蝌蚪文符在复制临摹刻录到汉代、宋代以来的禹碑之前，在有可能镌刻、铸范于夏鼎之前或同时期，就刻于被称作"洪范九畴"的金册玉牒上。
"洪范"标示了其内容与《洪范》文本有关，也指示了其时代背景与制作工艺。"九"则表明了其构件数目，也指明其内容涵盖九大领域。只有这个"畴″字，似乎有作进一步更仔细推敲的必要。
如果是"筹"，则可直接标示其九个构件的形状，"玉筹"也就可让人一目了然。但用的却是"畴"字，怎么理解呢？
与殷商、箕子家族似有密切联系的福建漳浦赵家堡《禹碑》、《大韩平水土赞碑》，形制为方正册页形状，字符数为四十五个字符左右(前者四十二、后者四十八)。字符数量、排版与其它禹碑大不相同。字符数量，更符合《洪范》文本内容涉及的九大领域关键字眼数目所呈现的"一、二、……八、九"数列之总和，与《洛书》点线图形数目和一致。
而《洛书》点线图形正是方形，布局更近乎"畴″字之示意。
综上，或可推断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上九片玉牒为长短不一的狭长玉片(甚至或有圆形玉片)，各玉牒上所镌刻蝌蚪文字数目以″一、二……八、九"排列。九片玉牒按《洛书》点线数目布局图形陈列，整体组成正方形图案，镶裹于方形黄金薄片。
这样一种组合布局形制，似乎才更贴近"畴″字之意涵。
以上推断，将《洛书》图形、《洪范》文本、蝌蚪文字金册玉牒实物三者密切联系起来，把各种信息串成一条完整线条，比较合理。但是否属实，尚有待相关文字、文物考古新发现。
书法家谢云老先生前不久去世了，他生前自创鸟篆体书法，别具一格，据说就有参考禹碑蝌蚪文字等因素。
窃以为谢老先生之鸟篆或许有借鉴蝌蚪文符外形之处，但与禹碑文字关联不大。因为谢老之鸟篆书法，有自己的造型规则。其规则，当然可断言与禹碑蝌蚪文字造字规则完全无关。
谢老先生之鸟篆，是对现有成熟汉字给予外观上求奇求新美术化之书写方式上的变异。用知识产权术语来套用，它不是发明创造了某个新汉字(发明专利)，而是汉字的实用新型、外观变化(实用新型、外观专利)。
禹碑蝌蚪文字则不然，它很可能是最早期的汉字，是早期人类刚刚直接脱胎于象形绘画表意，初步用更抽象化的简化符号来代替象形绘画表意，是原始造字时代的"发明专利"。
当然，考虑到金册玉牒的特定作用、意义，参考后世同类器物如玉玺王印之类，它们上面篆刻的文字，对于当时常用文字而言，一般有美术化加工，增加仿制难度以保密、强化独特性权威性。所以，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既是汉字最早期的起源性文字，是"发明专利"版的最早汉字，又可能还是早期常用起源文字的美术化"艺术化"加工、变体，也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版的最早汉字。
秦代以来，历代王朝向来有追求所谓的"传国玉玺"，视其为争夺天下、与传国宝鼎地位相同之重要信物，是政权天命所在、合法性、正统性的证明。夏周九鼎消失后，它更成了唯一"凭证″。
这个观念远非秦代以后才有。自尧舜禹乃至从黄帝开始，就有了。秦代以前两千多年甚至三千多年里，金册玉牒一直就是这种传国神器。它甚至比夏九鼎更早更久远，更重要。由于蝌蚪文符与《洛书》的特殊联系，由于它独一无二、难以辨认模仿的文字特性，使得它更神秘、更具"天命″色彩。它每次出场，不是与帝王重大事件相伴，就是与"天"意志相连。
因为金册玉牒具有类似玉玺王印特殊性质，其持有者地位特殊、其使用场合特殊。蝌蚪文字从被创造出来开始，就是一定要有难以"辨别、模仿″的硬性规定、要求，以便具有保密特性，保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千年来、两千年来，蝌蚪文字之所以难认，亦有这一"先天″因素使然。
从这个角度而论，谢云老先生在现有汉字基础上创造的鸟篆，或许借鉴了禹碑蝌蚪文字当时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技巧，但绝对没有禹碑的造字规则内涵，与禹碑造字规则毫无关联。
蝌蚪文字这种早期文字发明专利、外观专利二合一情形，大大增加了解析其成字造字规则难度。从这个角度而言，谢云老先生的鸟篆也是极好的提醒:欲解析蝌蚪文字造字成字规则，须先褪去其"外观专利"之扭曲掩饰，还其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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