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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wsmth.net/pc/pccon.php?id=6504&nid=266751&s=all 甘茂亡秦
前307年，秦武王意外死亡，秦国政局大变，本来得势的甘茂遭到樗里疾的排挤，于次年在率军攻魏皮氏时出逃。甘茂作为张仪之后秦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出逃在列国中引起了强烈反应。而且由于秦昭王初年政权不稳，秦在对外较量中被迫暂时采取守势，列国遂产生了利用甘茂干涉秦内政的意图，其中又以楚国意图最强。《楚策一》、《楚策二》分别记录了楚怀王欲相甘茂于秦、魏的行动。
秦策二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欲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遂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遂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
乃西说秦王曰：“甘茂贤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险易，尽知之。彼若以齐约韩、魏，反以谋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子曰：“不如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彼来则置之槐谷，终身勿出，天下何从图秦。”秦王曰：“善。”与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齐。
甘茂辞不往，苏子伪谓王曰：“甘茂，贤人也。今秦与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赐，故不往，愿为王臣。今王何以礼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贤，得擅用强秦之众，则难图也！”齐王曰：“善。”赐之上卿，命而处之。
楚策一
楚王闻于范环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环对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举，上蔡之监门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处室，以苛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好谮，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贤相也，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于越矣，而忘之于秦，臣以为王钜速忘矣！王若欲置相于秦乎？若公孙郝者可。夫公孙郝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被王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国之大利也。”（《韩非子·内储说下篇》略同）
楚策二
魏相翟强死。为甘茂谓楚王曰：“魏之几相者，公子劲也。劲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则楚轻矣。故王不如与齐约，相甘茂于魏。齐王好高人以名，今为其行人，请魏之相，齐必喜。魏氏不听，交恶于齐；齐、魏之交恶，必争事楚。魏氏听，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仇也；而魏、秦之交必恶，又交重楚也。”
《秦策二》中所云“苏子”，不太可能是苏秦。现代学者据《战国纵横家书》所考订的苏秦活动年代，其最早出现于前312年（《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陈轸章》），当时仅是陈轸之门客。6年以后的前306年恐怕很难达到《秦策二》中甘茂所显示出的尊敬程度。且此时苏秦尚未入齐（苏秦入齐在前300年以后），对齐王并无影响力。《史记》作“苏代”，亦不确。此“苏子”乃是策士之代称。实际上，从策文内容来看，此策所云并不属实，其中齐对甘茂“赐之上卿，命而处之”，或有其事，但此举对于当时列国政局并无影响，而“苏子”对齐、秦二王的辗转游说则无从考证，实为战国末期策士的习作。可见甘茂亡秦在当时已成为策士练习的命题之一。这篇习作乃是以甘茂亡秦为前提条件，以甘茂个人利益为理想结果的一种策略推演。此类推演习作之原貌保存最完整的，是《齐策三·楚王死章》。
“槐谷”，《史记》作“鬼谷”。此槐谷在关中，即今陕西淳化东，非关东之鬼谷。
“翟强”，常见于《魏策》各章，是魏襄王前期魏国的主要政治家，政治态度倾向于反楚亲齐、秦，前311年田需死后代其任魏相邦，据此策死于前306年甘茂亡秦之后，前300年樗里疾死之前。这期间甘茂寄居于齐，而齐王有相甘茂于魏的意图。从策文中还可以判断此时楚与齐、魏的邦交尚维持正常，则又必在前303年齐魏韩攻楚之前，即前305年-前303年之间。该策士为甘茂说楚怀王，正是想利用楚怀王趁翟强死之机扶植在魏代理人的想法，为甘茂的东山再起创造机会，从结果来看未能成功。“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於魏。”
“范环”，楚国谋士，两见于《战国策》。甘茂执政期间，力主亲魏反韩，无明显的反楚倾向，对楚索要故地的要求阳奉阴违（《秦策二·秦王谓甘茂章》），故楚怀王可能认为相甘茂于秦对楚有利。“公孙郝”即公孙奭（《史记》作“向寿”），为秦昭王之亲信，在范环看来为一有利于楚的无能之辈。
《楚王闻于范环》章透露出了楚与越关系的重要信息，值得注意。自黄以周、杨宽以来，学者皆据此考证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306年。此处对这段时间的楚越关系作一简述。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王无彊时”一段，从体裁和内容来看都类同《战国策》，必定是《战国策》之逸篇，而被司马迁误系于徐州之役前。该段策文十分重要，文理俱佳，可作为一篇单独的策文。原文如下：
……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於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则齐、秦、韩、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晋不战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为，而顿刃於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柰何其以此王也！”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於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於晋？”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於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
据策文，此时韩、魏、齐皆与楚对立，可知其时必在楚怀王十六年，即前313年。这时因合纵失败，韩、魏均叛楚联秦，而楚怀王又听信张仪说辞而绝齐。作为合纵的原盟主国，此时楚势尚强，“叶、阳翟危”，“陈、上蔡不安”，“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中原楚军对韩魏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叶，今河南叶县南；阳翟，今河南禹县，韩之南都；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曲沃，此为南曲沃，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於中，即商於，在今陕西丹凤。这些“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的楚军，我推测可能是前318-前317年前后合纵攻秦时被派往中原的，围於中的楚军是为了配合三晋对函谷关的进攻，并试图收复商於之地，围曲沃的楚军是三晋攻秦的预备队，由于后来魏叛楚联秦，这支楚军就转而围曲沃进行惩罚（《秦策二》云“齐助楚攻秦，取曲沃。”恐不确）。无假关，在今湖南湘阴北，《史记正义》：“言从曲沃、於中西至汉中、巴、巫、黔中千馀里，皆备秦、晋也。”
由于前319年齐与楚争夺“纵长”失败，其后齐楚邦交恶化，双方陈重兵于边，这就是“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莒，此为东莒，在今山东莒县；常，即“孟尝君”之尝，在今山东滕州薛城南；郯，在今江苏郯城西北；南阳，为齐之南阳，指今泰山以南地区。
“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析在今湖北西峡，郦在今河南南阳西北。宗胡，《索隐》：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预云“汝阴县北有故胡城”。夏路以左，《索隐》：刘氏云“楚適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为左，故云夏路以左”，概指楚方城以西之地。
“方城之外”为楚之北疆邻韩魏，“淮、泗之间”为楚之东北疆邻齐，“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为楚之西北疆邻秦，“江南、泗上”为楚之东疆邻越。
“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庞，在今湖南衡阳东；长沙，在今湖南长沙市；竟泽陵，《索隐》以为当为“竟陵泽”，但竟陵在今湖北潜江西北，而庞、长沙皆在湖南湘水之上。故复雠、竟泽陵今地不详，但应也在湖南湘水附近，与庞、长沙一样通过湘水及无假关与楚腹地相联，是楚国的后方战略物资基地。此句话透露出战国中期楚越南线斗争的大体情况，不见于其它史料，故十分重要。由此可知当时楚人是通过湘水将湖南地区（即后世之长沙郡）与其统治中心长江中游地区相联，而此时越人在湖南、江西的势力仍相当强大，可以威胁到楚的湘水交通线，甚至可以攻至湘水、资水与洞庭湖交汇处的无假关，亦可由此推想楚越战线之长。
《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魏襄王七年，即前312年，越人献大批舟船和物资于魏，必然是通过水路。自越至大梁的水路有4条，即淮水-颍水-鸿沟，淮水-濊水，淮水-丹水-雎水，淮水-丹水。无论走哪条，都说明越人在淮泗流域仍十分强大，其舰队可以畅行无阻。
前312年越献礼于魏之举，显然与秦韩魏正准备连横攻楚有关，越亦企图趁机加入连横阵营，继续扩大与楚的战争。这场战争至晚起于楚怀王十年，即前319年。《史记·六国年表》：“楚怀王十年，城广陵。” 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已接近越国腹地，楚在此建立军事力量，必然遭到越人反击。《楚策一》伪托为“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的策文称：“且大王尝与吴人五战三胜而亡之，陈卒尽矣。”所指的就是这次战争。而《楚世家》：
（楚怀王）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彊百万也。且王欺於张仪，亡地汉中，兵锉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
楚王业已欲和於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王虽东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於韩者，以韩公子眛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於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楚世家》此段文字中齐使使遗楚王书及昭雎所议内容，亦为司马迁采自原本《战国策》，其中齐使使遗楚王书及昭雎所议实为独立的两部分，而首尾则为编者所加，未必准确。司马迁系之于楚怀王二十年及齐闵王云云，亦误。齐使使遗楚王书中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当在前311年；昭雎所议称“秦破韩宜阳”，“秦之武遂”，“韩已得武遂於秦”，则时在前308年-前307年秦取韩宜阳、武遂之后，前306年秦归还韩武遂之前，正是楚怀王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前者“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的假设与后者“虽东取地於越”的事实，正反映出前311年-前306年间楚向越地扩张的进展。
“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透露出的正是楚成功击败越的具体手段。“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当是 “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之误，《韩非子·内储说下篇》又作“前者王使邵（昭）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厉门，今地不详。句章，今浙江宁波西北。昧亦应为地名。这段文字虽有讹误，文义不明，但大体情况应是楚怀王将昭滑派到越国担任代表，昭滑成功的策动了越国的内乱，给楚的扩张创造了条件。越人何以接受昭滑，我推测可能是因为前311年秦惠文王死后，张仪被逐，连横运动半途而废，秦转而攻韩，使楚有了喘息之机可以专心对越，越人因此被迫向楚求和。战国时期，求和的一种主要形式就是接受对方人员担任本国的执政者，昭滑大概就是以此顺利打入了越国内部。
包山楚间有“大司马昭滑救甫之岁”的记录，指前316年。则昭滑在入越前已是楚国的主要执政者（同时期的令尹为昭阳）。
“夫史举，上蔡之监门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处室，以苛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史记》则云：“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 上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属魏，下蔡在今安徽凤台，属楚。那么甘茂和史举到底是上蔡人还是下蔡人呢？我认为更有可能是上蔡人。史举又见于《魏策二·史举非犀首於王章》，可见是魏人，而甘茂也才会“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从文化地理上看，魏之上蔡也较楚之下蔡更发达，更接近“学百家之术”之地。而且，史举的“监门”身份也更可能存在于魏国。
这里附带说说“监门”。“监门”一词，又见于《荀子·荣辱》：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
“监门御旅”一词，由于睡虎地秦简中所抄两条《魏律》的发现，而成为学术焦点：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壻某叟之乃(仍)孙。 魏户律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旅)，赘壻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殺。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 魏奔命律
这两条《魏律》中的“叚门逆吕”，应该就是《荀子·荣辱》的“监门御旅”。围绕着这两条律法和“叚门逆吕”一词的具体含义，多有争论，目前尚无定论。我较赞同吴荣曾先生的见解，即监门御旅起初是作为“抱关击柝”的一种职业，但后来逐渐演化为对社会上无编户、无田宅的贱民的一种泛称。《荀子》、《战国策》中提到“监门”时的轻蔑态度与《魏律》对其的严峻打击措施是相当一致的。而监门御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是经济最发达、编户管理最严格三晋国家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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