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
在美国和南部意大利一样,家庭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压倒一切的关键组织。确实,家庭几乎是能够要求人们效忠的唯一组织。
宗教并不是与家庭争夺忠诚的强大对手。尽管大部分意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意大利对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意大利普遍存在反对教会官僚的气氛,而由爱尔兰人把持的美国天主教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在南部意大利,教堂的祈祷礼仪很少有人参加,除非逢到圣诞节、复活节等重大节日。在美国,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给教会的捐款,按人头计,只相当于波兰裔、爱尔兰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爱尔兰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时常在天主教教义的观念上发生冲突。南部意大利人的宗教观念不那么刻板,节日礼仪偏重热闹,注重对守护神和圣母玛丽亚的崇奉,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对圣餐或念珠祈祷也不在乎。
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宗教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几个意大利人愿去当教士的,而在由爱尔兰人操纵的美国天主教内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极少有升迁的机会。在移民代,意大利人子女极少在教区学校上学。这些学校即便设在意大利移民街区,也由爱尔兰裔修女来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爱尔兰人手里是一样的。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学龄儿童在教区学校就读的尚不到5%,而在纽约,意大利人的子女入公立学校的人数是入教区学校人数的7倍,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和在教区学校读书的人数,大致是相等的。用意大利文出版的报纸公开鼓励不要到教区学校去读书,理由是宗教教育应当在家庭里进行。
某些爱尔兰裔神职人员甚至对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个人就宣称:“意大利人不如我们聪颖。”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称意大利人为“黑不溜秋的”,叫他们到后排与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与许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组织保持着距离。这又是南部意大利价值观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耻于向别人求援,有了冤枉不求助于警察为之伸张正义,遇到困难也不求慈善机关以苟全。在这两种情况下,意大利人宁可自谋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单身,即便饿着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愿干”。只有在家眷迁来之后,他们才会在走投无路时去求助慈善机构,以免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们到了“奄奄一息,贫病交迫”之时。此种对施舍坚辞不受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前进似曾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大萧条的1930年代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的时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着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组织起互助会。互助会根据其成员在祖国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几,山头林立。这种状况亦见诸于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在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在1910年有400个。在同期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则多达2,000个。他们从未能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为全体美籍意大利人服务的互助总会。不管怎么说,这些互助会总算是一种高出南部意大利共济范围的合作形式,在那里,像这种承担家庭之外义务的做法,可谓是闻所未闻的。一位研究意大利社会的知名学者曾经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区’一词的同义语是困难的。”甚至在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团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展开,后来到了美国仍是如此。
和包工头制度一样,美籍意大利人的互助会可算是向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种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迈进了一步。通用汽车公司、红十字会、政治运动、工会或体协等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组织。南部意大利人一般尚未缔造过此种意义上的组织。他们的那些团体都是由彼此已经熟识的人组成的,一般来说,相互之间或者有血缘关系,或者有教父教子关系,或者(像在美国)有来自同一省份的同籍关系。但是,要把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国,对于南部意大利人也来说,那都是困难的。在南部意大利,正式的组织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外部力量就是意大利政府或罗马天主教教会。全国范围内的美籍意大利人的组织,其形成的时间一般要比其他种族的全国性组织形成的时间要晚,而且通常也根本不像犹太人的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B’nai B’rith)或黑人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那样进行着有效的活动。
意大利移民积极参与其他人所创造的工会,并在组成美国服装工人协会时发挥过作用,但总的来说,他们建立的组织极少。甚至在为共同的目的而采取联合行动时,他们也打个人的小算盘,对不属于本家或本地的陌生人信不过。意大利人的这种作风,在南部意大利以及在现代美国,都可以看得出来。
犯罪和暴力
作为一个移民种族,意大利人的犯罪率是偏低的,而且他们所犯的罪一般都属赌博、斗殴之类,而非盗窃、诈骗或武装抢劫一类的职业犯罪活动。19世纪的意大利移民,曾被描绘为“诚实不亚于鲁莽”的人,就是说,别人不招惹他们,他们一般是安分守己的;比起别人来,他们不太会“捅娄子”。他们不像爱尔兰人那样动不动就吵打得不亦乐乎,打架对南部意大利人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意大利移民身上常常带一把刀或一杆枪,谁敢攻击他们,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有人认为,他们在19世纪大批迁入移民居住地段之后,那里的打斗事件就减少了。在爱尔兰人称霸于移民集居的贫民窟时,无端殴打陌生人或向过路人行窃,乃属司空见惯的事,然而一旦碰上陌生人是个不肯让步而又手持尖刀的意大利人时,搞这类欺侮行人的小动作就十分危险了。
职业性的犯罪活动在南部意大利已是一门高度发达的艺术,特别是在黑手党的老巢西西里。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并不参与这类活动,虽然他们也遭到连累,被无辜地打上黑手党的,岂不知他们自身就是黑手党的主要受害者。在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此时尚未发展到后来在禁酒运动时那样的猖獗程度。更何况,在意大利移民来美的那段时期,美国有组织犯罪的头子大多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各移民种族依来美的时序而在职业和居住区方面带有继承关系,这后来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犯罪上。
意大利人也和其他移民种族一样,较高的犯罪率都发生在第二代人,而不在第一代人中间。在纽约市,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率在两代人之间增加了一倍。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移民当中,有一项特定的罪孽是不存在的。1890年一项调查发现,在纽约或费城,几乎没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现象一样,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
【 在 PzkpfwV 的大作中提到: 】
: 第五章 意大利人
: 今天的美籍意大利人,多数是从意大利南部移居美国的那部分人的后裔。在意大利,高度工业化的北部和以及农业为主的贫困的南部,在经济上和地理上存在的差别,如同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方面的地区性差别一样,都是十分突出的。
: 当年那些到美国去的人,大多住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乡村里和小镇上,一般来说,不是自耕农就是农业工人。他们开始向美国大批移民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在1880年首次突破1万人大关。1890年达到5万,1900年超过10万。在本世纪之初的移民高峰期,每年有25万多人从意大利移居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人移美数量急剧下降,但从1921年起,直到美国制定新的移民法以阻止人们从世界各地大批涌入美国之前的年代里,又回升到每年20多万人。及至今天,仍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每年2.5万到3万之间——继续从意大利来到美国,超过任何别的欧洲国家。意大利人向别的欧洲国家迁徙的数目,与穿过大西洋而移居西半球的数目,几乎不相上下。全部加起来,意大利人离乡背井移居异国的数目,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外迁人数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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