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的猫 评论 民族与民族主义

马克思与霍布斯鲍姆对民族主义批判的比较分析
——兼论英国新左派学者对新文化史学发展的影响

英国新左派学者埃里克o霍布斯鲍姆的著作《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纲要、神话与现实》 （以下简称《民族与民族主义》）自1992年发表之后，引起了学界多方的强烈反响。首先，霍氏作为英国新左派学者中的领军人物，其著述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范式成为了西方学术界研究的一支独特力量。其次，该著作系1983年霍氏与T.兰格携手编辑《传统的发明》一书之后，再度以一种被定义为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对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理解的著作，故在新文化史研究领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其三，民族主义问题乃是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学术议题，诚如霍氏在前言中所言，在1968年到1988年期间，学界出版了大批著作对民族主义、民族运动及二者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数量和质量较之20世纪前半叶而言乃是有极大的提升。 而霍氏的著作在这一研究热潮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位新左派学者，霍氏的史学思想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著提及， 较多关注了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在霍氏著作中的影响；而对霍氏的研究在新文化史中的地位，也有相当多的讨论。 这是因为其著作通过建构主义的理解现代国家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契合了新文化史与建构主义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 至于最为人称道的霍氏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更是成为无数学者在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时争相引用的重要文献，国内也发表了一批论文专题讨论霍氏的民族主义理论，并将其理论应用于各种民族主义的比较或是各国民族主义的个案分析之中。 除了以霍布斯鲍姆为主体的学术研究之外，在对英国新左派学者的学术成就又或是作为整体的新文化史进行研究之时，霍布斯鲍姆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重要人物。

上述现有的研究对学界了解与介绍霍氏的民族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均有极大的裨益，大量霍氏的著作译入也充分说明了其在国内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如果以霍氏对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出发点，观察其对19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会发现作为新文化史分支的新左派史学（尤其是霍氏的史学著作）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有着相当微妙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以霍氏的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切入，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如何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影响新文化史的发展。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简要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其次讨论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及其个人对这种批判的理解。尽管这部分的讨论已经有学者进行论述，但论述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史学研究的范式角度出发，本文则试图从对一个概念本身的理解入手，由更为细致的个案出发，来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学的影响。第二部分将被分成三个层次进行具体阐述：首先将从概念层面来梳理民族主义理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其二是通过解读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来理解在概念的意涵发生变化之后——这种变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语境下的新阐释，也包括民族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变化——来解读新左派学者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给养上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最后，本文将对新左派的历史学研究在新文化史发展中的影响进行评估，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发挥出批判性的贡献。

一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

关于马克思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系统地对民族主义问题进行文献整理和观点辨析的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oD.史密斯的观点来看，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对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发轫的现代民族主义进行批判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无论是马克思本人抑或其后来的继承者，均对该问题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据王希恩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研究不仅成为重要的民族主义研究的学派，且对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乃至全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为此，西方学术界有过相当多的讨论和关注，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民族主义理论的对应物（alternative）在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恰恰是国内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了相关研究的论文。

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希恩在回溯马克思主义本身对民族主义的论述时，在政治理论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回顾和反思，并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民族主义的认识的理解划分为批判、借助和吸纳三个主要的阶段。为此，他首先追溯了经典作家们提出的多种关于民族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这些民族主义的共通之处在于，其一，民族主义理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二，民族主义旨在维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其三，奋力、隔绝和发展特殊性是民族主义的共有特征。民族主义的出现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中有其必然性，并将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方案，通过各个民族的首先独立来实现最终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并最终通过对民族、民族自决、民族平等、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改造。

叶江的论述则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对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其比照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阿克顿勋爵的民族主义理论，来勾勒马克思主义批判下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意涵。叶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目的出发，对民族主义作了学理上的深入研究和批判。由于马克思认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斗争是阶级斗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非民族国家斗争的历史，即便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发展最为兴盛的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是次要的，阶级斗争才是主要的。其次，由于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使得民族主义建立的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非广大劳动阶级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甚至可能会对无产阶级革命造成负面的影响。无产阶级运动最终的目标也不是在民族运动的胜利，而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由此则造成了无产阶级并不带有民族性，只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革命最终将超过民族运动，民族运动终究只是历史发展的旁支。

综合上述二位学者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概括。首先，二位学者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及其发展脉络中梳理出了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位置和影响。其次，二位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反对民族主义，理由在于民族主义理论无法体现阶级斗争的本质，其本身是一种资产阶级理论而不是无产阶级理论，尽管可以将之作为实现最终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途径和手段，但并非意味着建立民族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民众斗争形式。其三，从定义的角度来看，二位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定位在一种斗争理论上，而民族主义同样作为一种民众斗争形式，故而两者可以相提并论进行探讨。

然而，如果比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和《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两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来看，霍氏又给出了一种独到的解读，而这本文就是下个部分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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