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卖部里的小哥俩，是小伙伴们最羡慕的对象。

出了小学院门，跑过几丘田，再穿过一条马路，就是小卖部的所在。那是一栋二层的房子，主人把临街的一个小间辟成一个店面。这马路是村子通往城里的唯一一条路，这小卖部也是村里唯一的一家。它承包了村民们的油盐酱醋和小伙伴们的零食文具。

小哥俩里的小哥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母亲和村里其他农妇不一样，她身板挺直，干净利落，说话做事极为爽快；他的父亲则矮矮胖胖慢条斯理，脸上总是堆满和气的笑，时常讲些不大不小的笑话。小哥长得像他父亲，白白胖胖，笑起来脸上肉肉的；他的弟弟则更像母亲些，瘦小精明。

小哥时不时带些零嘴来学校分给大家。作为回报，或者说因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小伙伴们也时常光顾他们家门店。照看门店的通常是他们哥俩。挨着马路的、他们家房子的侧面，有一块很大的平地。平地上总是高高地摞着一堆长长的粗壮的竹子——他们家也是村子里的唯一的毛竹收购点。

小哥的父亲总是招呼村民们坐下，喝水聊天；他母亲——村民们称她老板娘——则在一旁清点毛竹的数量、尺寸，算珠子在她手指下纷飞作响。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小学的暑假，我的父亲也常常带着我，把自家的毛竹拖到这里来，换取下一年的学费。偶尔，父亲会从刚刚接过来的钱里，抽出几张，让我去小卖部买雪糕吃——小哥家的小卖部里有村里第一台也是唯一的一台冰柜。

因为占了地利，因为他母亲的能干，小哥家的生意慢慢做大。夏天收毛竹，冬天收竹笋，还让村民们学会了编竹凉席然后收购。他们也收购木材、木炭等等。再后来，他们租了学校闲置的教室，开办烟笋加工、笋罐头作坊。几乎山里的所有产出，他们都收购；几乎所有的村民，包括妇女老幼，都在他们各色小作坊里忙活过。好几个冬天，我的奶奶也曾带着我在作坊里帮着煮竹笋、做罐头。腾腾的热气和火光里，大家说说笑笑。完工的时候，小哥的母亲给大家发工钱，小哥则跟在身后帮着算账发钱。看到我，我们相视一笑，他还是那样白白胖胖。

几年后，小哥的母亲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参加了海外考察。她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然后，他们家的生意从村里扩展到县城，全家搬去了城里，小卖部关上了门。

进入中学后，学业繁忙。我很少再见到小哥。小哥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职业高中毕业后，去省城念了大专。
再一次见到小哥，是大一那年的寒假正月里。我在家里烤火。当地人的风俗，正月里，每家要有一个年轻人全村走动走动，代表家里的长辈给各家各户拜年——在每户人家里坐一会，喝喝茶，聊两句，吃些果子点心。我家是外乡人，又住得偏僻，并不太走动，也少有人来我家走动。然而，那天，小哥来了。

多年再见，我们都很高兴。他说，他在做一款软件，我回城里后，一定上网找来用用。我们匆匆道别，他忙着走完村里其他几户人家，然后还要回城里去。

之后几年，听说小哥家在城里的生意起起伏伏。小哥家想回村里，重拾以前的收购生意。此时，村里去往城里的路多了几条，活泛的人也越来越多。收购生意似乎越来越难。小哥俩都在上大学，他们的父亲还惹了一些风流债，家里开销大，他们的母亲独木难支，一套一套地卖城里的房子。

再之后，人生繁忙。最近从老家得到消息，几年前，小哥一家四口回到了村里。小哥多年漂泊，一直没有结婚，也没有什么积蓄，还得了重病。他母亲不放弃，在张罗募捐，村民们50、100地凑着，凑了不到一万块，对于小哥的病情是杯水车薪。他小弟结了婚，又离了婚，前妻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如今，小卖部又开起来了，一家四口，就像他们小时候那样。只是，如今，小卖部由小哥俩父母照看着，小哥随时等待生命的结束，小弟则在村子里打些零工勉强维持。

我想起小时候。我手里拿着我自己刚刚挣来的钱，跑向小哥，小哥笑盈盈地打开他们家冰柜，拿出他觉得最好吃的雪糕，递到我面前——那是我最沁凉的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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