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财新记者对刘靖的专访。
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仅五百人
财新记者：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患病趋势如何？
刘靖：近年来，到门诊就诊的孩子确实比过去多了。比如，与三、四年前比，以抑郁情绪来就诊的孩子，包括有自杀自伤想法或行为的孩子确实比过去多，尤其疫情以后感觉明显增多。但从发病率角度讲，目前没有之前的数据可以对比，所以不能有确切结论。
财新记者：如何理解背后影响因素？
刘靖：可能跟多种因素有关系，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比如学习压力、家庭关系、校园欺凌，还有网络暴力等不良因素。
财新记者：近年这些环境因素恶化了吗？
刘靖：其实这是逐渐积累、逐渐变化的过程，比如学习压力问题，是这些年来孩子们越来越深切体会到的影响因素；比如家庭关系，现在父母的关系跟过去相比不如过去稳定；疫情期间，孩子在家学习，自我管理差，亲子冲突也增多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孩子情绪产生影响，使孩子出现情绪方面的问题。因而我们看到的以焦虑抑郁情绪为主要表现的孩子，现在还是比较多的。除了直接影响外，环境因素还有可能诱发孩子罹患某种精神障碍，如抑郁症，孩子的心理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多。
财新记者：与成人相比，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疾病诊断有哪些特点？
刘靖：在诊断方法方面，没有本质区别。诊断时都需要按照诊断规范去走，包括采集详细病史，进行全面的精神检查，做必要的辅助检查和心理评估，再综合这些信息，最后根据诊断标准来进行诊断。诊断标准与成人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也是相同的。
但孩子的语言和认知发展都比较有限，所以在精神检查中，问题的询问要结合孩子的理解力水平去问。但即使这样，可能孩子们也不能给我们非常清晰的描述，所以对他们整体的症状观察非常重要。有时也会借助玩具、游戏等灵活的方式来进行检查。
与成人精神障碍相比，儿童精神障碍的诊断难度可能相对要大一些。儿童精神障碍有时症状不典型，有时疾病发展变化较大，同时，孩子们常常不能够很好地描述他们的内心体验，因此诊断困难较成人多，需要更加深入和较长时间的观察。
财新记者：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在临床应用的比重是怎样的？是否有所侧重？
刘靖：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治疗手段方面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儿童精神障碍的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能够改善孩子各种精神障碍的症状，如：改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幻觉妄想症状，稳定孩子的情绪，控制孩子行为，改善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非药物治疗，主要包括心理行为治疗、康复训练、脑电生物反馈治疗、经颅磁刺激等。对孩子们来说，具体使用哪种治疗方法，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某些疾病来说，药物治疗是最为重要的治疗手段。比如儿童少年精神分裂症，其幻觉妄想等症状必须用抗精神病药进行治疗。但是与此同时，可根据儿童青少年情况，辅以康复治疗，促进患儿的功能恢复。也有的孩子病情恢复得挺好了，但是对回学校压力很大，这时就需要给他支持性的心理治疗等。
但是某些疾病，药物治疗相比较而言就没那么重要了。比如对于焦虑障碍，心理治疗会更重要。如果孩子的焦虑症状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理治疗可能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对于抑郁症，也要视孩子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对于抑郁程度为轻度和中度的患儿，英国NICE指南首推心理治疗。但在中国，由于心理治疗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对抑郁症孩子，抗抑郁药使用比较普遍。对于轻度抑郁症孩子，可能也会予以药物治疗。对于中、重度抑郁症患儿，药物治疗更是重要的治疗方法，尤其对于重度抑郁症患儿。
财新记者：在轻中度抑郁症患儿中使用药物治疗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刘靖：其实抗抑郁药起效比心理治疗快，疗效也往往比较好，所以对抑郁症患儿症状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抗抑郁药治疗可能也会出现药物副反应，比如恶心等消化道不适等，但抗抑郁药总体副作用比较小。
财新记者：对于儿童青少年患者而言，精神疾病临床治疗可及性如何？
刘靖：近十年来，国内儿童精神科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医可及性跟过去比有所改善，但依然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
专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全国有多少呢？目前国内没有实行专科医生的认证制度，所以没有准确数据，粗略计算约有500人。而全国18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将近4亿，儿童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所以患者和医生的比例悬殊非常大。
另外这些专科医生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所以在很多地方，孩子的就医面临很大困难。像我们在门诊看到的孩子就来自全国各地。也有的孩子可能就诊于当地的成人精神科。因成人精神科医生对儿童精神疾病的诊疗经验不足，也有很多成人精神科医生缺乏儿童精神科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诊疗对他们而言困难也比较大。
抑郁障碍识别不足，多种疾病易被忽视
财新记者：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是否存在诊断和识别不足的问题？有什么难点？
刘靖：目前在国内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识别不足非常普遍。我们有时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孩子自杀后留下的遗言，或家里人描述的孩子的情况，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孩子具有典型的抑郁症症状，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抑郁症症状没有被识别出来。
在相关的原因中，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家长没有疾病的概念和相关知识，因而他们不会特别关注孩子的情绪。或是关注了孩子的情绪，但是没有从疾病角度去理解。所以孩子的病情没有被及时识别出来。
当然孩子在学校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令人不高兴的事情，无论是人际方面还是学习方面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但如果他们的低落情绪持续时间比较长或程度比较重，就不能单纯用这些事情去简单理解孩子情绪方面的变化了。尤其当孩子告诉你，其实自己的情绪低落跟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关系，自己就是不高兴不起来，那就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抑郁症问题。
第二，大多数孩子们不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抑郁情绪，因而也影响家长们对孩子抑郁情绪的识别。但也有少数抑郁症孩子会上网查阅相关知识，发现自己具有网上描述的抑郁症症状，因而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主动来求医。只是这样的孩子确实比较少，年龄也主要为青少年，小学生一般都不会。
第三，孩子抑郁症症状与成人抑郁症症状相比，没有成人抑郁症症状那么典型，也是影响儿童青少年抑郁症识别的一个因素。如快感缺失，即遇到高兴事，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个症状在成人往往比较典型，但在孩子的抑郁症中，有的孩子在遇到高兴的事情时，也会有高兴的情绪，只是不像平时那么高兴，而且这种高兴的情绪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因为孩子有笑容，家长就会认为孩子的情绪没有问题。
此外，国内没有针对儿童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的常规筛查，因而不能通过定期的、简单的筛查方式发现孩子的抑郁情绪。
当然，也有家长和孩子都察觉到了抑郁症状的存在，想就诊但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就诊，因而延误了诊疗。还有孩子可能就诊于成人精神科，而成人精神科医生可能经验不足，也会出现诊断方面的困难，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孩子们抑郁症的整体识别和诊断。
财新记者：对于孤独症发病机理、诊疗和康复，近年来全球学界有哪些突破性进展？
刘靖：孤独症致残率高，疾病负担重，是一个全球热点，所以相关研究特别多，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这种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非常复杂，所以还没有非常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对该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认识也在不断的进步。包括对易感基因的功能、孤独症儿童的脑发育特征等，也发现环境因素，包括高龄怀孕、孕期用药、空气污染等会增加子代患孤独症的风险。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基于新型科学技术的发展，筛查和治疗的方法也有新的变化，如通过孩子的视频来筛查孤独症儿童，通过虚拟空间技术开展康复训练等。另外也有学者研究孤独症的生物标记物，探讨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生物学指标来预警、预测或进行孤独症的诊断。
财新记者：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还有什么精神疾病较为常见，却容易被家长忽视？
刘靖：在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中，有很多种疾病都很容易被家长忽视，比如多动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比较容易被家长忽视。因为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不同于一些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是以过度活动、不能集中注意力、好冲动为主要临床表现。这些症状其实在正常的孩子中也偶有表现，所以家长很容易忽视。
还有抽动症，这些孩子总爱挤眼、咧嘴，或者清嗓子。这些症状会被家长认为是孩子的坏毛病，家长还有可能会因此训斥孩子，不会从精神健康的角度去考虑。
另外还有焦虑障碍，孩子常常过分担心一些事情。坐汽车怕汽车撞车了，坐飞机怕飞机掉下来，妈妈出去怕妈妈出事等，家长会觉得这些只是孩子个性的小问题，没有从焦虑障碍的角度去考虑。有的孩子有强迫症，会反复洗手，反复检查、涂改等，家长有可能只是觉得是孩子好干净，或好完美，因此忽视了孩子的症状表现。
因很多精神障碍都很容易被家长们忽视，所以加强健康宣教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孩子出现了正常精神活动中不应该存在的症状，或有一些正常孩子也可能有的问题，但与绝大多数同性别、同年龄孩子相比，他的问题表现突出，而且持续时间长或是一贯的表现，对学业、人际、日常生活功能有不良影响，就要考虑到是否有疾病的可能。
原生家庭影响深远
财新记者：近来“原生家庭”成为热词，如何看待原生家庭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影响？
刘靖：原生家庭，还得一分为二去看待，其实没有一个家庭是十全十美的。但有些问题确实有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正常发展，甚至对其今后生活产生非常深远长久的负面作用。
比如孩子出生以后，在孩子建立依恋的阶段，如果爸爸妈妈对孩子是比较忽视的，不能及时回应孩子的各种生理、情绪、安全的需求，孩子的依恋发展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可能不能形成安全型依恋。一个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是有安全感的，对周围人是比较信任的，是愿意去探索的，他们容易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而没有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在这些方面则存在问题，与他人的人际交往及建立亲密关系等方面也均容易出现困难和问题。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如果在教育方式上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会对孩子良好人格的培养产生不利影响。
比如有的父母非常追求完美，要求孩子要出人头地。他们对孩子的要求非常高，容不得孩子上课的时候有点小问题，作业出错，或考试成绩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就会很焦虑——我要考不好怎么办呢？我要写不对怎么办呢？甚至会出现抑郁的情绪。同时，父母的高标准严要求也可能会内化为孩子性格中的一部分，让孩子也对自己要求很高很苛刻，影响孩子健康人格的发展。
此外，家长的行为对孩子的行为发展可能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日常门诊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情绪特别冲动，不能够自我控制。仔细了解，部分孩子的情绪行为特征其实与家长的行为特点息息相关。有的家长行为比较冲动，在家里动辄与家人发生冲突。同时只要孩子表现不好，就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来管理孩子，打骂他，甚至不给孩子饭吃。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习得家长的行为方式。同时，也有些孩子会在心里默默想：“你现在打我，我大了打你”。长大一些以后就对家人出现冲动行为。也有孩子不反抗，慢慢出现抑郁情绪。
有时我们就会问家长在家里除了孩子发脾气之外，还有谁会这样呢？可能孩子爸爸就跟我们说：“我就是这样的。”接着再问下去，他会说：“我就是被我爸打大的。”所以原生家庭里的一些情绪行为特征确实存在代际相传。
另外，父母的婚姻也是会对孩子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父母婚姻不稳定，孩子缺乏安全感，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绪。还有孩子不去上学，因为他要在家里守着妈妈，怕爸爸打妈妈。父母不和谐的婚姻还会影响孩子对婚姻的认识和态度，对孩子成年后的婚姻、建立亲密关系等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
所以原生家庭中的问题对孩子影响很大。不仅会影响到孩子目前的情绪和行为，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因此，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对维护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财新记者：近年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对于儿童而言，身体虐待易被发现，但精神虐待较为隐秘，如何判定儿童遭受精神虐待？怎么看待不同虐待方式带来的影响？
刘靖：当孩子上幼儿园上得好好的，但最近却变得不开心，不愿意上幼儿园。一提到上幼儿园就紧张、害怕，一送去幼儿园，孩子就哭闹，或有躯体不适。或最近这段时间孩子吃饭不好，失眠多梦，做噩梦，容易惊醒。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就要注意到，在幼儿园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对孩子产生了影响，需要细致地去了解。
无论是身体虐待还是精神虐待都会给孩子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包括让孩子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绪，出现饮食睡眠方面的问题，还有可能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同时，还会改变孩子对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影响孩子健康人格的发展，对社会功能会造成损害。另外也有可能间接诱发孩子罹患某种精神障碍，而且他们成年以后患各种精神障碍的风险比普通人群明显增高。
建全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三级预防体系
财新记者：在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领域，中外诊疗发展阶段有何差距？
刘靖：跟发达国家比还是有一定距离。比如国内很多人不能正确看待精神障碍，觉得患精神障碍是件非常丢人现眼的事情，所以不敢带孩子去就医，耽搁了孩子的诊断和治疗。在知识普及方面，这些年来政府高度关注，专业人员也非常努力，公众对心理健康方面的认识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是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可能还有距离。
除此之外，在疾病的三级预防体系建设方面还有不足。比如在疾病筛查方面，国内目前还没能把心理方面的问题作为孩子常规学校体检的项目来进行筛查。这项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推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对于孤独症，国内的筛查工作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卫健委已把孤独症的筛查放入了学龄前孩子的日常保健工作内容之中，这是国外做不到的。
另外就是专业人员的缺乏，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专业人员的缺乏不仅体现在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缺乏，还有儿童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相关人员的缺乏。这是对孩子们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治疗产生很大阻碍的因素。
财新记者：总体上，你对中国儿童青少年提高精神健康水平有什么建议？
刘靖：希望卫健委健康中国计划里提到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这些工作都是围绕三级预防体系建设而开展的，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更快更好地建设三级预防体系。
一级预防涉及很多要点，比如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防止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做好母孕期保健，防止发生各种有可能影响胎儿发育的情况，如母孕期病毒感染，吃某些药物等；做好儿童保健，防止孩子罹患可能影响心理发展和心理健康的一些躯体疾病，如脑炎、脑外伤等；加强遗传病咨询、优生优育等。
二级预防，就是要对重点人群、高危人群加强随访，定期筛查，同时加强健康宣教，让家长、老师有经验，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从而做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三级预防就是要对已经患病的儿童青少年进行充分的治疗，改善功能，防治残疾。在这方面特别涉及到专业人员队伍的建设，包括儿童精神科医生，发育儿科医生、儿童心理治疗师、儿童心理咨询师、康复训练专业人员等。专业队伍的发展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促进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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