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觉得，“牛李党争”这个说法真是冤枉牛僧孺和李德裕了
说冤枉了牛僧孺，是因为所谓“牛党”实际上应是“李党”，不过这个“李”指的是李宗闵
李宗闵虽是科举出身，但从未恪守过夫子“君子不党”的古训，相反，他本人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派阀，牛李党争很大程度上是被他搞起来的。之所以说“牛李”，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李李”不好听：P
白寿彝《中国通史》对于牛李党争的起因，记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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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三年（808），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与李宗闵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骨骾正直，不避宰相，遂署为上第。时李吉甫为宰相，憎恶牛僧孺等人抨击时政，向宪宗哭诉此事，于是诸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人的官职也久久不得迁转，“各从辟于藩府”。
    这元和三年的对策案，史书记载有歧异。有人认为，牛僧孺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他所竭力抨击的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但李吉甫时以宰相当国，打击时政自然不能与他无涉。牛、李长期不得迁转，也必然会对李吉甫耿耿于怀，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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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于牛僧孺，李宗闵更非一盏省油的灯，他通过结交宦官这种为多数士大夫所不齿的途径，抢先于太和三年（829年）做了宰相，并数次排挤李德裕，使他由兵部尚书出为义成节度使，后来又迁为西川节度使。与此同时，李宗闵又向文宗竭力援引自己的老搭档牛僧孺入朝为相，控制了中央政令
李宗闵热衷于党同伐异，其狂热程度时人中无出其右者。许多时候他做事是只看派系私交而不问人品才学的，牛党重要人物杨虞卿、杨汝士、杨汉公（号“三杨”，明朝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大学士也号称“三杨”）都由李宗闵一手提拔。李宗闵之侄李仲言（后改名李训，此人在“甘露之变”中与郑注合谋，结果失败被诛），是一个“多智计”之人，他帮着自己的伯父出了不少主意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832年，李德裕终于等上宰相之位，尽管李、牛二人万般无奈，但党争中的代表人物还是在朝堂之上发生直接碰撞。牛僧孺因为处理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投诚之事不当（牛僧孺不是整人行家，难得由他来报复了李德裕一次，结果立即就被对手抓住了把柄，搞得自己以后很被动。这又更加证明李宗闵才是真正的党魁，他的道行要高深得多），加之又害怕对藩镇用兵，于当年十二月自请罢相，出镇外藩，于是更多的时候党争变成了二李的交锋
然而文宗要诛宦官，二李都认为时机不宜，结果同时被罢相出京。后“甘露之变”发，大宦官仇士良对于在朝官员大肆诛杀，牛李两党的代表人物由于多不在朝，反而逃过一劫

说冤枉了李德裕，是因为李德裕自己从来就对拉帮结派之事深恶痛绝，安在他头上的“李党”之衔，以及聚集在他旗下的众多官吏，多是以政见相合，且组织凝聚力也没有在李宗闵刻意为之下的牛党强烈（李党常出“叛徒”，但牛党几乎没有），根本不是李德裕主动去搞派系的，他这个“党魁”做得既非自觉，又非自愿。当唐武宗要惩办杨虞卿的时候，李德裕还极力为杨说好话，使杨逃过一难（虽然杨并不知道这事）
当李党失势以后，其后代相较于牛党也过得更为落魄，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不像牛党那样有强烈的组织纽带，很大程度上只是李德裕一人在撑着，所以李德裕一倒，他们也跟着倒霉，连有效的互助都组织不起来。后来，李党重要人物郑亚之子、官至僖宗朝宰相的郑畋还为这事发过牢骚，说自己18岁就中了进士，结果被排挤打压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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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sprince FROM 211.71.208.*
FROM 211.7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