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讨论，就不说客套话了，直奔主题
1.既然要直接引用主席的《矛盾论》，就应该把引文搞准确了，主席的原话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出自《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2版，人民出版社，第304页
2.主席的原意，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放在矛盾这个大概念下来考量的，原文直接扔掉了矛盾这个概念，只是泛泛的谈论个性跟共性也就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内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不谈矛盾直接谈性质，除了不够严谨外，基本逻辑还能说得通。但是具体到原文所要讨论的斯大林的哲学思想，那就说不通了，因为斯大林最大的问题是否认矛盾的存在，下文再具体展开
3.主席在《矛盾论》乃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中，着重强调特殊性，这个是有的，因为有其现实的历史条件。《矛盾论》是写来驳斥点化教条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将苏联的经验默认为一般性，而无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生搬硬套。《正处》也是建国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要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主席对苏联经验教训的反思，力图避免苏联的失误走出中国自己的路，也就是着重考虑中国的特殊性。但是说主席一贯强调特殊性优先于普遍性，就是以偏盖全了。《矛盾论》的“七 结论”一章说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矛盾的普遍性始终是在特殊性前面的，之所以不多强调，那是因为读者们基本都掌握了，在“二 矛盾的普遍性”这章，主席说
“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
同样地，《正处》里头，第一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分析了匈牙利事件；用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分析资产阶级民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这些都是普遍性的应用。最能体现主席对普遍性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就是他对苏联出了修正主义的警惕和试图解决中国的修正主义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看似苏联特殊性的问题，但是主席很坚定的认为中国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普遍性问题，所以在63/64两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在当时中国体制内解决防修反修问题无果后，毅然于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寻求从下到上克制修正主义的道路。其它细节也能体现主席对普遍性问题的思考，比如64年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条件，都是普遍性的标准：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第四条， 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 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
4.关于斯大林不承认矛盾的理论缺陷，主席这样评价：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矛盾。”
乔治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中也分析了苏联在斯大林治下的种种矛盾，比如经济问题：
“另外, 苏联经济虽取得了某些惊人的发展, 但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缺陷的。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俄国共产党人, 当想想自己的国民经济状况时, 应该觉得脸红。苏联经济的某些部门如冶金和机器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其池部门。当它还没有称得上公路网的东西仅有一个原始的铁路网时,就竟然想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他们虽然已做了不少工作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教很原始的农民一些机器操作常识, 但是整个苏联经济严重管理不善,建设投资急、质量次, 折旧费必须很大, 在广大的经济部门, 尚未把西方熟练工人具有的生产观念与技术自尊运用于生产中。”，
提出了应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
“如果说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认为真理在他们一边, 他们可以耐心等待最终的胜利, 那么我们则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 可以自由地、客观地判断这一论点是否站得住脚。苏联这一理论意味着它不仅完全不允许西方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 而且设想俄国在很长时间能保持团结、纪律和坚韧不拔。把这种假定变为现实, 如果西方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遏制一年, 这对俄国将意味着什么呢？”，
根源就在于苏联并不像斯大林声称的“在很长时间能保持团结、纪律和坚韧不拔”。
综上，斯大林首先是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其次才是试图以苏联一国的特殊性取代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遍性进而压制乃至消灭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正如凯南所指出的
“苏联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它并不急于实现这一目标。进步势力可以为最后决战作长期的准备。在此期间, 至关重要的是, 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热爱与捍卫“社会主义祖国” —已经取得胜利的、作为社会主义力量中心苏维埃联盟, 促进她的繁荣 , 困扰与消灭她的敌人。在国外推行未成熟、“冒险的”革命计划, 会使莫斯科处境难, 因此被视为“决不能原谅”甚至是“反革命”的行动。莫斯科所定义社会主义事业, 就是支持和发展苏联的力量。”
【 在 freeguy ( )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试讲]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个原则性差别
: 发信站: 水木社区 (Mon Sep 17 11:08:26 2018), 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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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odern_CHN 讨论区 】
: 发信人: darkk (darkk), 信区: Modern_CHN
: 标 题: [试讲]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个原则性差别
: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un Sep 16 12:34:30 2018), 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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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用比较的方法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个原则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经济基础社会实践的原因，但是我们提出这个区别是重要的，它可能就是两国不同道路在哲学层面的一个反应。这个差别同时也能够十分方便地说明两国两党的实践的方方面面。这个差别在列宁那里并不存在，但是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比较，就非常突出了。这个差别还有可能是由中国的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经济或什么的反应)带来并且在这其中去说明的。这个差别现在仍然显著地影响着中国的国情，也就是说，当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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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差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在看待个性和共性的关系的方面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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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盗版(经院哲学，一般来说，共相问题)。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方面我们还没找到严格的论述，但是从他的作品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在毛泽东来说，他的看法我们认为可以非常典型地概括在他的作品《矛盾论》的“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这句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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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个原则性的差别在于，斯大林并不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取这种态度(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斯大林在共性和个性上也不取这种态度。毛泽东取这种态度，而且“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也即是毛泽东的看法。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故而我们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真正的正统，而斯大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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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个问题对因果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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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首先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于因果律的看法。因果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因果律的看法决定了，头痛了是医脚，还是医哪。国家出毛病了，哪里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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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认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也就是说，必然是先有特殊性再有普遍性，那么，原因首先应该在特殊性找，而不是在普遍性找。因为普遍性，无论如何来看只能看做是特殊性的某种共同，某种“总和”了。这是毛泽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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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就是从特殊性下手的。我们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里首先就要求我们先把握特殊性(两类)。在接下来的篇幅里，仍然是这样子的操作，即把特殊性暴露出来(《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在这种暴露的同时，提升其中的普遍性和共性，一直到后面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九》……一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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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特殊性绝对先于普遍性，而不发生转换和相互联结，这同样是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故而在毛泽东的行文中，他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们总得来说，是先有特殊性，再有普遍性。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所有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做法观点中都是贯彻的，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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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斯大林不是这样子的。斯大林的《俄共教程》，我们看到特殊性完全是独断的，历史似乎已经成为了“为了历史的历史”“可以脱离现象开始的历史”“真理的历史”。我们可以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都没有这种“历史”，而是毛泽东那样子去把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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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指出俄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应该说，恰恰就是从斯大林开始就有这种根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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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的影响，例如在斯大林那里，问题变成了抽掉了特殊性的“大清洗”，大清洗不是从特殊性开始的，而是要用“一种正确的普遍性”去“压制另外一种(正确的？)普遍性”。在毛泽东这里(无论我们怎么评价他的文革运动)，实际上首先是从特殊性开始(资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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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所谓的普遍性，当然是骗人的东西。普遍性就是某种阶层所要遮盖历史真相的手段，哪怕是真的。因为普遍性的朴素语义就是强调一种“片面的全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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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果律，就我们认识科学和事实的真实发生开始，是从特殊性开始还是从普遍性开始？我们认为始终是特殊性开始，然后与普遍性相互联结。而不可能反过来。任何的运动，首先是部分的运动，是特殊的运动，如此才有“统一”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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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在这里是缺乏认知的。他认为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都是“突然冒出来的”，是“原因”。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的认识是科学的，也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归根到底问题在于“物质”，而且他们是相互联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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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在苏俄一直没有得到端正。斯大林及他们之后的领导人越是普遍地把他们的“普遍性”凌驾于客观事实，就越被其他的苏维埃反感和确认他们的不合理不科学。甚至一直到他们提出了“有限主权论”，甚至滑到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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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这些错误不仅仅是本体论的错误，在认识论上就已经是错误的，而且很早之前(至少从斯大林开始就错误了)就错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避开了这个错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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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也才能对因果律就这个问题方面是认识正确的，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这就导致了中国有条件也事实上能够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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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的道路不是中国人的朴素情感或者偶然努力那么简单，这其中是有必然性的，是受着科学规律而且因为服从这个科学规律的支配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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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并列到辩证法到中国特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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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做一个比对。斯大林那里的错误概括起来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并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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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科学性)的看法是：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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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斯大林不懂这里的辩证法。(或者是懂得，但是我们在他的文献上看不出来了)。而毛泽东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提到了原则性的地位。而斯大林还指责中共“不尊重苏联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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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方方面面来说都能体现“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的自然，就中国的实践来说，他也总是先强调“没有一般的教条”“寻找适当的民族形式”。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是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而这个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要求他首先是从个性开始的(中国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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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成功了，而苏联一直也没搞明白也没产生“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而他们似乎更多地认为“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斯大林对这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是缺乏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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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比如中国人发明的“一国两制”。哪怕是对立的个性，也可以是统一，“两制”，这只是斯大林的辩证法；而中国人的辩证法在于他们可以联结，而且可以和普遍性联结，特殊的制度和普遍性的共同体(也就是国家)，“一国两制”，这才是毛泽东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不仅仅特殊性可以和特殊性处于一个统一体，还在于他们可以和普遍性相关联结，这也是我们看到中共对香港澳门真正的现实的一般政策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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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性可以和普遍性相关联结，他们不是唯心的或教条的无机的并列关系，他们是唯物的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辩证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开始，在斯大林那里却断了，但是在毛泽东（和一整个中共的实践）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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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这是科学的认知。这是科学的发达的辩证法。中国人科学地运用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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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能不能走出新时代的路，中国人能不能将历史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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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论点是能。我们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论证来破除那些认为那些不能的障碍：迄今为止的“普遍性论证”，绝大多数都不是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关联结和转换”开始的。相反的，我们定睛一看，我们发现那些馊水里除了贩卖各种各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普遍性”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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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呢？那些“普遍性”不是也有具体的例子吗？问题在于，那些例子基本上是片面的，归根结底就是阶级的传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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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将一种特殊性夸张地放大到整个“宇宙的必然”，能够科学地认识并且正确地对待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党，就只有一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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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已经用他的历史走出了一条个性之路，这条路还将走下去，而且随着它走下去，它将会越来越告诉我们，真理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才是个性的特殊性的，而什么才是共性的普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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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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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有一个原则性的差别：如何看待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毛泽东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是正确的，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唯物主义的。而斯大林掩盖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在认识论上面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没知道）。因为这个差别，两党的实践就在许多的层面都有不同的差别（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甚至更重要的原因）。这种观点是一个高峰，它不仅仅避开了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一些错误，同时也是真正对资本主义的逻辑的超越，具有极其夸张的优越性。它显著地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基础，并且是真正的真理地解决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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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水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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