密组织却从未在意大利南部形成起来，这里最信得过的小圈子很少超出近亲的范围。南部意大利人的回击方式——族间报复和黑手党——也都是以对方的家庭为目标。
南部意大利人长期保持着格外强大的家庭纽带，以此作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社会组织。按照西方世界其他多数地区的准则来看，南部意大利人对家庭的依附太过分了——超出了国家、宗教和道义对个人的要求。感情、忠诚和道德几乎只存在于家庭的范围之内。例如，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只对北部人才有重大意义，是他们在19世纪统一了意大利，也是他们在20世纪成了墨索里尼的主要追随者。南部意大利人认为才教会组织和自身有距离，甚至对它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相比之下，爱尔兰人笃信宗教，教会也和民众一直起长期受到欺压。甚至在20世纪，南部意大利人的哲学也还一直被人称为是“与道德无涉的家族主义”——尽量扩大直系核心家庭的眼前福利，维持家庭的荣誉，并为此二者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被认为对这种家庭以及对南部意大利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因素当中，就有教育这一项。这种教育是在统一之后由北部意大利人引入和掌握的。1877年首次通过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法律。该项法律遭到反抗和拒绝，甚至有人掀起骚乱并焚毁校舍。农民不认为受教育能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实际上在那样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农民的这种看法恐怕不无道理。教育反倒被认为是对家庭神圣性的一种侵犯，是把一个儿童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抽调出来，教之以与其家庭信奉相左的一套价值体系。对于贫困潦倒的平民百姓来说，推失去一个孩子作帮手或出外挣钱的机会，实在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损失。
在南部推广教育的尝试，所获成功是缓慢而不平衡的。近至1900年，南部意大利的文盲比例仍达70%，高出同期英国、法国或德国的10倍还不止。爱尔兰人确实也缺乏教育传统，往往对之漠不关心，但尚不至于像南部意大利人那样极端地敌视教育，并在家中公开地诋毁它。这种态度日后将顽固地体现在美籍意大利移民的身上，并在某种程度上传给他们的后代。
捍卫家族的荣誉，也包括保护年青女子的贞洁。尽量把姑娘们关在家里，出门要有人护花，其男性亲属刻意保护她们，在必要时也会为她们报仇。在公开场合调情，在罗马向属司空见惯，南部意大利人对此则嗤之以鼻。进入本世纪时，意大利南部的私生子在比例上连北部各省的一半都不到。那不勒斯周围地区的私生子比例，只相当于罗马周围地区的1/5左右。
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反映了意大利南部的现实。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多属宿命论者，相信运气，这和天下所有庄稼汉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是靠老天爷吃饭。本世纪中期进行的一次心理学实地研究表明，意大利南部一个村庄里人们的态度和北部意大利人的态度大不相同，两者又都和美国人的态度不同。意大利南部乡下的村民普遍有一种大祸临头感，也同样觉得任何能获得的好处，不是来自命运的赏赐，就是来自大人物的恩典，而与个人的主动性或长远计划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南部意大利农民讲话时，几乎不使用将来时态。对鬼神和宗教的态度也反映出类似的影响。南部意大利人对宗教和灵性的体验，并不意味着要遵循一套既定的规矩以求最终得救，而是去讨好眼前那些捉摸不定的力量——守护神、撒旦，巴结诸如“毒眼”或神奇的数目字这样一些非基督教的魔力。鬼神的力量一旦不灵验——如维苏威火山爆发造成的灾难——那就很可能被抛弃在一边，和乞求时只从个人出发，是一样的短期行为。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对个人能控制的也采取不负责的态度。恰恰相反，在意大利南部，人们苦干、节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家庭的福利和荣誉，并参与五花八门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以求上苍赐福驱邪。他们的文化观念，强调男女对家庭所担负的重任。好汉并非匹夫，匹夫对个人逞能，自找麻烦。譬如，偶而的争吵是应当避免的，但严肃的战斗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容含糊。南部意大利人奉行的准则是，客气但坚定地警告对方不可轻举妄动，一旦对方置之不理，继续寻衅，则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这与爱尔兰人那种一触即跳、瞬息和好的风格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他们对饮酒也持同样严肃的态度。尽管饮用葡萄酒的人很普遍，但是喝到失去自我控制的酗酒程度却十分罕见，美籍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仍保持着这种适可而止的酒量。这种局面可能是由意大利的土质和气候适合于生产酒性发作相对较慢的葡萄酒，而爱尔兰的土质和气候适合于酿制烈性酒的原因造成的。
【 在 PzkpfwV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重型坦克~) 的大作中提到: 】
: 第五章 意大利人
: 今天的美籍意大利人，多数是从意大利南部移居美国的那部分人的后裔。在意大利，高度工业化的北部和以及农业为主的贫困的南部，在经济上和地理上存在的差别，如同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方面的地区性差别一样，都是十分突出的。
: 当年那些到美国去的人，大多住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乡村里和小镇上，一般来说，不是自耕农就是农业工人。他们开始向美国大批移民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在1880年首次突破1万人大关。1890年达到5万，1900年超过10万。在本世纪之初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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