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商作为职业、社会分工、种族部落群体、阶级，其源起当然与祀、士有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形成有祀商一体、士商一体、儒商一体等特殊型态。如犹太族犹太文明就长期商教一体。殷商之世，也是祀商完全一体，祀、士与商是利益高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春秋时代，儒家逐渐兴起。究极起源，主体就来自殷商后裔，尤以祭祀贵族(祀、士)为其中坚。大体包括三部分，即掌握宗教文化传承的祭司家族、主持商务及公关"外交"的富商家族、维护安全的武士家族，它们分别对应几百年前殷商王朝统治集团三大支柱。
本源既然如此，自然向来也就并无所谓主张重农抑商。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商鞅变法法家最先开始搞地。由于秦灭六国的历史性巨大成就，这一条才变成了后来历代王朝普遍的所谓共识。
先秦之儒家从其根本而言，是反对抑商地。相反，他们虽然身处春秋姬姓诸候环围监控之下，不得不打出"吾从周"旗帜。但从本质上观察，他们是"打着周旗反周"，一直秘密从事反周复殷大业。
经历战国之大争乱世，秦汉之后的历代儒家，自然没必要继续反周复殷。但他们虽然也附和迎合亚细亚生产方式小农经济体系内帝王君主必然的农本思维，却更多强调地还是反对与民争利。说白了，其实就是仍然主张兴商而非抑商。

一、现象
夫子《论语》中厚子贡而薄樊迟。
筑庐守孔子墓三年者，子贡也。为纣王作翻案文字者，亦子贡也。盖棺而论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者，依然子贡也。
春秋时的国际商业巨头子贡，才是"圣彼得"。颜回子张曾子……，马太之流耳。孟子荀子董子朱子王阳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之流耳。至于荀子弟子李斯韩非之辈，犹大、马基雅维利之属耳。《论语》中孔子给众弟子下考语，唯樊迟以农艺事问而定"小人哉"。何为小人儒？夫子早有定论。
    
孔子问志，最后来一句“吾与点也"。那么，曾点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他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状态，古今中外，哪种人能活成那样？什么人是那个样子呢？  
两种人，一为祭司教士之流(包括诸位象牙塔中人)，一为附庸风雅财务自由之商人。

秦汉以来之历代王朝，赵宋一朝最得儒士心。无它，"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耳。儒、商皆如鱼得水。  
元末，士人多厚张士诚而薄朱洪武。亦无他，张以贩盐起家，朱以农夫起义。朱洪武重儒士而多以武力强绑强拉，张士诚重商而士多自归之。  
朱明建政后，多有儒士以大元遗民自傲。亦无它，蒙元虽蛮夷而重商，朱明虽复汉官威仪而重农抑商。    
近现代士人多爱柿油，柿油者，商人之最爱者也。

《三国》与《水浒》。都算是儒生之大作，名著焉。
《三国》主要倾向是拥刘反曹。
曹操重农，而刘备起于织席贩鞋，桃园三兄弟都是小商贩。三人第一次出山登场，就是找了大商人投资。后主刘禅舅家，更是汉末两大巨富豪商之一糜氏。他们家也一直是刘玄德最倚重对象，所谓"位在诸葛、庞统卧龙凤雏之上。"
《三国》书中拥刘反曹，与其作者现实历史中拥褒张士诚贬批朱洪武，立场态度取向一致。  
《水浒传》号称为农民起义作传记演义野史，却不见几个农夫。头领大都是大小市民大小商贩商户。替天行道，为谁辛苦为谁忙？
《水浒》开局就有少华山，没农夫么？朱武(朱洪武)、杨春(常遇春)、陈达(徐达)，是褒是贬，作者自个知道。  
儒生作者眼中，有农夫么？
    
汉高承陈胜吴广之余绪，明祖亦以农夫为根基。两人皆鄙儒而用之，儒生亦鄙两人而投之。强扭之瓜两相厌弃而无奈相合。
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就是个买卖人，卖的就是肚子里那点墨水或黑水坏水。
儒有显著特征叫变色龙，商有鲜明特点叫软弱性。
汉、明皆要到中后期，儒生方得畅快。无它，商渐兴而农益微耳。
    
历代流民起事，唯黄巢流窜败亡之中亦时有士人随之。黄巢者，农夫耶？半似士人又半似商贩，独不是农夫。观其所为，待农夫如驱牛马，与历代其它起事之人颇多异趣。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大多非为工农谋，亦皆非真革命。大多投合于士商之所求，只求改家换姓耳。汤武革命且如此，后世更等而下之。唯汉高、明祖依重于农，差强人意。光武借绿林赤眉之力，再差强一筹。
    
五千年来，真革命者，唯百年以来耳。

商六百余年，宋三百余年，明嘉靖后百数十年。    
周八百年，汉四百余年，唐?二三百年，明正德前百数十年。
五胡、五代隋元清民国，胡夷虏洋或主之或杂之。
姬周稷周，殷商儒商，劳力劳心，食货祀司空，士商工农，资本劳动……
  
儒就是商？
为何孔子《论语》里却要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这是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处境最艰难时。面对子路公开质疑拷问，羞恼之下，孔夫子所给出的回应。
怎么理解？君子儒不是大豪商吗？怎么会落到断粮七天，穷困到如此地步？
孔子一行这趟旅行，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向诸候们推销自己，找机会，也可看作一次商业行为。
他们自信满满，以为自家商品品质高，又是主动推销送货上门，肯定会有很好市场前景，会被热销抢购。
没想到，一路上都是遭受冷遇、讥讽。目标大客户无人问津，偶遇市场同行大都经常夹枪带棒，最后还搞到山穷水尽。
这种情形下，安全总监子路公开提岀质疑：好商品也会根本卖不动？
孔子这时候的回答就有些勉强：
好商品品质高价格高，市场定位通常是最顶层消费者，卖不动是常态。即便这样，也要坚守顶级商品的定位，绝对不能自降身价迎合市场。
这与低端市场廉价商品不一样，那些商品如果卖不掉，就会各种烂招泛滥、无所不为。什么“王八蛋厂长黄鹤带小姨子跑了，""店面明天到期跳楼清仓大甩"……都会出来。
你们永远要记住，我们是最顶级奢侈品，绝不能自降身价。半年乃至半辈子不开张，那都是常态。我们一开张，那就能管一辈子甚至几代人，这也是常态。
我们绝不能用那些廉价商品的滥招。大家再坚持一阵子，我们就可以"下周回国"，迎来"生态化反"的春天，创下能吃几辈子管几代人的大业……
到那时候，你们就可以“我脸盲不知妻美“、"我对钱不感兴趣最后悔就是开创xx"、教导别人要"大家可以先定一个小目标“，写本书《精养……》细致分析详细讲解努力呼应一下"唯女子与小人……"……

二、重读
孔子是殷商祭祀贵族后裔，是殷商遗族们推选培养岀来的先知、救世主、祭祀教主。
孔子在周礼旧秩序最顽固严密的鲁国，不得不打着"吾从周”旗号。同时，他又东奔西走广泛联络各方殷商后裔以及各阶层反对力量，到处渗透安插自己人。努力破坏周鲁旧秩序，争取复兴殷商。
打着周旗反周，是孔子一生写照。

《论语》开篇另类解读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我们学习了理解了掌握了殷商先祖圣贤们的伟大思想、经验、优秀传统、技能、文明文化，还要经常回顾、不断实践、努力传扬它们。这样，我们才能在周鲁姬姓诸候们严厉管控的残酷现实下，立足扎根生存下来，最终实现殷商复兴，真正得到解脱。
这样反复学习、不断实践的过程，难道不也是一种拯救继承发扬传播复兴先祖们那伟大殷商文明文化的正确办法、方式、道路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对于鲁国内周礼旧秩序下近乎窒息的生活，我们早已忍无可忍。“八侑舞于廷，是可忍孰不可忍，"？每天都被强迫着安排去观看学习周鲁姬姓贵族们表演周代礼乐乱七八糟烂演岀，实在让人太难受了。殷商先祖们那更灿烂辉煌文化何时才能公开传扬，迎来复兴?我们热切企盼着来自远方的殷商后裔同志战友们，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新信息好消息。想到他们马上就要来到，我们无不雀跃鼓舞，忍不住高兴得时刻都要跳起来。
《潜伏》等谍战剧中余则成们，他们要是忽然见到了"从延安来的同志"之类，那些场面表演，语言神情动作姿态，确实让人深刻领会到什么叫"不亦乐乎"。
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著作述作，用字遣词一向很讲究，所谓"笔则笔削则削"。
"有朋来，不亦乐乎"其实就已很好。特意添加“自远方来"，内涵自然很可以更加丰富。
既透露出身边斗争环境艰难复杂，朋友在远方。
孔子身边环境？说到辛酸处，四顾皆茫然。
"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子曰：‘吾道穷矣！’"。生存斗争环境恶劣，希望渺茫。
其实，(周王鲁公？)西狩获麟，而孔子却叹气，"吾道穷矣"。
单从这事，就不难分析岀孔子究竟是干什么干了一辈子。
《潜伏》有这么一段，胡宗南打进延安，余则成陪同天津站上司同事旁听收音机广播，还表情僵硬地附和应付几句。但关上门，就身体几近失控。回家后，始终坐立不安失魂落魄六神无主。当天打破秘密工作规矩主动找到"掌柜"，直到听了"有一种撤退……”才安定下来。
这段剧情，完全可与"(姬姓王室公族周王鲁公?)西狩获麟，子曰：吾道穷矣！"对照着阅读理解。
有朋自远方来，也显示了殷商后裔们的力量。我们的组织遍布五湖四海，相互联系密切，革命友谊深厚战斗感情浓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艰难困苦的敌后潜伏战场，我们始终保持着积极奋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一些殷商贵族后裔们不了解我们的秘密身份，但他们接触到注意到观察到我们从事的各种各样"反叛"事业后，却从来不生气不愤怒不批判，更不会报告给那些周王朝姬姓族人。这些人，难道不也是我们尚处于黑暗中的未来同志战友吗！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不断反复学习、深入理解继承牢牢掌握了先祖们的殷商文明文化？还能根据现在的形势，找到新的传播发扬方法，带领大家找到、走岀新的复兴殷商正确道路。这样的人，就可以做为复兴殷商的骨干力量担当起领导责任，培训教导岀更多人为复兴殷商而奋斗。

“克己复礼"

我们要完成复兴殷商的伟大事业，在目前现实形势下，既要看到腐败的周礼旧秩序已经礼崩乐坏，我们的事业前景光明。也要认清这些周鲁姬姓敌人们力量仍然强大，我们还要长期坚持地下斗争，韬光养晦，夹起尾巴做人，积蓄力量。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中抄录孔子语)

我们殷商人丧葬祖先祭祀鬼神是很虔诚地，"敬神如神在”。他们周鲁姬姓在葬礼上做些个人俑，算怎么回事？那不是骗鬼吗？
"人牲"，祭祀丧葬要搞，就得来真地。
周鲁姬姓这样唬弄他们的祖先神灵，他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唬弄他们。最开始废除殷商祭祀丧葬礼仪，用人俑唬弄他们祖先的周鲁姬姓，自己也必定享受不到后人的祭祀。

"富贵于我如浮云"

现在周鲁旧礼制旧秩序尚未崩溃，在这种形势下，富贵对于我们这种殷商后遗而言，真TM地神马都是浮云。可望而不可即。

这些解读比常见通行解释，更贴近孔子所处时代、身份、所作所为。主流通行解读，似乎一直流于"听其言"，只是古人文言字词的现代白话翻译。而这种解读，更重视发掘孔子所处时代局势及个人家族身份背景，重在"观其行""考其实"。

年轻时读《论语》，总感觉东一榔头西一棒，零散琐碎跳跃极大。
开篇《学而》三句，就彼此几乎不搭调。排比句放在一起，就有些奇怪。总感觉似乎缺少根线，需要一根总线索才能把它们串起来。
这些解读，试图寻找到这条线。有这根线，开篇三句就不再彼此跳跃不搭调，而是一气呵成浑然一体。而且，这根总线极大概率正是孔子一生活动与思想的总纲。有这条线，才能把《学而》开篇三句串起来，不至于东一榔头西一捧。
《论语》是语录，但有其总线索。如同毛语录，虽每句每段都独立，但又共同服务于革命这根总线。

宋代赵普曾谓"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赵普一生功业几件大事：帮赵大以宋代周，结束五代武人争夺乱世，帮赵二解决完成皇权继承。赵宋开国就兄终弟及，后来又有几次兄终弟及。这是殷商继承制度而其它王朝罕有，尤其为周礼所反对。…，这些都可算是“类革命"，赵普算半个革命家。
“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正确解读就是：赵普学用《论语》一辈子，从至少一半《论语》文字里只读岀两个字："革命“或“造反"。
赵宋代柴周，实现以宋代周，赵普也算是另类形式完成反周复殷。商、宋、殷都是同义代码。赵宋的祖宗，名字就叫赵弘殷。宋代是秦始皇以来历代王朝中唯一公开宣扬"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命延三百年始终偏安未曾一统，半享殷商六百年、天下共主之地位、岁月。
赵普高举《论语》，也可谓名正言顺由来有自。

孔子《论语》是半部革命、造反语录，亚圣孟子呢？
《孟子见粱惠王》，算是儒家《四书》《孟子》里的关键章节。战国第一嘴炮在这篇文章和同期其它篇章里火力全开。
望之不似人君，内圣外王，王道霸道，天时地利人和，民贵君轻，土地制度，理想国模型……肚子里存货全都岀来了。
孟子要干什么？回到公元前362年这个大背景，可谓一目了然。
前362年，梁惠王称王，正式结束周王一王天下、华夏共主时代。当时，魏武卒横行天下，打得秦国望风而逃。秦孝公一上台就毅然决然重用商鞅，坚决变法图强求存。
这一年，整个周王天下世界都乱了套。卫、燕、秦，三家换了当家人。秦国、韩国这两家魏国近邻，都吓得要学李悝吴起，跟风变法图强。变法风潮在列国成席卷之势。
孟子这时候"当时周天子尚在，何事纷纷说魏齐"，跑到魏国开嘴炮。他鞍前马后奔走蹦跶，为谁辛苦为谁甜？
当然不是为了周王。
实际上他既是为梁惠王称王叫好、捧场、站台，试图投机下注。又暗藏"二次革命"意图、贩卖私货。满口王道、仁政、爱民，背后全是政治算计。
把周王与溥仪未代清帝类比，把粱惠王与袁慰廷划作一类，就不难理解两千年后的孙文孙大炮为何那样推崇孟子了。
两人完全是玩地同一个套路。
孟子当然要支持鼓励梁惠王们，要"利用"他们去扳倒打破周王天下的旧格局。当时诸国里头魏国最强，只有梁惠王有这实力，还公然率先称王。孟子自然要去站台、游说、投机。
后来，他拜见粱惠王儿子梁襄王后，却又明确宣扬“望之不似人君"。
只因那时梁魏国力已经削弱，不如先前强势。孟子见风使舵功力，亦可见一斑。
从后世孙文之手段，可窥其中奥妙。
孙大炮先是与袁慰廷妥协，携手逼清帝退位。又随时准备批斗袁慰廷"窃国”，号召诛“一夫"，发动二次革命。
孟子预埋"民贵君轻"诛一夫民贼等旗号，就是为二次革命，为彻底完成复殷大业留下后手、旗帜。
积极投入参与辅导引导周代同姓异姓诸候乱世争霸，在重建秩序过程中上位获取若干权柄地盘。再在合适时机用"诛一夫，除民贼"之名义，领导完成二次革命，复兴殷商。
周王朝与宗亲诸候们长期监管的殷商后裔孔孟这些人，要代入犹太后裔摩西、耶酥、彼得这些出身地位情形相近的人物对比分析，才能真正掌握他们思想主张的原本起源。

三、析原

汉代之孔氏、孔子后代，曾有推举姬周后代入朝为官。似乎孔氏后人与姬周后代之间，彼此友好得很。
但那时代的孔氏，距离春秋时代的孔子，已相隔四五百年了。经历了战国秦汉长期战争天下大乱，他们与孔子时代的人观念上已完全不同。那时候，连周朝都灭亡一二百年，孔家人还反什么周？
然而，在孔子春秋时代，当时人们观念中，总共才经历过夏商周三个朝代。而夏商周三者相比，有六百年历史的殷商文明历史最悠久，国力更加强盛。其辉煌灿烂荣光，远非夏周可比。
所以，春秋时殷商后裔们对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对于祖宗六百年我大邑商天下共主的光荣历史，当然还是很怀恋崇尚仰慕追思。
对他们而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都不过是以武力暴力甚至是投机取巧压服殷商。所谓"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周王朝灭商后仅仅过了二三百年，就已前有周昭王南征淹死，后有周幽王烽火戏诸候被狄夷杀死。周王朝这类统治无力表现，与大邑商六百年赫赫武功高光闪亮相比，不值一提。经历了周平王东迁后，到孔子时，周王朝更是已经礼崩乐坏。
可以说，孔子生前所知的周代这四五百年历史，与大邑商六百年赫赫武功相比，实在太过不堪了。
殷商后裔们当然因此会对祖宗更念兹在兹，而根本没有什么理由要对周朝产生崇拜臣服心理。
春秋时代的孔子与殷商后裔们，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只知道有夏商周，是一群真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商代遗民。平素里，他们大多是"商民犹记亡国恨，喜闻姬周马上崩"。就象现在某些海外民国遗留，天天靠你唱我和"中国BK论"混日子?
毕竟，当时华夏文明历史还仅仅只经历夏商周三个朝代，殷鉴尚且不远，而征服统治管控着殷商遗民的周朝，表现又各种糟糕。
孔子是以天命凤凰之子自视的圣人、智者。
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被父系殷商后裔族人们灌输教导。他那时就萌发有反周复殷思想，这不足为奇。
孔丘本人生来又是那么人高马大骨胳清奇，脑前脑后放肆生长地都是各种反骨。形貌比较不同寻常乃至反常，大概也因此更受殷商祭祀后裔们重视，也因而获得更多关注与资源投入。成年后，他就被培养推选为秘密教主救世主先知，私下里秘密地打着复兴殷商旗号，啸聚殷商后裔以图复辟。
不妨进一步细究孔子成长的家族背景。
按文史资料记载，孔子十分欣赏推崇管仲。为什么呢？有没有别的因素待发掘？
管仲的父系家族是周王室姬姓后人，是齐国贵族。他们家族与另一个齐国贵族鲍叔牙家族交往较多。
鲍氏家族并非周王室姬姓或齐国姜姓诸候的直系旁系，但却是与姬姓、姜姓惯常相对固定联姻的外戚贵族。就象后世一些蛮夷王朝，诸如辽代的萧姓、满清的佟氏、纽钴禄氏等等，家族就盛产皇后嫔妃。
历史上从上古到夏商周代，早期华夏文明也有很多例似情形。
而鲍叔牙父系族中，虽然会有不少女儿们嫁给了王公诸候家族(极可能就包括管仲这种姫姓旁支)，但父族的男孩们，却大多只能在低于自己家族等级的贵族中找寻合适配偶。
因此，鲍叔牙的母族妻族，很可能来自于地位相对低下的殷商贵族后裔。
鲍叔牙与管仲都岀生于安徽颖上。春秋时，这里属宋国楚国地盘，即殷商后裔主要生活区。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区、美国的印第安人保留区等。
管、鲍家族居于颖上，类似于辽代某支耶律氏萧氏旁支贵族，任职守护居住在女真、奚人等依附部落区，监管该地。
管仲幼年丧父，少年经商。他的岀生地域与幼年人生经历，显然说明他与殷商贵族后裔有极大关联。
管仲年轻经商时，鲍叔牙经常不计利益地多次投资给赚不到钱、分利润还强占大头的管仲。这背后，大概率是鲍家的殷商后裔母族妻族在运作，是一种长期曲线投资交好。
管仲被鲍叔牙推荐，受到齐桓公赏识提拔。执政后，大兴工商，整军经武。这些举措，与周代当时主流治国执政经验明显区别。好比秘密信仰犹太教的某位贵族信徒，在中古欧洲小国执政后，颁布政令推行各种有利于犹太商人利益的政策，破坏封建采邑庄园旧制度秩序，与中世纪主流执政经验相背离。
与管仲受母族恩荫与殷商后裔有很深渊源不同，孔子的母族颜氏，却是周公旦鲁国姬姓公族旁系后代。
孔子对母亲族系的态度，虽只有委婉提示：唯女子……。但也从中可见，孔子对母族态度并不热衷。
孔子地位提高、条件改善后，对颜氏一族似乎也不真心实意有所关照。他声称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孔子母舅族人)，日常生活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最后饥寒贫病很早就死了。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食割不正不食，比较讲究，但他却老是夸赞颜回的安贫乐道。让人总感觉他似乎在骗颜回，是所谓的捧杀?
管仲家族背景与人生成长经历，决定了他很重视母族妻族。但孔子，却明显更重视父族。
同样是幼年丧父，同样是岀生于母亲族人所在国度，也似乎都是由母族养大。凭什么说管仲重母族妻族，孔子却更重父族呢？
这并不是双标，他们是有内在一致性，是相互统一的。
孔子与管仲的一致性在于：管仲母妻族鲍叔牙家族的母妻族、孔子的父族，他们都是殷商后裔。
他们这些殷商后裔，才会更加重视这种跨国族界限婚姻所生的后代。因为他们才可能需要凭借这种联姻，才更需要依靠这些后代去改善处境、提升地位。
反过来，孔子母族颜氏，本就是鲁国公家贵族。管仲、鲍叔牙父系，同样本就是齐国贵族。他们这样的家族，也就反而会轻视与日益败落的殷商后裔贵族之间联姻，他们也会看低这种婚姻所生后代。因为他们会降低家族的声望，损害家族的利益。
这种跨国族界限婚姻内，地位不同的父族母族，对于后代们各自具有不同态度。
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得管仲与孔子都成为了更多地受到殷商贵族后裔支持照顾培养的杰岀人才。他们的根本立场态度，也会因此更倾向于殷商后裔。
他们取得一定地位能发挥社会影响后，就都站在肯定扶持容纳殷商这一边。也经常否定周代当时主流体系，直至秘密地致力于推动复兴殷商。

管仲打着“尊王"旗号，孔子打起"吾从周"旗号，但却都不同程度地照顾发展壮大殷商后裔、破坏周代礼乐秩序。
管仲作为姬姓旁支，却大兴工商，辅佐姜氏诸候齐桓公称霸。不但破坏齐鲁经济旧秩序，也进一步摧毁周王天下旧礼制秩序，加速开启了争霸之世。
管仲身为姬姓旁支后代，都可能因为殷商后裔长期投资交好拉拢，走上资敌挖姬周墙角几近投敌反姬周道路。何况身为殷商后裔中杰岀人才，甚至私下很可能被秘密奉为祭祀教主的孔仲尼？
孔子"述而不作"，改造周公礼为孔礼。(孔鲤者，孔礼乎？)到处联络诸候及各阶层，哪里有乱子，他就往哪里跑。累累如丧家之犬。

四、结语
孔子真实人生，可参考同时代及稍后以色列大卫王所罗门王后裔摩西式、耶稣式的先知、救世主，大体类似。
他主要生存活动于春秋中晚期周代东方诸候国地域。这是殷商传统统治的近中心地域，也是周代殷商后裔被迁移编管时主要生活区域。周公东征大清洗后，安排了众多王室宗亲功勋诸候严密监管这一区域。孔子及其门徒以及诸子百家不少开宗立派者，在这一区域内，都属于被监管阶层。他们的地位与埃及统治下的摩西，罗马统治下的耶酥相近似。
孔子是殷商后裔，他对发展工商业、武装掠夺有爱好。这些技能才是殷国商族建国立族的根本、遗传。他对周朝建国立族的根本，对农耕文化兴趣不大，骨子里极其鄙视厌恶。
这与经后世歪曲后的儒家以农为本、崇尚安定和平等等思想，可以说完全相反。
孔子很欣赏管仲大兴工商扫除夷狄富国强兵，经常吹捧，也有很深研究。
他最喜欢的弟子，其实是子贡与子路。他们一个是大商人，一个是武夫。这两个最有本领的弟子，对他也最崇拜忠诚。他能长期彻底忽悠住国际知名大富豪的钱袋子和牢牢掌控住自家团队中的刀把子枪杆子，显然投注了更多心血。
他常挂嘴边自称最喜爱、树为门面招牌的弟子颜回，其实只是他用来对外挂出的道德幡子。颜回可说是被他捧杀，其实竟是穷困而死!这样的最喜爱，真让人唏嘘。
他另一个农业科技研究员弟子，则被他当众公开骂作"小人哉"。
孔子生活在所谓周王天下的春秋时代，尤其是他主要生活在创制了礼乐文明制度的周公旦直系后裔所主宰的鲁国。这样的生存背景下，他只能高举"吾从周"政治正确旗号。
但他所作所为，其实一直是到处串联殷商后裔。他试图借助东周王朝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的大背景，实现反周复殷。他表面上只是整理周故系统编纂周代文化典籍"述而不作"(好象清代文字狱背景下学者们只搞点考据之类)，其实暗中却搞了很多文化清洗。汉代孔宅墙壁出土的蝌蚪文古文经，(《死海古卷》?《约柜》?)才是他真正的事业。
孔子是很敢打敢杀，很富有冒险投机精神的。
在春秋时期层层封建世卿世禄的现实制度下，他没有多少出头上位机会。他一生辗转于各国，哪一国发生国际争端、诸候宗族争位、贵族下克上之类的外斗内乱，出现了政治投机机会，他就往哪里去。即使被围困很危险，他也能耐心等候。甚至底层贫民奴隶流亡造反，他也主动与之联络，试图寻找利用机会。

孔子父亲是殷商没落贵族祭司武士，后来勾搭上了一位鲁国公室旁系远支贵族家的庶女。他会成为有块小土地的乡镇奴隶主庄园主吗？
恐怕不会。
春秋时，土地世袭层层分封，孔家殷商后裔宋国人身份，没落贵族地位，都不可能在鲁国搞到土地。当时还没有土地自由买卖，有钱也买不到一亩地。
孔家当时的身份职业有两种可能，一是殷商祭司阶层派驻到鲁国乡村的小祭司(类似西欧某封建主公国伯国侯爵领地上一个犹太教堂里的小教士，或一个乡村天主基督教堂里的神父之类)，而且还是有地下传教嫌疑的秘密宗教小头目。
其二就是开了几个孔家连锁书店之类的小文化商人。这是殷商族人老本行，就象欧洲犹太人，专干这个。形成排它性组织团队，也发展得比其它人要好。
所以，打倒孔家店这口号是有渊源根据的。孔夫子家很可能就是开店铺的。只不过到孔子手里，他比较厉害，把卖(南子)人体艺术陶盘木雕、宋国人体艺术年刊系列杂志的连锁小书店，发展成新东方教育集团了。
孔子思想中，其实商人意识很浓地。
比如大商人吕不韦组织人编的《吕氏春秋》里，就记录有一则故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这则记录明显是推销商人思维模式。子贡赎人故事比较有名，究竟是杜撰还是实有其事呢？
《论语》里孔子否定了"以德报怨"，明确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这观点而论，恐怕这些故事是真实地。
等价交换的商人思维模式，一直都在孔丘思想体系中。甚至可说是其思想体系中基础性质原发性质思想，因为这是殷商后裔必然的本能。

一东：原来孔子也卖过盘？
周游列国(岀国商务旅游?)时，孔子见南子(苍老师)，是去宋国(日本)谈肖像版权收费？
孔子运气好，有子路这样得力的安全总监保证他完美避开钢琴师的仙人跳……
俞精养：原来孔子也是做国际高端人口贩卖生意地。……


北大张新泉
2021.11.11
浙江杭州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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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杨慎释读《禹碑》，既有文字文化研究之个人兴趣使然，也有当时复杂政治因素考量掺杂，并不单纯。

嘉靖年间，流放云南多年的杨慎，花了一番心思解读《禹碑》。不久后，大明朝很多地方就都掀起一场翻刻岣嵝禹碑的浪潮。流风所及，海外蕃属附庸之朝鲜、日本，也都多有引入、效仿。

明代各地及朝鲜、日本翻刻复制变造的《禹碑》、《岣嵝碑》....，摹刻形制大都与最早版本岳麓《禹碑》有明显差异。基本不再按九行九列(最左第一行五列）排列字符，而是参考借鉴采用了杨慎的解读文字后，按照更符合阅读习惯的形制重新排列。

换言之，明代嘉靖年间很多地方官僚、学者卷入参与的这场翻刻复制浪潮，大多彼此心照不宣地默默为长期流放的杨慎“站了一次队”。

《禹碑》现在已能确定主要内容就是古版《洪范》等等文本之文眼，杨慎的解读完全是因科考八股文习惯而做地牵强附会。为杨慎站台的明代各地翻刻禹碑，也都被杨慎所误导。都是以讹传讹，甚至可以说是都变成了一场不伦不类闹剧笑话的参与者。

那么，杨慎的解读错误，究竟是失误，还是主观故意呢？

这又关涉几个问题。

杨慎之前，是否有人正确解读过《禹碑》？

比如，宋代王安石变法派这些人。现在最早的《禹碑》就是他们临摹刻制的，王安石变法纲领就是《洪范传》。他们刻录的版本，其形制明显与《洪范》文本相关。要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禹碑》与《洪范》的关联，似乎很难说得过去。

当然，要让他们一个个的字符讲清楚，一个符文为何是这个字而不是那个，恐怕他们也办不到。毕竟，这东西就是个孤本，宋代时，甲骨文还没出土。中间断档太多了。

同样，杨慎即便略知禹碑与《洪范》关联，他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

杨慎即便能解决一二，但他还有时间吗？

最后，杨慎和宋代、汉代的儒士，知道禹碑与《洪范》关联后，他们当时敢公之于众吗？

这就转回到那个难解之谜了，禹碑与《洪范》、《尚书》的关系，为什么一千年乃至两千多年来一直要被人们隐藏掩盖埋没？

杨慎与禹碑关联年表：

嘉靖三年，四朝元老二朝首辅杨廷和“致仕。”同年，杨慎(杨廷和子）发起二百余朝臣抗谏，掀起大议礼政潮。杨慎被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

嘉靖十三年，长沙兵备道张素(张碧泉)将拓印《禹碑》带给杨慎。同年，帮嘉靖打赢大议礼政争的宠臣，杨氏政敌首辅张璁多次请辞。
杨慎这时已流放十年，年已五十。

嘉靖十五年，杨慎“解读”《禹碑》，并作序文、诗，广寄友人。各地开始摹刻禹碑。

二、
东晋时梅赜献书，但所献书却成了所谓伪古文《尚书》，最后，伪古文《尚书》长期都成为了官方定本。
明代，杨慎解读禹碑后，各地从此广为翻刻。且翻刻禹碑大多参考了杨慎之释读，改变了宋代禹碑原来之排列形制，误导后人甚多。

两者之情形，颇有一些相似可类比之处。

以杨慎之解读“有误”而论，既疑似并非其本人主观故意误导，又难逃掺入诸多个人政治因素考量之嫌疑。
以此类推，当年梅赜献书“作伪”之真实情形，也许亦如是然。既并非全然本人主观故意（他吃太饱撑的？），但显然也有个人或古文《尚书》学派政治因素考量掺入其中。
当然，梅赜献书、伪古文《尚书》与东晋时又一位孔安国不无关联，这背后涉及的秘密，可能性又更复杂了。

杨慎之解读，除了试图与嘉靖帝、大议礼后当权派开新战场较劲，检阅当年集体挨打屁股的队伍，重新吹一次集合号。但他应该与孔家人没有太大关联，也就与传国传世秘宝无关系。他的解读，大概率不是主观上故意误导，以进一步掩盖传国传世秘宝。虽然他父亲是四朝学士三朝辅臣二朝首辅，甚至还在四十多天时间没有皇帝的空窗期里当了"代理皇帝"，他们父子俩应该知道天下间所有"秘密"。

给禹碑蝌蚪文字造成了实质误导、掩盖，但杨慎这次甚至已不是杨家人的第一次了。
隋文帝杨坚之时，就改汉南岳天柱山为今南岳衡阳衡山。这次改封，也将汉代文史资料中金册玉牒、禹碑与蝌蚪文字三者之间的关联，不经意地掩盖了。后世人已很难想到蝌蚪文字与金册玉牒之间的联系。
杨慎的解读，更彻底斩断了蝌蚪文字与《洪范》《尚书》文本之关联。因为他的示范，五六百年来解读禹碑都是在按八股文拼凑习惯，强行佶屈聱牙，牵强怪字附会僻文。
杨家人里还有一位才子，也与"碑文"发生过关联。汉末三国时的杨修，比曹操更快地猜出了"绝妙好辞″，谜语碑文的谜底。他这份"猜字"过于敏捷的特殊才华，或许也是一条最终必定被曹家人宁杀错不放过的理由。
《尚书》专案组正式成员固然不得善终，候选成员，也会受到另类对待，提升危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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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果
对于西晋时期发生于首都洛阳的武库大火，史书上记载颇简略。
如《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所谓水火无情，这场大火直接后果便极为惊人，能够装备二百万人的军器一次性全部毁灭。这数量自然远比二百多万件军器火毁更为惊人。

大火不仅烧毁了汉末以来从魏蜀吴三国，以及军阀世家贵族、民众手中收缴上来的各种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的武器和文物。

在这次大火事件之后，史料中就再也不见有“大黄弩”、“连弩车”、“襦铠”等等这样的东西。

洛阳武库大火，对军事战争的影响最直接，也极为显著。

短期内，西晋边军与西羌等边境部族作战结果，就由此前常胜鲜败，迅速转为因装备供应不足而越来越不利，屡战屡败。

中长期而言，洛阳武库大火给中原汉民族带来的军备不足影响，在此后中国境内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普遍地大范围地存在。

甚至几十年后，东晋王朝与前秦苻坚打淝水之战时，还有明显影响。从双方到各方，几十万军队打起仗来，几场动辄斩俘万计的后续战役，战后胜利方统计所得军备战果，常常不过数百具装备。

几十年后，中原汉族偏安南渡后所建立的东晋王朝，也曾开展过一些战略性政治军事行动。这类“北伐中原"行动开展时，封官划地、给人给粮给钱都还行，但器械军备，常常是明确记载无有。主持"北伐"的带队将帅，他们需要自筹武装另想办法。

"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粮米），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
什么都可以给，就是明白地专门记载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可给，"不给铠仗”。

二、影响
洛阳武库大火是最终造就五胡乱华、胡人入主中原的最直接军事原因。

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原王朝与草原牧骑或周边蛮夷之间的战争，几乎立刻就退回到石器木器时代水准。军事战争技术长时期内都是大倒退，战争野蛮程度则急剧上升。当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落后野蛮屡屡战胜文明先进才成为可能。

事件发生前数千年内，中原王朝对比周边蛮夷始终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尤其是此前四百年汉代，对外战争频繁，中原王朝军事优势更明显。所谓"一汉当五胡"、"三胡"，都是常态。

即便到了汉末乃至三国乱世时期，虽然瘟疫、灾荒、内斗、战乱不止，接二连三恶性循环，但汉人军事装备水平及战争技术仍然始终维持较高水准，遥遥领先于周边。

汉末经历瘟疫、黄巾大起义、军阀战乱，整个王朝上上下下乱成一团。汉人内部打得昏天黑地，连洛阳、长安都曾被烧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天下人口，十存一二，国力实力潜力丧失殆尽。然而，即便内部破坏如此严重，西北东南周边的匈奴、乌桓、鲜卑、西羌、南蛮、山越等等，仍然被公孙瓒、曹操、诸葛亮、孙权等中原势力死死压制。始终全都只能被打压臣服而无法反抗。

因为当时华夏文明汉民族手中的数千百年所累积军备，仍然分散掌握在各个大小割据势力手中。汉民族内部分散在各武装集团手里的百战之兵，彼此争斗无休无止，却都依然具有对周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但洛阳武库大火造成汉族军备毁灭性打击后，汉民族与周边蛮夷都回归到木器石器战争了，汉人军事优势终于彻底丧失。

西晋末年，史料常见汉族各方势力集团，动辄抓丁拉夫拼凑起数万、十数万、数十万所谓"大军"，却大多在与胡人遭遇后，一战乃至一触即溃。其根源正是晋代洛阳的中央武库装备毁灭后，只有地方武库装备的少数精锐拉起拼凑的这些庞杂乌合之众，根本毫无战斗力。

从前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军事，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司马衷"何不食肉靡"、外戚干政、贾南风胡作非为、八王之乱，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将关注重点放在政治举措得失、制度设计缺陷、政策决策失误上，忽视了洛阳武库大火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与意义。

历史真相都在细节中。

对比而言，八王之乱无疑更能引人关注。它持续了较长时间，政治角逐此起彼伏精彩纷呈，帝王将相历史名人主配角走马灯快速换场，各种阴谋诡计层岀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堪称是一场戏接着一场戏没完没了的颇为罕有的历史长镜头。

至于空前绝后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它似乎只不过是一场已成既定现实无法改变的短促而盛大的烟花烟火。它注定只是一个静态的既定事实，只能作为分析历史事件时的一个参考因子、固定因素。自然也就常常因此被人们忽略不计。它似乎只是个历史视野中的客观物件，其起因尚不明，甚至有可能不过是偶然因素引起的自然天灾。

一句话，它只是个"死事件"，而不是一场场能够鲜活起来的历史人物戏剧。

然而，相对于八王之乱这样的历史大戏活剧而言，死气沉沉乃至几近无人关注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恰恰就是一件真正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具体细节。

当然，就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来说，佛图澄等佛教徒以及其它历史人物的各种反常活动，自然也是更具体的细节。

人们透过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能看清更复杂的历史真相。这是由这场大火独特的历史作用后果地位所决定地。洛阳武库大火，对于当时及此后数十百年乃至千年中国的军事、政治乃至宗教文化及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都造成极重大极关键乃至决定性影响。

客观而论，八王之乱从早期的宫廷内宗室、外戚之间的朝堂权斗宫廷阴谋，发展到后来任何一个旁支远亲乃至阿猫阿狗，手里有几千人的地方武装就敢拉壮丁扯队伍下场去参与真正的冷兵器军事战场博杀。这其中的转折关键，正是由于洛阳武库大火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能拥有对于其它势力的绝对性压倒性优势。

当年，司马懿用几百近千死士僮仆，出其不意抢占了曹魏的洛阳武库，就一举奠定了司马家篡夺曹魏的根基。司马氏统一天下后，更是收聚天下武兵而集中于洛阳武库。

而到了西晋洛阳武库大火后，短短十几年，便国破家亡，扮羊扮狗臣仆于胡人。

司马氏之天下，得之于洛阳武库，也失之于洛阳武库。

此后，周边及内迁的长期臣服于汉晋朝廷的五胡诸族，之所以能够借机而起，从卷入参与到晋代司马氏朝野争斗，快速发展到取司马氏灭晋而代之，进而持续展开抢夺问鼎中原资格的战争。

五胡你来我往，把草原游牧习俗、战争规则搬到中原农家沃土。化中原汉家富饶故土为胡骑逞威战场，任意驱驰杀戮汉人以之为两脚羊而血沃中原祸乱华夏。

五胡乱华能够愈演愈烈持续数百年，同样因为洛阳武库大火后，汉人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王候、世家、军阀，没有任何一支势力还有压倒性军备优势，从而能够再压制他们。

八王之乱大剧能持续展开，能愈演愈烈，五胡乱华能延续几百年，显然都与洛阳武库大火所造成的军事形势格局有重大关联。

而五胡乱华之后，佛教才真正昌盛起来了。

原本汉人有儒学独尊与本土道教等文化信仰体系，佛教虽然从东汉初年就已东传中原，但一直很难真正立足广传。五胡乱华之后，佛教借助胡人政权力量一举登上中国舞台。避乱江东的偏安南朝也寻找佛教求安慰。

追根溯源，公元295年洛阳武库这场大火，不仅重创了汉民族军事经济政治，也改写了华夏文明的宗教文化文明版图与历史进程。

洛阳武库这场大火究竟是偶然因素引发的自然天灾，还是某些势力蓄谋已久所致的人祸？如果是人祸，又究竟是谁主持策划制造？或暗中推动？

按谁得利最多谁嫌疑最大，谁最反常谁最可疑等范式去推断，以前末进入历史观察视野的人物、势力，现在恐怕都得重新给予审视考量。

尤其是佛图澄团队为首的佛教势力，他们在这起事件前后各场合的表现，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三、推理
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最有名和尚除了后期的达摩，在前期，首屈一指的是佛图澄(公元232一348年)。

史料记录的佛图澄生活年代，其实与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并不相合。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发生时(公元295年)，他大约六七十岁(?)，虽是盛年(据说他活了一百多岁)，但当时尚未抵达中原。

但他有一则故事，却很值得人们关注。分析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这则故事能让人把他及他的团队纳入研究分析视野。

《高僧传》书中这样记述：

一次，佛图澄与石虎共同坐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中堂上，谈论经法。佛图澄忽然吃惊地说：“糟了!糟了!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他拿酒瓶向幽州方向喷洒。过了很久，佛图澄才笑着对石虎说：“现在幽州火灾已经救灭。”

石虎觉得这事有点奇异，不太相信。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幽州去验证。使者回来后，对石虎说：“那天，火从幽州四大城门烧起，火势很猛。忽然，不知怎么就从南方飘来一层黑云，既而天降大雨，将火扑灭。雨中还能闻到酒气。”

佛图澄这位大佛，九十来岁老迈之时，随手就能灭火于千里之外。那么，在六十多岁的盛壮之年，他会不会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西域河西某地，主持策划在洛阳武库放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上最盛大烟火呢？

在襄国石赵朝堂上略施小技，覆灭数百里外幽州大火时，他还特意用酒来施法。
信不信当时就是没净水？信不信他还很从容地"过了很久"才笑告石虎自己确实厉害？
这番操作，真地很有技巧。
用酒而不是用水去灭火，这是什么神操作？这欲盖弥彰的蛇足马脚漏洞，是否又太大了些？

单就这次大展神通操作而论，襄国施法酒灭幽州大火，至少透露以下关键信息：

首先，佛图澄及其团队，对当时天气状况细节信息，有详细情报了解、把控能力，也对相关信息有绝对掌控技术。

其次，他们有能力在较大城市内布局，同时在四座城门一起纵火。四门起火，这火也太"自然"而"绝非人为"了？

再次，就整起事件始未而论，他们的势力能量，显然已能渗透整个后赵政权石虎朝廷的宫廷内外。
这样一个明显有人为痕迹、事涉军事重镇安防、非同小可的烧城事件，最后居然能被巧妙地演绎成佛图澄小施神通的展示，令人不寒而栗。

佛图澄及其背后团队，他们能轻松自如地周密布局数百里外大城纵火大阵仗，确实值得注意。也令人怀疑，他们本就是有过类似乃至更大纵火案经验的熟手。幽州这场戏，不过是他们照葫芦画瓢、精益求精之后，又一次牛刀小式。

为展示自己千里外洒酒救火神通，甚至不惜在大城四门纵火。单以这种操作论，甚至可把佛图澄与后世那些暴恐头目等同起来，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极端主义宗教分子，向来都是这么胆大残忍而又精致。

当然，也必有痕迹。

那么，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有无可能正是这个纵火团队第一次试验这种酒水灭火的大型宗教表演时，搞砸了才发生地?

也许二十多年前洛阳武库事件，他们当时对具体风雨天气的气候细节，掌握还不够精准。对纵火規模、具体环节步骤，掌控也不周密细致准确。……

于是，事件最终失控！

当然，还有另一种更大可能性。他们早就抓住了、看准了，当时西晋朝廷、中原武力的最大弱点、死穴。他们是蓄谋已久一击致命，就此开启了五胡乱华佛门登台的乱世。


佛图澄及其中亚胡人弟子，以及石勒石虎等后赵羯族政权骨干，他们所宣传信仰的佛教并非原生印度佛教。而是掺杂了大量中亚袄教、拜火教等等成分，是由各种极端分子拼凑而成的变种佛教。

尤其是"拜火教"这名称，实在有必要关注。

此前，佛门虽然无太大进展，但毕竟在洛阳已有近三百年根基。他们已能渗透到河洛地区，从宫廷到奴婢各个社会阶层，初步完成了全覆盖。无论是人力储备、组织体系、物资准备，还是信息情报体系等等，都足以支撑佛图澄团队去开展一场宗教表演或纵火阴谋了。

佛图澄等人所组成团队，甚至只需对具体纵火有丰富经验就行。而这恰恰正是佛图澄等人具备的，有些技能还是他们独有的、特别擅长。

佛图澄等变种佛教拜火教徒，长期生活于严重干旱的中亚地域。他们对干旱、风雨气候等天气变化，比中原汉民显然有更强更灵敏感知。

此外，一些中亚地区猎手驯练金雕之类飞禽，已有数千年历史，经验丰富。这为他们远距离掌控情报、传递信息提供了可靠保障。

早期猛火油等特殊物质的发明使用，也正是由中亚地区拜火教徒变种佛教徒率先采用。按有关史料记载，洛阳武库大火的发生与最后失控，恰恰正是与意外出现在现场的大量来历不明神秘火油有极大关联。

尤其是从相距仅仅二十来年后的那场幽州纵火灭火案例来看，佛图澄等人对具体细节能熟练操作，对于各环节有周密掌控，技术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当时最强。

总之，佛图澄等极端变种佛教拜火教徒，既有"开启乱世，为传播佛教拜火教创造更好环境条件"的明确目标强大动机驱动，也具备最充分作案条件。一些必须条件，他们独有而其它势力团队完全不具备。二十来年后的洒酒灭火幽州，表明他们是惯于此道的熟练老手。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他们是幕后策划与实际操作的最大嫌疑人。

四、结语
虽然确实能找岀佛图澄等人作案明面上相互关联乃至足可形成锁链的证据。但在笔者内心里，因为始终难以排除某些极端道教势力、归降吴人中某些反晋复国势力……等等嫌疑，总觉得佛图澄或其它极端佛徒嫌疑或许应减小。

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发生时，距吴国归降不过十五年。当年吴主孙皓受降后表现还很硬气：亦虚此座以待。不比三十年前归降的蜀国刘禅：此间乐，不思蜀。

且吴国归降前已历三世，所谓"恩泽犹在"。归降才十五年的那些被迫迁居洛阳吴人之中，意图借司马氏内乱谋复国者，并不在少数。

比如，最突岀的孙秀（？~301年）。他是归降吴国宗室，信奉五斗米道。随赵王司马伦，工谄媚，擅书疏，颇得宠。一直为司马伦谋划，离间废太子，杀贾后，帮司马伦登帝位。玩权贪秽，睚眦必报。 他策划火烧武库大案，就既有动机也有能力。

佛图澄等羯胡族佛教徒拜火教徒即便作案动机目的鲜明、证据链条完整，也很难让人完全排除洛阳武库大火是由孙秀等人或其它势力所发动的嫌疑。

附录:

僧法诚者，西域羯胡属，太康中入洛。嗜酒，每日但卧寺中。天久旱，诸寺观奉诏祈雨，皆无所应。寺中众僧以法诚率性任酒，数责之，如是十数日。

是日晨，愈热。法诚忽起，频呵役者，又告众僧：未时，将大雨。诸僧皆笑之，后乃验。

有异之者，以告张华。华云：是僧，吾知之。自西域来洛，步千里而足俱废。不良于行，每日但卧寺中。洛地寒湿，久之，腿寒疾。素日饮酒，乃稍瘥。天将雨，必大作，人不能堪。

僧法应者，佛图澄弟子属，善调鹰，常自言能千里视。勒每战，法应皆预告敌所在、兵将粮草大略，皆验。勒奇之，问右候。宾曰：诸地僧众，每有大事，书密信系鹰足。千里之外，旦夕能知。百里之内，无所不晓。

洛寺有长明灯，其油非寻常，胡僧多用之，或谓之西域猛油。

除开洛阳武库大火这一超级变量造成的客观条件，晋代的赵王司马伦与千多年后的明成祖朱棣，显然具有更充足条件去完成夺位任务。

然而，成王败寇之下，谁还会花心思去对比分析、“发现"这些？谁还去比较分析后，"发现"洛阳武库大火对后来各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相关进程的关键性影响决定性作用？

敦煌莫高窟323窟壁画佛图澄千里洒酒灭幽州火。
蓄有浓密长胡须的佛图澄，真实年龄或永远成谜。

《高僧传》原文

澄又尝与虎共升中堂。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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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非南明)局势迅速崩盘的若干客观原因与可能外来因素

对于明亡清兴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失败方大明朝的制度缺陷、政策得失乃至主政者各方势力的各种个人错误、缺陷、责任。几乎到了用放大镜显微镜努力寻找越找越多的地步，陷入一种成王败寇的观察思维窠臼。失败者承担一切过错、责任，研究者观察者一旦思维陷定在这窠臼中，就难免失去了客观中立，有失偏颇。

对于其中的很多客观因素，"死因素"，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意义价值作用影响。对于胜利者获利方历史书写者的观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为研究者对于失败方大明朝的各种问题，以前已有够多乃至过多、不无夸大的检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仅从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客观因素、外来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补不足，聊备一说以资参考。

一、内因

中枢变动频仍、政局动荡混乱不堪。

1620年一1627年，明王朝七年内，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换了四个皇帝。其中，1620年七八月份，一两个月内就换了三个皇帝。

皇帝走马灯，一朝天子一朝臣，中枢也就变动频仍。统治上层架构，也因此长期不能安稳。决策者人事变动频繁，政策方略也就难免朝令夕改，乃至动辄全盘推翻。

和平时期，这样的局势也会因内部频繁争斗纷攘而致自相扰乱，乃至逐渐自取灭亡。面对内乱外患两重压力一齐来，更是极易每下愈况陷入恶性循环而根本无力扭转。

本来，治大国如烹小鲜。戒急用忍，向来都是统治者决策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的为政之道。面对危局，尤其需要保持镇静心态。

但天启嬉玩而委政阉竖(魏忠贤是文盲加流氓)、崇祯性急偏狭，这样政治幼稚的低能青年，在太平年月里连守成也并不容易，何况要当家做主决策应对大乱之局?

气候异常，罕见天灾接二连三。

既为反叛者提供源源动力，也让决策者应对危局的决策余地、腾挪空间日益缩小。最后往往明知是饮鸠止渴火上浇油，但也只能陷入决策死循环。左挖右补竭力支撑，最终也是让“救时”之人前赴后继却无力回天。

王恭厂军火库从万历后期到崇祯朝，一再爆炸。军火储备毁之殆尽，熟练工匠百不存一。

这直接造成明末军事崩盘。

总体上由依靠火力压制勉强支撑危局保持相对优势，变为冷兵器对抗时步兵难以抗衡骑兵以短驭长屡战屡败无力挽回的格局。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对朱明王朝而言，朱元璋起兵时，面对蒙元、张士诚、陈友谅等势力，并无优势甚至可说是居于末位。可谓夹缝中努力乞活，一次稍大的失利便足以让他万劫不复为他人作嫁衣。但他最终却剪灭群雄驱除鞑虏，写下了从乞丐到皇帝的人生传奇。

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鄱阳湖龙王庙风生水起。

而到了朱由校朱由检兄弟，同样是十几二十岁的小年青，却攻守势异。

运去英雄不自由，王恭厂上风雷动，二百七十年王朝转眼间烟消云散。

二、延申

财政

明朝灭亡是财政崩溃、银子的分配占有出了问题吗？

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长时期大面积饥荒不是变态而是常态。对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言，正常时候，金银贵金属都只是经济体系社会系统的调剂补充。说得极端一点，大多数时候，它们甚至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玩意。
明代的银子，绝大多数长期都是埋在宫库中、府库里、家宅地窖下、起义军埋在山洞沉在江河中的死物。

对王朝稳固统治真正关键的东西，一是粮草，二是军火，三是有军事经验有战斗力能掌控得住的兵马。

靠银子打仗，谁会捞银子谁就是能臣？于是甚至魏忠贤都可以翻案成能人？
这种见识真地有些浮于表面、浅薄。

和平时代，皇家短期内突然聚敛大量金银(如明武宗让财政管家刘瑾、钱宁等人搜刮)，意味着变相加税、抽离社会流动资本扰乱银钱市场交易秩序、扰乱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刘瑾当权四五年时间，为明武宗比正常年份多捞了几百万两银子，便足以让弘治朝的盛世局面迅速变成正德年间的动荡不休叛乱不止。

而灾荒战乱年代，皇家不谋求兵、粮根本，再用心于金银聚敛，那就不止是本末倒置饮鸠止渴，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了。

党争
明亡于党争？
明末党争严重，根源也正是在于君主更换太频繁。皇纲失序，最高权力长期处于相当程度真空状况。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或许赢者通吃，退一步却极可能死无葬身。稍有政治头脑的官僚，都会不由自主抱团自保、追求政治进步。于是，激烈内斗不可避免。没有东林党，也会有西林党。

皇权频繁交替，皇帝们病衰老幼，皇权脆弱，镇不住场面，才会有朝野党争。

七年换四帝，历史上出现类似这样的政治事故，很少有不天下大乱翻船变天的。

七年换四帝，不光是政治上造成中枢崩溃，引发内斗激烈内耗严重。在整个王朝臣民心理上也造成严重的灾难性打击。

大明朝史无前例的在位长达四十八年的老皇帝万历驾崩时，大明朝全体臣民大约都有天塌了的感觉。

然后，春秋正盛的新君上台，搞了一把新气象。大赦天下，大发赏钱，大施恩典，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然而一个月后，他又死了!

大明朝臣民们心中的恐慌翻了一倍。

再然后，更年青的少年天子上台了。几年下来，宫廷、朝堂阉党东林唱大戏，狠狠地折腾了几把。当然，一番内斗激斗虽是牺牲很大，但最后总算坐稳了江山。臣民虽然各种忧虑，但也渐渐又安定下来。

然后，他也又死了!

短短七年，祖孙三人全死了!

无数臣民心中，大明的天这回真的彻底塌了。不知多少人在心中盘算起来：大明朝怕是气数到头了。

王恭厂爆炸、接二连三的天灾，更加剧无数人心理上的崩溃：大明朝药丸啊!

当承天意而登位的天启帝死了时，大明朝祖孙三帝接连驾崩时，妄定年号为天命、天聪的建虏头子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却始终活蹦乱跳、春秋正盛，地盘越弄越大，家里头还不断添丁进口。

许多时务学校毕业的俊杰，不少研究天意的文武大臣、社会贤达，只怕都在心中敲鼓：莫非天命在彼?

七年换四帝，也不仅是造成人心动荡，心理崩溃。

七年换四帝，还直接造成明末财政上的破产。

许多研究明末财政的人，总弄不明白大明朝国库银子哪里去了。

封建时代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莫过于先帝发丧修陵、新帝登基大赏军民。这种事儿花钱，没有量入为出凑合着办的。从来都是每办一回，就得堆出一大笔惊天烂帐。

这种花钱海了去了的事儿，七年内办了三轮。万历的丧事、泰昌的登基，或许还有点章法。后面那两场大丧、登基大典，朱由校、朱由检哥俩，懂什么?管什么用?都是无底洞。

三、外因
把观察眼光从中国地理范围内、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自身，扩展到大航海之后全球范围人类文明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观察，就会看清发现另外一些"客观"事实。

明亡清兴，失败者并非只有朱明王朝、大顺大西以及三藩这些汉族势力，而是包括满族在内整个中华民族。因为，从大航海全球时代眼光看，由于明亡清兴，中华民族还整体丧失了一次压过西方率先进入近代的最好机会。

明亡清兴，胜利方获利方并不止是满清。因为若从大航海全球时代眼光观察，更大的获利者胜利方是整个西方世界。它们毁掉了一个可怕的潜在对手，让西方在主导全球近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不受威胁再无敌手。

看明亡清兴，总结大明败亡之因。不能总是在失败者身上找寻越找越多的原因责任，有时候也可以睁眼看看当时的世界，想想这场历史巨变中，获利方胜利者历史书写者们做了些什么？掩盖了哪些东西？不能总是在胜利者留下的成王败寇思维窠臼中打圈圈。

利玛窦等罗马传教士，从中国澳门广东一路北上经过南直江浙到北京，他们看到了什么？怎么想？

他们看到了一个远超西方任何一个近代萌芽小城小国规模、人口众多富裕繁华统一强大的庞大帝国。其纺织工场、铁器工场、商业规模都超过西欧总和。东南地区中下层社会识字率、文教发达文明开化程度远超欧洲，对西方新科技知识开放吸纳能力惊人。规模庞大的东南海盗海船纵横东南洋，西班牙荷兰殖民先锋与之相比，也全都无法占据上风优势。

到北京后，他们看到的又是一个几千人数万人规模的庞大近代军工生产体系，数十万军队，超百万人口大城市。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不在一个量级。

对他们这些有新全球视野的开拓者来说，这一切都会让他们极其震惊乃至恐惧。 这根本不是新大陆印第安土著、千万人口印加帝国，见到手持火器白人就视为神灵跪拜的皮萨罗开局模式！

他们唯一庆幸的，当时这些中国人对他们真正目的一无所知，对新全球时代一无所知。很多人对他们十分友好乐于交往交流。

当他们发现有机会一击致命，毁掉这个上帝子民们西方各国潜在可怕对手、亿计人口异教徒生活的庞大帝国时，他们会怎么做？尤其是这个帝国大多数人对这潜在致命一击、最大死穴尚末足够重视，还不知其真正价值份量，还忙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朝野纷争没完没了之时？

他们会帮这个帝国一把，努力把它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让它从此更加不可战胜？这个帝国就会从此感恩他们的努力帮助而敞开对上帝使徒的怀抱？

金尼阁1613年罗马汇报之行，1621年带新指令重返中国，背后究竟有没有，有什么秘档？五年之后，就发生了王恭厂爆炸。真地是巧合？

历史不能假设，但从客观条件而论，也许，明末中国曾有过比之于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时代更好的一次率先进入近代文明的机会。然而，这次机会也许恰恰是被人蓄意策划给阴掉了，而并非是某个意外或失败者自身的某些这样那样数之不尽的过错、责任所导致。

胜利者获利者在收取巨额回报之时，还把失败者失败的所有责任原因全推给了失败者。让失败者的后人们至今还在“成王败寇"的思维窠臼中，用放大镜显微镜继续努力地寻找自己身上那越找越多的错误、缺陷乃至丑陋、愚昧，彻底抹掉他们身上的自信自豪。

让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民族，把各种《丑陋的xx人》当作醒世教材解愁良药，在不断自虐中苦思、寻找出路，难道不更有趣吗？

王恭厂爆炸后果、影响究竟大不大？

王恭厂爆炸前，明军早已有萨尔浒大败。在辽东战场已屡战屡败、大量府镇州县早已丢失。

王恭厂爆炸对于明亡清兴大局的影响还能有多大？

也许，仍然要站得更高、要有更广阔视野，才能观察得更清楚。

王恭厂爆炸前，明王朝在关外辽东战场确实已有诸多失利似乎几近崩坏，但整体而论，局面其实并不严重。

王恭厂爆炸前，明廷在关外辽东面对的局面形势，与宋代方腊初起时席卷东南几十个府州县，性质大体等同。与万历三大征时期，每次都是当地官方武装先吃一场大败，丢掉大量州县军镇，性质也大体等同。

在当时明廷朝野多数人认知中，这只是叛逆反贼初起时攻势旺盛，而地方军队朽烂防守不力屡见叛降的基本套路操作而已。一旦朝廷真正重视起来，正规大军通常很快便可扑灭反叛。

事实上，萨尔浒战役后，王恭厂爆炸前，明朝辽东战场在孙承宗等人努力下，就已有极大缓解。

严格来说，杨镐、熊廷弼、孙承宗直至袁崇焕，主要都依赖蓟辽辽东军镇越来越有限原有力量，文臣宦官带粮草军需督阵就地征兵调将。 真正举国调兵遣将，洪承畴松山之役才是。

战略上言，直至崇祯早中期，大明王朝对辽东建虏仍是攻剿战略，是三年五年还是更多几年才平辽。

然而，王恭厂爆炸了，明朝中枢又经历了史上罕见的七年换四帝、内廷内阁为首的大批不同派系文官将帅走马灯换人、决策中枢乱套，上述多数人的战略认知也就只能落空。

无论是盛壮年泰昌帝还是青少年天启帝，但凡多活几年而不是即位一月、七年就死，决策中枢能维持最低限度基本稳定。王恭厂没爆炸，军备充足的明军退到战线已不是过长的宁锦战场，打出一场消耗战乃至歼灭战。从而遏止住辽东建虏上升扩张势头，稳住辽东乃至逐步削平建虏收复辽东，这类战略构想并非难以达成。

然而，王恭厂爆炸导致明王朝军备军储一扫光。这一严峻后果从军事技术上，客观上就让上述战略构想不具备可行性。

而同时期明王朝决策中枢又因为七年内换四帝，彻底大乱套。更从政治上使得明廷的辽东战略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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