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微信公众号 云在西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流血牺牲。参加革命，就意味着危机四伏、生死难卜。频繁的行军战斗，恶劣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再加上肃反，能够九死一生活到建国之后的，都是幸运儿。从高级干部到普通战士，莫不如此。

中央苏区时期，江西兴国共有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有9万多人，其中参加正规红军的有5.6万人，最后只出了56名开国将军，包括肖华、陈奇涵2名上将。5万多人牺牲，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2.3万人。

廖汉生中将多次感慨，别的老苏区都有一两个‘将军县’，出了几十、上百个将军，桑植县1928年就建立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万人参加红军，长征出发时大批人跟着走，但是授衔时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其他人差不多都牺牲了。

二、六军团离开桑植长征时的1.7万人中，大概有7000人是桑植籍。活到建国后回乡的据说不到20人。

《廖汉生回忆录》中提到的，他身边仅在长征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有红17师师长吴正卿，红6师17团团长范春生、16团参谋长常海柏、18团参谋长贺崇禄，18团第三任政委董瑞林、第四任政委周盛宏等人。

1979年，廖汉生在离家44年后才首次回到桑植。迟迟没有回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红军家属们，他的内心就深深地感到不安，他无法向乡亲们兑现长征出发时的承诺。长征之前，很多群众都把儿子、丈夫托付给他了，他回去之后怎么面对？

铺垫多了。我们来讲讲那些幸运儿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的故事吧。

一、中医的力量

现在很多人不信中医。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是有其独特功效的。战争年代缺医少药，一些干部战士重病在身，有的甚至即将不治，靠中医才救回来。

李聚奎上将出身于彭德怀的红5军，参加过平江起义。1929年秋，李聚奎得了一场重病，终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无法随军行动。部队把他留在江西莲花一个老乡家里养病，留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老乡找村里的医生帮他看病，但他吃了几副药，病情反而越来越重。他估计病治不好了，就把平常攒下来的十几块钱交给勤务兵，将来买棺材。

苏区人民好啊，老乡四处给李聚奎寻医问药，听说萍乡有一个老中医很出名，但出门看病要坐轿，没轿子抬就不来。当时坐轿的人很少，当地党组织和老乡想了很多办法，才找轿子去把老中医请来。吃了几副药，李聚奎就逐渐好起来了。前后在老乡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红军时期，疟疾、伤寒是常见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未来的国防部长耿飚正担任红4团团长，与杨成武搭班子。耿飚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病情严重。红2师师长陈光听了军团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建议，要把他留下养病（留下来肯定就完了）。

耿飚坚持随军行动，带病参加了长征。他的疟疾最初两天发作一次，后来每天发作一次，最后是一天发作数次。每当疟疾发作，身体忽冷忽热，浑身无力，不要说行军，就连站的力气都没有。

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湖南宁远的天堂圩。隆冬季节，风雨交加，加上前一晚在九峰山恶战一场，部队很多人受了风寒。幸而在天堂圩找到一位十分和善的老中医。老中医用汤药治感冒，还帮助大家接骨、针灸，红军买了他不少药。他看到红军买卖公平、尊敬老人，十分感动，当晚请耿飚住到家里，为他切脉配药，又亲自煎药。

耿飚问他，能不能把病一下治好。老中医想了半天，有一祖传秘方，可一副见效，但毒性太大，会导致头发脱光，影响以后找媳妇。部队第二天就出发了，老中医抄了药方给他，但经过一夜斟酌略做了一些调整，以减少副作用。

过了很久，耿飚在贵州才配齐了中药。主要成分是斑蝥，去掉头足，以桂圆肉赋型，一剂为九丸，九丸分三次服用。耿飚吃了一次，基本把恶性疟疾治好，副作用是掉头发，手足发麻。剩下的药在延安又治愈两例。

1935年8月底，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折回到黑水、芦花，时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生病发高烧，吃中药、西药，打了几十针，烧降不下来，昏迷不醒，眼看危在旦夕。一个警卫员跟了他很久，看他快死了很伤心，竟然一枪把自己打死了。

后来部队从六七十里外找来一位几代祖传的老中医。他原来是苏区的，擅长治伤寒、痢疾、妇科病。部队离开苏区时，用担架把他抬出来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有一次王宏坤拉痢疾，老中医开了几味药就给他治好了。

老中医给洪学智诊脉后，确诊是伤寒病，就开了一个方子，很有把握。大家到处找药，在一个小医院里没找齐，就派人漫山遍野找，终于把最重要的几味药凑齐。洪学智晚上喝了一次药，天亮又喝了一次，高烧没退，但病情也没发展。第二天又喝了一次，老中医高兴了，说这下有救了。之后，洪学智开始退烧，能睁眼了，晚上再接着喝药，烧就全退了。

洪学智病情虽已好转，但还不能走。老中医就选最小的蘑菇煮给他吃，也没盐。好在还有几斤白糖冲给他喝，坚持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慢慢就好了。

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9军团（后改为32军）政治部主任、未来的总检察长黄火青随4方面军行动。因为不配合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被撤职了。1935年底，黄火青也得了伤寒，病情很重。傅连璋听说后去看他，此时正是病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傅连璋给他喝了一些药水，走时安慰他，“睡一夜，明天看吧”。黄火青生命力强，这晚上抗过来了。

黄火青烧退了，病慢慢好了，但身上脱了一层皮，身体非常虚弱。他小时候采过药，长征路上喜欢背药材，政治部的同志之前把缴获的鹿茸送了几个给他，四五个长的，两三个短的。他让人找中药铺做了二三十个指头大的鹿茸药丸，第一天分两次吃了一个，第二天又吃了一个，看没流鼻血，就每天吃两个，到第四五天力气就大增了，后来身体很快恢复。

李聚奎他们那会年轻，长期吃得差，缺乏营养，大病之后身体极其虚弱，吃点中药、吃点鹿茸就能很快恢复过来，跟他们强烈的生命力、斗争精神是分不开的。

上篇讲到中医治伤寒、疟疾等，再补充一个陈锡联的例子。红4方面军长征路上，红11师政委陈锡联（跟陈再道搭班子）疲劳过度，得了伤寒，连续高烧数天，躺在担架上被徐向前看见了，徐向前让他赶紧看老中医。他的警卫员看他病得不成样，以为他不行了，经常一个人偷偷哭，也不舍得离开他。后来请来的老中医70多岁，牙都掉光了，把脉之后认为他病得很重，开了几副药，他吃了也不见好转。

不吃饭是不行的。正好陈再道派人送来十几只鸭子，老中医让警卫员把鸭子杀了煮熟，让陈锡联不吃肉、只喝汤。他连喝十几天鸭汤，老中医一把脉，有救了！又过了十几天，他觉得背部发热，身上有点劲，能下地活动了。后来身体就慢慢好转了。

二、领导的关心爱护

红军作战频繁，又经常远距离行军，需要轻装上阵。部队进行战略转移之前，集中住院治疗的重伤病员，一般只能就地安置。在白区作战受伤或生重病的营级以下干部（团级以上干部尽量抬走）和战士，如果无法行走，往往只能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里。当然，老乡不总是同阿庆嫂一样可靠，没办法的事情。红军主力撤离后，国民党部队一旦到来，这些人大概率是凶多吉少。即使能安全养好伤，也跟部队失去联系了。而在一些领导关心下，一些身体不好的干部受到特殊照顾，得以随部队行动，最后活了下来。

红三军团向于都集结准备长征时，未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正在后方医院治疗。此前，他是红10团（当时政委是杨勇）团部文书、3营代营长，在战斗中右臂受伤，也得了疟疾。一天，师政委黄克诚到医院看望伤员，看见张震就点名要带他回前方。张震考虑到自己的伤口还在化脓，担心拖累部队，有点犹豫。黄克诚跟他说，你的脚能走，到前方也能养病，就坚持把他带走。很多重伤员都很羡慕他能归队。红军主力长征之后，该医院被国民党部队打掉，伤员都牺牲了。

张震一直以为黄克诚知道主力部队要转移才带他走，晚年看《黄克诚自述》才得知，黄克诚当时并不知情，而是从中央领导的讲话、文章中猜出来的。

《黄克诚自述》中是这样说的：“一九三四年九月底，红三军团从驿前镇战斗撤回到于都。博古来到红三军团，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声称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并没有讲明要转移到何处。这时《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张闻天同志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苏维埃》。从博古的报告和张闻天的文章中，我觉察到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于是，我急忙赶到部队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一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和不能出院，只有少数同志归队了。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回前线的伤病干部中，有甘渭汉、张震、钟伟等同志。那些没有跟部队转移走的伤病员，后来全部损失掉了，大部分是被敌人杀害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黄克诚的政治敏锐性和战略眼光，不服不行。

突破国民党部队第一道封锁线后，张震由于得了疟疾，伤口也未痊愈，每天高烧不能走路，在担架上躺了几天。伤口有所好转，就下来自己走。二渡赤水后，红10团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张震喝了一碗。米酒是“发物”，他第二天头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弄到医院，在担架上躺了40多天，感到度日如年。

团首长很关心张震，杨勇这时已改任团政治处主任，几次从前方送腊肉给他吃，并派一名勤务兵照顾他。张震个子大，腿长脚大，很难找到合适鞋子。供给部的谢胜坤就专门给他找了一双大号鞋子。

到贵州铁厂时，军团后方医院动员伤病员留下打游击，开始曾想将张震留下。张震和医院政委很熟，就把他叫过去吓唬他：“如果要把我留下，我就打死你，然后自杀。”医院政委也就作罢，没把他留下来。貌似钟赤兵也用了这一办法，才没被留下来。他当时是红5师政治部主任，打遵义时断了一条腿，也在医院住着。

再看看余秋里的经历。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1936年3月12日在得章坝打了一仗。时任红2军团6师18团政委的余秋里被子弹打断左臂（挨了两次枪）。战斗结束后，师政委廖汉生看他伤势很重，安排用担架把他送到师卫生部，简单包扎后随部队转移。红11团参谋长张秀龙腿部受伤，也被担架送到师卫生部。

为了摆脱围追堵截，部队不是打仗，就是急行军，根本没时间给余秋里治伤，更没办法给他做手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都很关心余秋里，给他准备了一副担架、一件皮衣、一块油布，御寒遮雨的都有了，后来还给他弄来一床鸭绒被。

部队进入康藏地区后，开始修整，但卫生部过金沙江时，医疗器械都掉江里了，想给余秋里治疗也没办法。离开甘孜之前，4师师长卢冬生来看他，给他带了青稞、糖、牛肉等不少吃的。过草地的时候，余秋里很快就没东西吃，只好挖野菜、找牛羊皮、捉鱼、捉老鼠充饥。有一次罗炳辉捉了几只田鼠，请他美美吃了一顿。

9月的甘南战役之后，贺、任、关又来看余秋里，发现他的左手已经干燥、发黑、保不住了，马上安排给他找各种器械药品，并一再追问方面军卫生部长对手术有无把握。9月20日，终于给余秋里做了手术，割了。从他受伤到最后做手术，他拖着一条断臂过了192天。伤口发炎腐败，也没有止痛药，过草地时有一段时间没法换药，伤口都生蛆了。能坚持下来，除了自己的信念和意志之外，贺、任、关和其他同志对他的关心、照顾也是至关重要的。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西进，肖永银当时是红33团的一名号兵排长，在一次战斗中左肺被打穿，一直昏迷不醒。爬雪山过草地之前，部队所有团以下的重伤员就地安排在老乡家里。团长张昌厚看见躺在担架上的肖永银，舍不得留下，正好军长许世友来了，看见团长舍不得他，就让抬上走。许世友一句话改变了肖永银的命运。他也绝对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肖永银竟然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成了自己的副手。肖永银被抬着走出了草地，而抬担架的战士换了好几茬，好多战士都倒下了。空手都走不动，还抬个大活人呢。

与张震、余秋里、肖永银相比，共和国未来的国防部长秦基伟是不幸的，但无疑也是幸运的。他被部队留下养伤，但自己又偷偷跟上了部队。

红四方面军围攻麻城，秦基伟正当连长。在战斗中，他右臂受伤，随后感染发臭，疼得钻心。部队后来要继续行动，走的全是白区。医院里伤员一大堆，只能就地疏散，藏在老乡家里养伤。

一个下午，部队派人到老乡家里看秦基伟，要他好好养伤，然后留了点钱。秦基伟一琢磨，坏事了，战事紧张，部队要转移，要把他留下！他不甘心被留下，留下凶多吉少，就算安全养好伤也没地方去。他越想越难过，决定悄悄跟上部队。他跟在部队后边慢慢走，走快了怕被发现撵回去。部队宿营吃饭，他先藏起来，等大家吃完之后再去炊事班帮忙收锅，混两口饭吃，其实也没啥吃的。

跟了不知多少天，部队从湖北走到了河南，秦基伟的伤口严重化脓发臭，他没办法，就找到总部医院，医院的同志很为难，最后还是把他留了下来。部队流动作战，伤员不好安排。漫川关突围后，医院又把秦基伟等10人安排在一个山沟小庙里，开始发钱，让他们养伤。秦基伟是老伤员，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马上找领导表态，自己要革命到底，虽然胳膊受伤了，腿还能走，不要担架，不要牲口，绝不给部队添麻烦。

秦基伟留了下来，部队派了一个小兵照顾他。部队又从陕西走到四川，途中他的胳膊没换过药，眼看着一天天烂下去，最后到了四川，有了根据地才安顿下来，有条件治伤。他在医院住了八九个星期，中间还得了伤寒，头发掉光了，全靠当地中草药多，天天喝药，最后把伤病治好养好了。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生死攸关的一战。习大大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专门提到“鏖战独树镇”，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等并列。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长征，出发时部队仅3000人带个零头，平均年龄十几岁，很多战士就是十六七岁的孩子。蒋介石急调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追击堵截。当年11月26日，孤军远征的红25军到达河南方城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在此穿越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突然遭到国民党步骑兵4000多人猛烈攻击。当时雨雪交加，能见度极低，衣服单薄、手脚冻僵的红军战士立时陷入被动境地。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带领部队反击，稳住了局势；副军长徐海东率后卫团急速赶到，扭转了危局。这一战，部队伤亡二三百人。
天黑后，风雪大作，大雪又转为大雨，红25军趁机转移到十几公里外的村庄躲避风雨。进村后，绝大部分战士还没吃上饭，军首长决定连夜突围。极度疲劳的战士不想转移，干部挨家挨户叫人，徐海东把马鞭都用上了。有人说他用马鞭打人。他后来告诉陈先瑞，没打人，只是打别处吓唬人。

当时最困难的是安置伤病员。风大，雨大，道路泥泞，部队要迅速摆脱敌人，就没法带伤病员走。伤病员都不愿留下，可不留下又不行。陈先瑞中将时任223团政治处主任兼1营政委，1营有几个伤员，又哭又闹，死活不愿留下，给多少钱也不愿留下，最后也没办法。有的战士抱头大哭，知道被留下之后就很难再见到部队了。陈先瑞晚年还记得当时的一些场景，老同志谈起这些就忍不住流泪。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兄弟，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未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时任红2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在冲锋时左腿踝骨被子弹击穿，血止住了不疼，但没法走路。听说自己要被就地安置，刘华清很清楚，留下必死无疑，因此表示坚决不留下，一定要随军行动。他想，拖着伤腿走，可能也是死，但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这可以说是刘华清命运转折的一个关口。情况反映上去之后，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表态，那就把他带上吧。当时刘华清与另外一个同志共用1匹小马驮东西，受伤之后这匹小马就给他骑了。60多年后的1996年，刘华清在河南考察，专门到郑州看望戴季英。

这匹小马还有故事。独树镇战斗之后，部队走到卢氏县城西的一座桥上，陈先瑞左腿负伤，没法走路了。吴焕先、徐海东看到了，一边安慰他，一边指挥部队撤离。团政委赵凌波（后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看他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就提出来把他留下养伤。一个月前，陈先瑞还在做别人工作，现在轮到自己了。他坚决不同意被留下来，与赵凌波吵了起来。吴焕先、徐海东这时走过来劝他留下，说部队下次回来时一定把他带走。

陈先瑞十分理解领导的想法，但他之前有一次类似经历，那个滋味不好受啊。他当时左脚受伤，无法行动，部队转移时把一些伤员留在一条山沟里。第二天，敌人搜山，轻伤员都转移了，重伤员只能藏在小树林。敌人搜了三天山，伤员们缺医少药不说，干粮也吃完了，只能吃草根树叶，坚持到第七天敌人撤走。如果敌人再晚几天撤走，估计伤员中就会有饿死的。

所以这次陈先瑞坚决不同意被留下。他说，你们实在要我留下，就再给我一枪吧，不然死也不留下。首长们最后同意他随部队走，并从军部机关抽了一匹小马给他骑。那匹马，就是刘华清让出来的。这时他的伤还没全好，但可以走路了，就主动把小马让给重伤员骑。当时负责照顾陈先瑞的通信员周世忠、营部秘书刘建挺，1955年都成了少将。周世忠1982-1985年还干了三年武汉军区司令员。

当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朱德警卫团）团长的欧致富少将回忆，1930年11月，红7军主力离开河池北上，一路上打了几仗，损失很大，后来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进军井冈山，最后到了中央苏区。由于连续作战，伤员很多，都带走吧，部队没法打仗，不现实，只能尽量把轻伤员带走。每打完一仗，部队就求群众，收留伤员做儿子、女婿甚至长工。谁负了伤，也不愿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部队当时流传一个说法：不怕战死，就怕受伤，战死成英雄，受伤当儿孙。

欧致富的入团介绍人老黄在一次战斗中大腿负伤，连党代表派他去“寄”送。两人走一路哭一路，送一路哭一路。两人又回来了。老黄跟连长、党代表说，剩一口气也不叛变革命，留下来跟部队走，走一步是一步，活不成也要跟敌人拼到底。连长、党代表最后同意了。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老黄又受了重伤，可能是想起往事了，坚决不上担架。欧致富赶快安慰他，在根据地养伤没问题，伤好之后找部队容易。

红一方面军过夹金山时，欧致富在红5师13团担任特派员（保卫系统的，权力极大）。腿上的旧伤复发，再加上得了痢疾，什么也不想吃，一天比一天软弱无力。师特派员一直鼓励他，但也经常背着他同团长彭雪枫、政委苏振华商量事，似乎是在商量让不让他过雪山。

后来，两人找欧致富谈话。苏振华说，你的腿还行不行，不行就做第二手准备。欧致富不知道第二手准备是什么，急得眼泪就快掉出来。彭雪枫赶紧说，为了确保他安全过夹金山，专门派两个人照顾他，让他老老实实服从指挥。欧致富走在山上，痢疾发作，肚子剧痛，越走越慢，最后落在全军团后边。他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专门找人交代了后事。最后想了个办法，一段段滚下山，结果又撞石头上撞晕了。

他们三人找了一个房子休息了两天，欧致富吃锅灰治好了痢疾，最后赶上了部队。团里正准备要给他们开追悼会呢。

三、让敌人“发洋财”

中国古代有不少一方故意丢弃辎重或财宝吸引对方注意力、趁机脱离战场或打埋伏的战例。例如，著名的文丑实际上并不是被关二爷干掉的，而是被曹操以这种方式废掉的。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部队经常以弱击强，以少胜多是常态，但寡不敌众、战斗失利也不少见。陷入包围、碰上强敌，可能被打死，也可能被俘，当了俘虏前途未卜，经常也是性命不保。危急关头怎么办？一个有效方式就是丢弃随身的个人物品，让敌人“发洋财”！

国民党部队吃喝穿用也比较差，士兵中贪财的多，再加上军纪不严，一点东西就可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地主武装、土匪游杂武装更是如此。
吴焕先军政双才，是重建后的红25军的灵魂，先后任军长、政委。1934年初，在皖东北活动的红25军被优势敌人包围在仰天窝。傍晚突围时，吴焕先亲自率军部一个交通队作为后卫掩护，最后陷入敌人包围之中。

吴焕先的大衣救了他。他当时穿一件黑呢子大衣，手里拿着一把手枪，一看就是大官，目标特别明显，敌兵拼命追他。他们刚奋不顾身穿过一片火海，旁边冲出几个敌兵，其中一个猛地揪住他的大衣。他顺势甩掉大衣才得以脱身。他边跑边把随身装银元的袋子撕开，把一袋子银元弄到地上。几个敌兵抓紧发洋财。

吴焕先猛跑一阵，终于摆脱了敌人突出重围。敌兵如果不贪财，一起开枪，吴焕先当时就牺牲了。

1935年8月，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县城以西的四坡村战斗中牺牲，当时只有28岁。

1929年初，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部队当占领大余县城，就和国民党部队打了一仗。杨得志上将当时是红28团3营11连的一名普通士兵，其所在的连队据守在县城东北的一片山地上。战斗很激烈，眼看敌人就要冲上来了，班长猛地站起来，准备带大家冲锋反击，结果不幸中弹牺牲。

旁边有人喊，11连快撤。敌兵疯狂了，一边追，一边喊“抓活的”。杨得志撤到山下一块农田旁，后边没有自己人了，感到有些紧张。风很大，他穿着一件斗篷，跑不快。他在田埂、小沟、崎岖不平的小路上，一边跑，一边回头放枪。

四五个敌兵越追越近。杨得志感到穿着斗篷行动不方便，就把斗篷扯下去了。敌兵愣了一愣，又开始追，最近的离他只有二三十步了，也不开枪，可能是想活捉他。杨得志又把随身的米袋子扔到田埂下，田埂有个把人高。敌兵马上扔下他不管了，一齐去抢米袋子。

当时连队有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有时甚至可以否决上级首长的命令。士兵委员会主席、司务长等人，身上除了米袋子，还有一条带子装银元，或五十块，或一百块。敌兵可能是把他的米袋子当成装银元的带子了。等他们发现米袋子里装的只有未去壳的糙米时，杨得志把唯一一颗土手榴弹扔了下去。

在1955年授衔的将领中，有著名的三个连襟，王平上将、王宗槐中将、易耀彩少将。王宗槐14岁就当了红军。红三军团打长沙时，他在红三军给一个大队（相当于连）政委当勤务员。大队政委在战斗中受伤，他自己也得了疥疮，就跟领导到后方医院治疗。

过了十几天，大队政委带着约200名痊愈的伤病员追赶部队。他们来自不同单位，大部分没有武器，只有两个班护送。因为天气炎热，路途遥远，走了一段时间，队伍就散了架子，走得稀稀拉拉，前后距离有两三里地。王宗槐年少气盛，身体好，走到了队伍最前面。当走近一座石拱桥时，他突然发现桥那头立着四个手执大刀的人，明显是“挨户团”，于是转头就跑。

“挨户团”发现王宗槐孤身一人又是小孩，只派了一个人过来追他。那个人个子大，跑得快，眼看就要追上他。他十分紧张，急中生智，想起了小时候被狗追的经历，只要扔东西给狗吃，狗就不追了。于是，当“挨户团”离他只有十来步时，他把手里的包袱扔到路旁的树丛里。包里其实只有几件换洗衣物，都是战利品，并没有值钱东西。那个家伙以为包袱中有财物，就去捡包袱了。

王宗槐又往回跑了一段路，见到了大队政委，终于脱了身。这件事给他们敲了警钟，再也不敢稀稀拉拉地赶路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准备夺取宁夏。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调兵围攻红军。1936年10月下旬，红15军团命令刘懋功（退休前担任兰空司令员）的232团配合75师担任后卫，配合红二、四方面军行动，打了一个多星期仗。

最后一天，战斗打得非常猛烈，敌军2个团向232团据守的山梁轮番多次进攻。打到下午，韩先楚师长决定后撤，命孟庆山参谋长带4个连先下山，去据守背后的山梁，掩护部队后续东撤。孟参谋长带队下到山底，遭敌机轰炸，未能及时登上后面的山梁。刘懋功看到他们开始上山后，带2个排先往下撤，留1个排继续掩护（232团只有5个连）。

这两个排下到沟里时，韩先楚正坐在沟口等他们。他知道大家渴坏了，让刘懋功他们去沟底一条小河中喝水。当时情况非常危险，刘懋功催韩先楚赶紧走，他不肯。刘懋功立即与警卫员把他扶上骡子，又打了骡子屁股，终于把他送走。

刘懋功转过身去河沟喝水，还没喝上时，敌骑兵追了上来。团里的司号长发现后，一面喊他快跑，一面举枪向敌人射击。敌人想抓活的，没有开枪。刘懋功穿着一件灰色华达呢皮大衣，跑不快，眼看敌人追了上来，他边跑边脱大衣，使劲把大衣丢到沟里，引敌人争着下去抢大衣、“发洋财”。

刘懋功趁机往山脚下跑。后头的敌人又追上来，他又脱了小棉袄扔过去。敌人又去争抢小棉袄。他最后从山脚下一个小山沟跑进去爬上坡，这才把敌人甩掉，脱离了险境。可是，司号长为掩护他已经牺牲了。最后留在山上掩护的那个排也没撤下来，被敌人俘虏了。

刘懋功的回忆录很有看头，里边生动描写了一些韩先楚的故事，包括韩先楚两次发脾气要枪毙他。找时间专门写一下战争年代的上下级关系。

四、没有领导保护就躲不过肃反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现在也不算是研究的禁区。共产国际和苏共影响，王明掌权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苏区掌权者的左倾狂热思想、简单粗暴作风，再加上张国焘、夏曦等少数掌权者政治品质不好（人品问题），将肃反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借机打击报复与其存在矛盾分歧、批评反对过自己的同级干部和手下，共同导致了中央、闽西、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陕北苏区发生严重的“逼供信”和肃反扩大化问题，错杀了大批革命功臣，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影响。

粗略估计，被错杀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就有2万多人，不少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的精英，包括曾中生、许继慎、段德昌等大批高级将领。陈毅的妻子萧菊英由于他未按约定时间回家，误认为他被当作AB团抓走，情急之下投井自杀。

徐向前所著《历史的回顾》一书记述：“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夏曦不顾敌情严重，在湘鄂西苏区大搞肃反，前后杀了1万多人。他还解散党、团组织和省委，在红三军和当地苏维埃、游击队中“清党”，对所有党员进行重新登记，结果只剩下三个半党员，贺、关、夏，加上卢冬生（中央派的交通员）。夏曦杀人太多，“左倾”的中央都看不过去了，给予其严厉批评，勒令其坚决纠正错误。

在肃反扩大化的高压之下，很多同志提心吊胆，不想入党、不想当官。一些同志看到自己熟悉的战友被打成AB团、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为他们打抱不平、喊冤申诉，反而引火烧身，把自己牵连进去，有的因而性命不保。在夏曦、张国焘、陈昌浩面前，贺龙、徐向前尽己所能保护一些手下，但更多时候是束手无策。

陈昌浩要抓许继镇、周维炯两位师长，徐帅事先都不知道。其妻程训宣也被抓起来杀掉。到陕北之后，他就此质问周纯全，周答曰，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别说徐帅了，张国焘要对胡底下毒手，欧阳毅赶紧跟朱总司令报告，可朱总司令当时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救不了胡底，只能去看看他，送点东西，实在没办法。

建国后贺龙回忆，夏曦有两次企图对他下手。有一次，夏曦让他写申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威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反而让夏曦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你5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关向应赶紧出来调停。另一次，夏曦把贺龙和关向应的警卫员的枪都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

夏曦下令抓段德昌，贺龙跟他拍了桌子，没用。王炳南被处决，贺龙照样没办法。夏曦下令抓了宋盘铭，没来得及杀就与贺龙分兵，宋盘铭由贺龙带走，贺龙就把他放了。夏曦后来与贺龙会合之后，看见宋盘铭还在，就下令把他杀了。

贺龙很无奈。被处决的高级将领都是上了黑名单的夏曦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只能救一些被抓的、即将被处决的职务较低的人员。这些人跟夏曦没有冲突，目标小一些。例如，谭友林少将当警卫员时跟过的红三军九师三任政治部主任都被处决，连累他也差点被杀，幸好被贺龙救了一命。

1961年4月20日，贺龙接见参与红二方面军战史起草的十几名同志（包括许光达大将），讲了红二军团和二方面军的整个情况。执笔的总政干部黎白大着胆子问了一个问题：“您那时是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

贺龙对此回答说，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捕杀师、团干部，贺龙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直接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气，人也就放了。

贺龙讲完，十分激动，泪流满面，悲痛不已，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薛明立刻说：老总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出门之后，一位领导同志批评黎白说：“你为什么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

张国焘、夏曦这些人这么折腾，造成这么大损失，产生这么大危害，红四方面军、红三军也没有垮。被抓、意识到自己将要被抓的党员干部，没有拿枪起来反抗的，被抓之前照常打仗、工作，被抓之后似乎也没有跑的，都表现出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党性。这种精神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往不胜的关键所在吧。

下边讲点相对轻松的故事吧。

黄克诚大将有战略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刚正直率（与彭总相知最深，却也经常吵架），敢于直言，长期被认为是“右倾”，一生中被错误批判、降职十次。

1931年夏天，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肃反打“AB团”时，时任红三军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对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被撤了职，差点被处决。彭总及时出面干预，才给他保了一条命。当时，黄克诚接受了第一次大规模打“AB团”的教训，意识到那种逼供、杀人的作法是胡来。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给三师交来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抓起来审讯。黄克诚知道凡是抓走的人就回不来了，就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

名单中有两个平时表现很好的连政委，黄克诚让他俩暂时上山躲起来，藏了约两个星期，黄克诚每天派人上山送饭，打仗时就把他俩叫回来带兵。他俩明知要被抓，并不逃跑，打仗时依然十分勇敢，可能是为了洗刷自己吧。过了不久，这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了，他俩还是被抓走杀掉了。黄克诚也因此被怀疑有问题，或说他是AB团，或说他是托陈取消派，要被抓起来审查。幸好彭总得知情况后出面救了他，他直到1959年才知道当时是彭总救了他一命。

作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在文革前期风光一时。他在红一方面军长征之前，也差点被处决，被周恩来出面保了下来。

1934年6月，周恩来召见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包括炸掉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仓库，埋掉大量浮财，处理仓库内物资等。周恩来特别叮嘱他，要在严格保密状况下执行任务，实际上怕消息泄露出去动摇军心民心。当时，还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协助执行任务，按现在的说法，算政治监督吧。

长征前，国家政治保卫局控制了邱会作。因为他全面掌握红军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撤离前的秘密，万一他“开小差”或叛变呢？完全是莫须有的搞法。邓发他们专门开会研究，最后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

邱会作命不该绝，在押往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他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叶季壮大吃一惊，赶快问周恩来是怎么回事。周恩来事先不知道，问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这时，邱会作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就这样，邱会作捡回来一条命。

邓发后来在七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理由很简单。杀人太多，不得人心。

1931年7月，曾洪易（后叛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派往赣东北苏区（后发展为闽浙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曾洪易到任后，排斥方志敏等人的正确领导，大搞肃反，错杀赣东北苏区创始人吴先民等一批骨干。

1934年12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也被抓了起来。“罪状”有四条，一是怀疑中央；二是围绕如何坚持闽赣根据地对领导提不同意见（关键是与省委书记钟循仁等人意见不一致）；三是主张干部家属不随军行动，不顾群众死活；四是批了一百块银元给机关、部队买盐吃，破坏苏维埃票证（票证购买力不行）。
方志纯被关起来审问，吊打了几天，最后一天晚上，审讯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知道这是要被杀了，仍然坚称自己不是AB团，不是反革命，并提出要给项英和方志敏分别发一份电报告知此事。

方志纯一夜未眠。还算不错，天亮了，保卫局的人过来把他从梁上放下来，把他放了，让他吃早饭去。原来是项英回了一封电报，担保他是个好同志，不是反革命。如果项英不回电，或者晚几个小时回电，方志纯就没命了。这个时候的方志敏正率红十军团北上，离兵败怀玉山的时间不远了。部队行进途中估计也没开电台吧。

以后到延安时，项英还跟方志纯说起这件事。方志纯在回忆录中感叹到:“当时关我、审讯、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怎么至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反革命，成了敌人？”

廖汉生中将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是在红3军最困难的时期由游击队调到红3军军部当文书的。到了之后，看到军部特务班押了三个人，不禁大吃一惊。三个人中，他认识两个。一个是他的同乡同学、当过红8师政委的谷志标，一个是他的小伙伴、后来长期和他搭班子的贺炳炎。另一个人他不认识，是红9师政委宋盘铭。

看到谷志标、贺炳炎，廖汉生想跟他们打个招呼，可因为之前听说，如果他们看你一眼、说上一句话，被别人看见，恐怕就得被抓起来，就没敢吭声。

当天晚上，谷志标被押到鹤峰城处决，贺龙听说了急忙派人去追，不准杀，这才保住他一条命。上文中提到，贺龙1961年跟参与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的同志讲，捕杀师团干部，他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谷志标算是个例外吧。或许，贺龙没当面跟夏曦抗议，只是悄悄派人把他救下来，夏曦事后知道也就算了。

1933年7月，由于战局不利，贺、关与夏曦分兵，各带一部分队伍。贺龙跟关向应商量，就把谷志标、贺炳炎、宋盘铭三人放了出来，谷到军部当参谋，贺到管理科当管理员，宋级别高，贺龙无权给他安排职务，廖汉生经常看到贺龙、关向应与宋盘铭一起行军、吃饭、睡觉，有时还下棋、聊天。好景不长，当年12月会师后，夏曦又下令把宋盘铭抓起来，很快就处决了。

1984年，廖汉生到洪湖参加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仪式。一些老战士提起当年的肃反，怨愤难平。有的同志指着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火气十足，数落不休。

许建国是中共保卫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创建者与卓越领导者。这样的人，也差点在肃反中被自己人干掉。未来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回忆录中提到，1930年11月，红3军团渡过赣江，准备与红1军团并肩作战，进行第一次反围剿。部队一边休整，一边进行肃反。各师都成立了肃反委员会，杀人权在师里，基本上是凭口供杀人，申诉辩护是没有用的。江华当时是红5军1师3团政委，师政委吴溉之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3团的主任副官杜理卿差点被杀。江华是师肃反委员会委员，向吴溉之担保杜理卿除了好吃，没有别的问题。团长周彩薪有点害怕因此受到牵连，但江华坚持保杜理卿，后来还与周彩薪重新介绍他入党。杜理卿后来改名许建国，建国后当过公安部副部长。

许建国是幸运的，既碰上了江华这样敢于直言的好领导，更碰上了吴溉之这样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更高一级领导。如果换一个头脑发热的领导，没准把江华一起干掉了。吴溉之是张震上将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张震等10几个人的入党宣誓仪式是江华主持的），平江人，黄埔四期，参加过南昌起义。

《黄克诚自述》中提到：“前次我因为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我又不肯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同志曾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

被人与一贯“右倾”的黄克诚相提并论，吴溉之应该是个厚道人。

与贺龙一样，徐向前也出面保了一批人。当然，高级干部他是保不了的。1990年，徐帅病危，陈锡联闻讯匆忙赶到病床，见他最后一面，徐帅当时已经昏迷。陈锡联不禁想起了战争年代徐帅救他一命的往事。

苏家埠战役时，陈锡联担任团政治处班长。政治处主任、代理主任的政治处秘书先后被抓，陈锡联是党员，又是班长，就开始管事了。有一天，陈锡联突然被叫去谈话，说他是“吃喝委员会”成员。上边要他老实交代问题，还要抓他。徐帅听说后发了火，几个孩子家里穷，出来闹革命，肚子饿了在一起吃点东西算什么！陈锡联就这样得救了。

陈锡联后来才弄清事情的原委。之前部队打下光山县城，他在街上遇到了老班长孙玉清（后来当了九军军长，西路军兵败后被俘牺牲，年仅28岁），孙玉清这时当连长了，两人很高兴。孙玉清还有几个铜板，约定第二天早上请陈锡联等吃东西。次日早上，陈锡联带上班里的十几个小伙伴一起碰头，孙玉清拿了点钱，陈锡联他们也凑了点，一起买了几根油条和一晚鸡血汤，每个人都吃了点。按照张国焘的肃反政策，这就成“吃喝委员会”了。陈锡联是班长，不抓他抓谁？

周希汉中将1931年被人揭发是混进队伍的富农，被开除回乡生产。他拿着一张路条回家，费劲周折，找麻城苏维埃开了一张他是贫农的证明。回部队后，暂时没事干，临时在厨房帮忙，结果遇到了前来找锅巴吃的徐向前，于是到军部当了书记员（秘书），实际上干参谋的事。

第二年，周希汉私下里议论张国焘瞎指挥，有人告密，并揭发他在苏家埠战役后丢了一些战利品子弹（警卫排长拿走子弹没打招呼）。保卫局报告了张国焘，周希汉被严酷拷打，灌辣椒水。徐向前听说后，出面找张国焘把他保了出来。

后来有一次，周希汉在选择方面军总部机关宿营地时，由于缴获的地图有问题，选错了宿营地，耽误了时间，只好临时找了一个宿营地。按照惯例，自然要把最好的房子安排给张国焘住。但张国焘看这房子孤零零的，容易遭到空袭，以为是周希汉存心害他，说他是漏网的“改组派”，并反复逼问他是谁指使的。

周希汉耐心解释，张国焘不听，周希汉火了，开始与张国焘顶牛，张国焘就下令处决他。周希汉被押到河边，马上就要行刑，他喊了几声共产党万岁，又开始问候张国焘的先人，惊动了在河边散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徐向前问清了原由，就下令把他放了，然后自己去找张国焘解释。于是，周希汉得救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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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人数 据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公布的《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之据》中的数字：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共计86789人。

红三是中央红军Top2的主力，之前五次反围剿战斗非常频繁，减员很多，但补充相对及时。出发上路1.8万，有一万伤病员留下没走是有可能的

【 在 allright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里面数据准确么，黄克诚回忆的那个感觉有问题，3军团长征前才多少人，后方就有1万多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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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7.81.43.*

夏西真是杀人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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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1.223.101.*

红二太惨烈了，加上肃反严重，杀了好多人
【 在 guaibao 的大作中提到: 】
: 转自：微信公众号 云在西湖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流血牺牲。参加革命，就意味着危机四伏、生死难卜。频繁的行军战斗，恶劣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再加上肃反，能够九死一生活到建国之后的，都是幸运儿。从高级干部到普通战士，莫不如此。
: 中央苏区时期，江西兴国共有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有9万多人，其中参加正规红军的有5.6万人，最后只出了56名开国将军，包括肖华、陈奇涵2名上将。5万多人牺牲，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2.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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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留在陕南几百人后来都发展到2000多人了，发展队伍能力真不错
【 在 Xiaopengyou 的大作中提到: 】
: 路上也有一定补充
: 比如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比出发时人还多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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