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1904—2005),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积极从事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参与和领导国统区的工人运动和文化建设,并在皖南、苏北、山东等解放区从事大量的经济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政务院财经委、国家计委等经济部门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破解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他积极深入基层调研,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他身居要职,作风民主,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兼具精深的学术造诣,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经济观点是我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至今仍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影响和参考价值。
一、1943 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形势
1943 年 1 月,途经山东的薛暮桥由于罗荣桓力邀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委员兼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当时,一个难题摆在薛暮桥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根据地战略物资大量外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在中共山东分局实施新的财政政策以前,很难阻止根据地各种战略资源的大规模外流。因此,中共滨海财政委员会不得不宣布从 1943 年 8 月 10 日起,禁止法币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流通,掀起了第二次制止法币流通的高潮。薛暮桥作为山东分局负责经济的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了该次驱逐法币的整个准备、决策和实施过程。他还积极鼓励由于上一次驱逐法币,导致信心不足的干部,例如艾楚南(该区财政部长)和洒海秋(北海银行的经理)二位领导,使他们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他也在对敌经济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他的战时货币思想[1]164。
经过反复调研后,薛暮桥认为:稳定物价的最佳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北海票)独占市场。当时摆在薛暮桥面前的一大难题是,由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没有黄金和外汇储备,如何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按照当时西方的金融学理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按照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只要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印刷钞票来弥补其赤字,日寇继续向解放区倾销法币,就会导致解放区大量的战略物资外流[3]185。
薛暮桥认为,1942 年货币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群众对抗币的了解不够和领导重视不够。当时山东根据地大多数领导仍然拘泥于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金银价值及其与外币的兑换比量。由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没有黄金和外汇储备,而采用行政手段来弥补这种经济缺陷,作为克服经济难关的措施。薛暮桥认为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坚强领导策略是正确的,不过,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已经废止了金本位制,币值取决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原理。他认为纸币只是交换产品和服务的介质,山东分局需要为下一次的尝试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良好的组织管理。薛暮桥及时地向山东分局领导阐明了其对山东经济困难的认识和自己的战时经济观点,以图说服分局领导采取其经济策略[3]172。
二、薛暮桥在山东的金融改革措施
由于战时物资奇缺,薛暮桥断言,只要共产党控制了一些重要物资储备作为后盾,诸如主要日用品棉花、花生油和食盐等战略物资的供应,抗币就会在根据地受到人们欢迎。正如薛指出的:“在物资缺乏时期,食品和棉花比黄金和白银更显得珍贵,因为金银不能填饱肚皮和抵御严寒;抗日根据地的人们不需要黄金,更不用说美元和英镑了”[3]175。只用行政手段控制这些战略物资是不够的。薛暮桥指出生活必需品是城乡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物资,并且这些必备商品的市场交易不能人为地打断。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生活必备品是维持城乡物资交易的重要物资,市场稳定主要取决于这些必备日用品的市场汇率的稳定[3]173。山东分局 1942 年的经济挫折主要在于当时领导人忽视市场的力量,试图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挑战这个看不见的幕后推手[3]171。薛暮桥坚信只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共产党人一定能够驾驭好市场这匹烈马并能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挑战市场规律,将会受到惩罚并招致更加严重的损失[4]370。此外,为了和沦陷区和国统区进行商品交换,购回中共抗日根据地急需的战略物资,并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优势地位,也要求中共山东分局必须建立充足的法币和伪钞贮备。
薛暮桥以其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深刻了解和作为一名革命经验丰富的共产党领导者的远见卓识,成功地说服了一些犹豫不决的同志,并帮助他们下定了改革金融的决心。山东分局财务委员会决定再次尝试,利用滨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决定选用食盐作为储存法币和伪钞的主要商品。鉴于这种情况,在薛暮桥的积极推动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最终决定:“在抗日根据地里,创建人民自己的银行,出人民自己的票子”[5]165,希望根据地能扭转经济上的被动局面。
三、食盐专卖区的建立及货币改革的成功
山东和苏北沿海地区依山傍海,盐业资源十分丰富。多年以来,海盐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出口物资,是当地政府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南京政府统治时期,规定山东省政府除了保留田赋收益以外,盐业收入必须上缴中央政府。山东的盐业收入在 20 世纪 30年代至少占全国年总收入的 20%,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山东的中共党组织在 1938 年 3 月收复掖县的时候[6]52,对盐税就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胶东特别委员会取消了食盐专卖的官方垄断,将盐税官员划归普通税吏。山东分局从 1941 年底起不断加强盐业生产的领导,给“盐槽子”人员提供财政担保,直接将“盐槽子”变成了一组“盐业交易所”[7]445。山东分局党组织特别鼓励盐农们在日本人控制的盐田附近开辟新盐田[8]308。1942 年12 月,山东分局在取得甲子山战役胜利以后,便在1943 年春季努力提高盐业产量和扩大盐田规模。到 1943 年 7 月法币停止流通的公告发布为止,仅哲旺一个盐田的产盐量就多达500,000 担。
不过,东北军于学忠部驻防山东,最初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芥蒂很深,尽管后来态度有所好转,但此时由于诸多运输线路要经过东北军控制的地盘,他们经常扣押盐车,肆意征税,阻碍交通,如何将这些食盐运输到西部的内陆市场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9]315。但是,按照国民政府命令,由蒋介石嫡系李仙洲部入鲁,换防于学忠。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相互倾轧,造成了国民党在山东的落败,被迫离开山东。中共山东分局及时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占领了很多的战略要地,盐业运输困难得到缓解。到 1944 年,除了日本人控制的青岛胶澳盐场以及胶东地区为数不多的盐场以外,中共控制区以外的所有山东盐场全部停产[10]1170。
由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加之跨省的盐业交易利润很高,吸引了很多机关和个人从事这一行业。在滨海区,运盐收入占贸易与工业税收总额的 25%之多[6]225。由于高额利润的吸引,加之需要大量的人力运输,诸如山东军区独立团(该团受军区总部的直接指挥)等一些正规部队也利用战争间隙,参与了这项工作。间歇的盐业运输就占该团总收入的 27%之多[6]225。山东分局调整了盐业运输线路,以使山东中部和南部贫困地区沿线群众,从事运盐生意,增加收[6]224。因此,依靠良好的组织管理、超额的食盐生产和比较畅通的内陆销售,赚回了根据地以外的大量法币和伪钞,这构成了山东分局储备货币的重要支柱[2]326,食盐成为山东分局抗币专属区抗击法币的第一道防线。
由此,山东分局控制了山东省大部分盐业生产以及大多数内陆地区的运输路线,还牢牢掌握着山东和苏北地区的销售。这就为驱逐法币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物资准备和货币储备。于是,1943 年 7 月 20 日,中共山东分局下令将于 1943 年 8 月初关闭滨海法币交易所。正如薛暮桥所预料的一样,很多单位和个人狂抛法币,大量购物,物价也随之快速上涨[2]322。从法令颁布的第二天起,根据地政府北票对法币的汇率从以前的 1:1 下降到 1:08。不过,几天以后,山东分局兑换处的法币兑出量连续数日超出购入量。与此同时,零售价格也继续下滑。薛暮桥和同事们认为,从 1943 年 7 月20 日至 8 月 10 日自由兑换的最后几天,是这次货币改革能否成功的最为关键时期。他认为:“法币的兑出量超出了买入量,我们的胜利仅仅是初步的,基础还不牢固”[2]323。这是对这一严峻形势作出的客观真实的评价。不过,当地群众还是对北海币信心不足,黑市交易极其猖獗。薛暮桥认为,黑市交易反映了实际情况和无形的市场力量。黑市的北票币和法币的兑换率从最初的 1:07上升到 9 月底的 1:1。中共山东分局似乎正在进行一场败局已定的战役。但是恰在此时,从滨海运出的大宗食盐运达鲁西地区,销售一空,获得了很高的利润,黑市法币的币值也暴跌到 1:05[2]323。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 1:2 变成了 1:6,囤积法币的地主及不法商人,这次可吃了大亏,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1943 年把几亿元法币排挤出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1945年又把几十亿元伪币排挤出山东新扩展的根据地去,换回了同等价值的敌占区物资,对改善根据地的物资供应起了积极作用[11]。山东分局货币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45 年后,薛暮桥在谈及这场惊心动魄的货币改革时,仍兴奋不已[12]10。
抗币专属区成功建立,抗币逐渐取代法币,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事实上的流通货币,有效地阻止了根据地战略物资的外流。显示了山东分局充分利用政权和金融杠杆驾驭经济的能力,还培养了一大批熟悉经济的干部,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探索。这次成功的经济改革,薛暮桥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作出了主要贡献,为山东分局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并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顾这段光辉岁月,更能感受到当时对日伪顽斗争的艰辛、体验到薛暮桥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学家卓越的智慧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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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薛暮桥.“北海币” 回忆录[J].滨海银行 50 周年纪念文集.山东省金融学会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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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92KB) 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活动探析.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