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华东情报部带进了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的历史渊源,又由于现在的主动投靠,更由于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扬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就将胡均鹤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均鹤的确是以争取立功赎罪的心情认真履行职责的。他主动向组织上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两统(指中统和军统)人员表”。他所在的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中,特别是在破获敌特一些案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的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是由胡均鹤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担任的,随即表示了不满,并对主持上海公安局工作的扬帆提出严厉批评。同时要求对公安局的领导工作进行全面检查。由于在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已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结果就把扬帆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时出现的某些工作缺点和失误,无限上纲为“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政治错误。到1954年初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后,曾经指导过上海公安工作并批准任用了胡均鹤的饶漱石就被增加了一条新罪行。不久扬帆也被打成了“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他那“包庇、掩护和重用大批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所谓“严重政治错误”也就水涨船高地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
1954年秋,”受杨帆牵连,胡均鹤被隔离审查,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胡被定性为“潜伏特务”。
1955年3月,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通报“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后,毛泽东敦促历史上有其它问题的人从速交待。会议还专门印发了逮捕胡均鹤和将杨帆隔离审查的材料。潘汉年有可能担心,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是对自己在旁敲侧击。
1955年4月1日夜间,为争取主动,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时隔19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 “不能信用”的断语(第一次是1936年8月,潘带密码从莫斯科归来,迟迟不去延安报到)。4月3日,罗瑞卿带人秘密逮捕了潘汉年。
【 在 LordNelson (yes and no|fly me to the moon) 的大作中提到: 】
: 胡解放时就是通过潘重新进入TG系统的,这两人背后有没有交易就只有天知地知了
: 所以潘真是小算盘打的响,大是大非上却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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