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周维炯吧？此外吴焕先也肃反错杀了一些高级干部。

【 在 wyid (yz) 的大作中提到: 】
: 早期确实就是杀来杀去的，看鄂豫皖地区革命史也是一样的，安徽的周维炯他们一开始也是乱杀，结果最后自己被张国焘肃反了，高敬亭戴季英周纯全也是肃反狂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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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等三人被杀事件也和红32师是民团起义后再招纳农民和收编一部分土匪组成有关，民团本身就比一般部队纪律性差，这种缺点也带到了红军里来，二徐虽然不应该反对党委决定不放兵权，但他们的借口事实是存在的。
另外，关于戴亢若之死，这个材料中说是被免职后私自枪毙，有别的材料说是开会时戴亢若指出纪律问题并骂他们是土匪，一个农会干部一怒之下用钢条直接把戴亢若打死了。

【 在 bhima (心烦意乱)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种山头主义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顺直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对于空降的领导排斥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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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iweijian (五鸡情缘) 的大作中提到: 】
: 戴季英算不算嗜杀成性呢？
: 有人觉得他是思维喜欢走极端，在极左和极右之间切换

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redman/2018-03-07/163166.html

  　戴季英的父亲戴寿云，大革命时期曾与董必武有过交往，属于支持革命的开明知识分子。1933年冬，父亲被国民党活活烧死，母亲吴氏被当地土豪打死。戴季英有弟兄五人。除戴季英外，其余四个兄弟全部为革命牺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哥戴季伦，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黄安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为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常委、皖西北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因生性耿直，在对待富农问题上与鄂豫皖省委存在分歧，在红二十五军的肃反中被错杀。

　　应该说，回到常情常理的历史研究，一个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家庭走出的革命幸存者，是不可能站到革命的对立面而借肃反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也正是从这一朴素的认识出发，笔者曾多次尝试分析戴季英充当肃反急先锋的心态，却一直找不到史料及理论的支撑，直到新近发现的一份袁克服及张广才、曾传六等老首长的合集谈话录(《亲历“苏维埃革命”—大别山苏区革命者讲述自己的革命史》，黄文治编校，纽约柯捷出版社，2015年，第285页)，才初步解开了对戴季英肃反不遗余力的疑惑。

　　袁克服、张广才、曾传六等在谈话中说：张国焘等主持鄂豫皖苏区反富农及肃反时，“戴季英是很老的同志，也被不相信，特委省委都不要他，以后调到保卫局工作，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视”。这句话是关键，也是要害。我们都知道，1931年4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为加强政治控制及民众动员需要，执行王明极“左”路线。其在根据地大力整肃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方领导群体，以图改造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鄂豫皖开创时期一大批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成分的地方领导群体均遭到无情整肃，甚至是肃杀。面对这些情况，被监视状态下的戴季英在担任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时，为了表明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在疯狂肃反过程中，即选择大搞“逼供信”来撇清自己，并献上自己的一颗忠心。而之后扩大化的鄂豫皖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及陕北肃反，戴季英作为具体操办人，都深度参与其间(这也成为其一生最招人诟病之处)，基本都是历史情势及戴季英个人极左思维惯性共振之结果。

　　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情况。据曾在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工作的丁武选在事后回忆：“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审讯在西关外一个小院子里，一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都是那时杀害在此处的。那时戴季英带着几个人到这里审讯许等，被害在这所院子里，将他们用绳子勒死的。保卫局一个勤务员来通知叫我们一个班的人把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几个人的尸体抬到西门外一个山沟里埋掉。回来后，我几天都没吃好饭，回想起那时的事，心里就不好受。”丁武选还说：“肖方、许继慎、方英、熊受暄、周维炯十几个高级干部是1931年古历八、九月间(已经下霜了，感到有些冷了)被害的。头天晚上执法队都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我在放哨，没有见送回来。第二天晚上，我们一个班都叫去了，两个人拿一根毛竹抬尸首，一看都是我们看守的‘犯人’。他们都是用绳子勒死的，脖子上有印子，十多个尸首都放在新集西门外，一个门朝南，跟戴季英的一个院里的一间房里。当时我们把尸首埋在西边山洼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以后知道这是被张国焘肃反杀害的。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前几年，我一次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时，徐向前元帅也证实戴季英当过保卫局审讯科长。”(《亲历“苏维埃革命”—大别山苏区革命者讲述自己的革命史》，第282-283页，第280页)丁武选的两次谈话录都直接点出了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疯狂肃反的直接关联。

　　戴季英与红二十五军肃反情况。据徐海东《生平自述》(徐海东著，三联书店，1982年，第22-23页)说，红二十五军组建后，“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据《徐海东将军传》(张麟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99页)记载，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独树镇，有人欲将郭述申以“皖西第三党领袖”的名义干掉;而到达华阳县又准备以“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杀掉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对于当时准备发起此两件大事的人，徐海东用了一个名称叫“那些肃反专家”，然而，在红二十五军中，能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操持这两件事，只有戴季英可能性最大。

　　戴季英与陕北肃反情况。据李维汉《初到陕北(征求意见稿)》(《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74页)一文说：“当时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原鄂豫皖搞错误肃反的审讯科长)沿用鄂豫皖错误肃反的那一套逼供信办法，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逼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张慕陶右派’‘反革命’等”。这里所指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实际上也不点名的道出了戴季英。按照屈打成招人员的口供，一场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开始了。据《习仲勋传》记载：“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华、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区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另外，也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等两百多名优秀干部。从而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得知陕北肃反的具体情况后，立即派遣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并传达停止肃反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随后，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同时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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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

    原文摘自《红二十五军史料选编》，采访者陈先瑞曾任红25军手枪团中队长、75师营政治委员、八路军115师留守处主任、中原军区第2纵队15旅政治委员、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等职，还担任过红二十五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6年1月10日在北京逝世。

    陈先瑞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次走访了戴季英同志，就红二十五军战史有关问题作了交谈。现将戴季英同志谈话内容综合整理如下：

　 一、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稿的看法
　  我是昨天晚上才见到你们这个稿子，大概翻了一下，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错的。“结束语”总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但缺乏一条总的挂帅的内容。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鄂豫皖苏区的创建经过，完全是按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执行的，这就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这是总的路线、方针、原则。毛主席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应当总挂一下。鄂豫皖苏区，坚决执行贯彻了这个总的原则，方问是正确的，如果加上这一条内容，加以总结，就有了挂帅的了。
　　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是：（一）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因为敌人的残酷屠杀，主张实行报复行动，叫攻打车站、破坏建筑，这对我们影响不大（二）李立三路线主要是攻打中心城市，如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这个对我们有影响，曾在黄安南部，动员群众攻打武汉，群众不肯接受，说“哪打得下武汉？”虽说时间短，但有影响。（三）王明的“左”倾路线，中央曾有指示，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这对我们影响大些，首先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错误。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就很说明问题。
　　红二十五军的历史，要抓住几个重点阶段写，即四方面军走后，坚持了两年斗争；程子华来后，决定战略转移，开辟了陕南根据地；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坚决反对入川；以及后来的西征北上，到达陕北等。名称问题，还是叫战史、军史为好。文字上不好写的地方，可以从略。

　 二、红二十五军的成立经过
　  四方面军临走时，在黄柴畈召集的领导人会议，王平章参加了。其他省委成员均未参加。之后，省委在长冲召开会议，由王平章口头传达了黄柴畈会议内容。当时参加的有：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成仿吾、高敬亭、郑位三、戴季英等。郭述申因在皖西，还没有过来，未参加。王平章传达的主要内容：一是主力要突出鄂豫皖苏区，决定留人。说张国焘向中央报告了，将省委成员留在原地，王平章也留下，我也留下。说我们大多是苏区的创始入，留下继续保卫苏区。一是要建立主力红军，坚持斗争。沈泽民当时写信给张国焘，要调十师回来。张不允许，说在黄柴畈会上定了，叫自己搞。这都是王平章传达的。四方面军走后，省委在长冲开过好几次会议。我是从四姑墩赶到长冲的。
　　大约半个月之后，省委就决定成立红二十五军。为什么叫红二十五军，主要是为了纪念蔡申熙，当时已得知他在河口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的建立，主要以我的二十七师为主力。当时有三个团（徐海东将其中的七十九团带往皖西去了），改为七十四师。当时还没有军部。军部就是原二十七师师部。吴焕先为军长，我是政治委员。郭述申带二十七军来到了鄂东北，这才成立七十五师。这时也才正式成立军部。徐海东为七十四师帅长，我兼政委。七十五师师长是姚家芳。后来又成立了七十三师。红二十七帅是由光山独立二师改编而成。当时决定成立九军，才给了二十七帅这个番号。在鄂东北地区，当时有七八千人。曾在黄安附近打过一仗，打垮敌人两个团，是肖之楚的部队。敌人好几个军挤在黄安城内，想占领大小拗口，但被我军击溃，歼敌一部。

　 三、红二十八军的成立
　 成立红二十八军，是从皖西这个战略地位考虑的。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成了一个方面。沈泽民当时想成立江北方面军，建立两个军，所以才组成二十八军，活动于皖西战略区。红二十五军则实行机动作战。二十八军属省委领导，但在军事指挥方面，仍归红二十五军。

　 四、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的成立时间
　  鄂豫皖省委成立后，即将苏区划为几大块，这是中央分局划分的。即鄂东北道委（徐宝珊）、豫东南道委（高敬亭）、皖西北道委（郭述申），我是鄂中区（孝感）道委书记兼游击司令。当时叫军区指挥部，后改为游击司令部，是苏家埠战役后改的。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也是这时候成立的。吴焕先担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之后，即为鄂东北游击司令。

　 五、有关七里坪战役的情况
　  围七里坪之前，就提出过“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口号。所以围攻七里坪，还有个保卫春耕的因素，敌人当时对根据地破坏很大。省委决定围七里坪时，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在郭家河等地打了两三个胜仗，情绪都很高涨。当时，省委成员都是同意打的，没有持不同意见的，反对的。围了四十二天，不成，才决定撤围，可以说是失败。但围七里坪不是路线错误，因总的路线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这个没有错，只能说战役上错了。对保卫春耕，还是起了作用。之后，部队撤到九里十八寨，决定到皖西去。从七里坪下来时，还有七八千人，七十四师是完整的。

　 六、肃反问题
　  肃反问题，中央是有指示的。肃反最早开始于兴国，有个报告，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到鄂豫皖苏区。不是说肃反错了，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是这样写的。当时，对富农政策上也有错误。说许继慎是改组派，中央也是有电报的。省委斗争许继慎时，说“吃喝委员会”是许带来的，瓦解腐化红军队伍。这是当时的情况。

　 七、与东北军建立关系
　  一九三三年，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时，被敌截成两半。就在这时，省委决定我为鄂豫边游击司令。我在担任鄂像边游击司令时，常在光山一带活动，距东北军驻地很近、曾写信给王以哲，还送去一些传单，试图与东北军建立关系。王以哲还把这些传单送给了张学良。信的内容是讲民族危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东北军是东北人，成了亡国奴了，还到鄂豫皖来打红军，应当打回东北去。长岭岗战斗后，把东北军俘虏放了回去。我二次又在凌云寺给东北军写了信，也是这个内容。与东北军的关系，最早还是在鄂豫皖苏区开始建立的，对王以哲六十七军也是起了作用的。

  　八、长征入陕情况
　  程子华来了以后，先到卡房郑位三处，后跟我在沙窝集附近见过面。当时，徐宝珊、吴焕先、高敬亭等都去了皖西。省委从皖西过来后，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除了讲周恩来的指示以外，还讲了朱总司令的意见，说红二十五军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等等。二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加，怕会上意见不一致，不便参加。省委当时向中央写过报告，是要一名军长，程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最后还是决定他当军长。这是省委的一致意见。程说他当参谋长，不当军长。因为省委决定了，也就没有改变，还是他当军长。长征出发时，曾在孝感给高敬亭写过信，是徐宝珊写的，内容是环境严重，主力要转移，留下的人，还有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前途。叫高敬亭当书记，保持红二十八军，将来，红二十五军也可能再转回来。并讲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事。信，是叫郑位孝便衣队送去的。郑位孝是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总务科长，是郑位三的一个族中兄弟。这也是个安排。红二十五军出发时，加上罗山独立团（也叫西路军），总共约四千人。进入陕南后，因为沿途打了几仗，减员将近一千人。我当时是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是省委秘书长，随政治部一起行动。蔡川整编时，因为军长、副军长在庾家河战斗中负伤，我才到军部担任参谋长，协助吴焕先指挥部队。这时，由郑位三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徐宝珊提出的。独树镇战斗，是个遭遇战，情况很严重。那个参谋主任，叫薛云阶，河南人，由上海派来的。他来时就听说表现不大好，对革命产生过动摇。庾家河战斗，有个腿被打断的团长，是个矮子，可能叫叶光宏，商城人。省委在蔡川开过一次会议，主要是整编问题，干部配备等。

　 九、关于“反对入川”问题
　  红二十五军西去汉中地区，并不是为了进入四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而是为了打通关系，与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这一点，程子华来时就作过传达，朱总司令说了，可以与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取得联系。当时，听说四方面军到了勉县，就想西去建立联系。到了华阳地区以后，手枪团曾去汉江边作过侦察，了解情况。这时，有的同志提出入川问题，以为陕南没有出路，要靠四方面军去。省委在华阳开过一次会议，徐宝珊、吴焕先和我，都反对入川的主张。认为四方面军早已撤回四川，我们再要过汉江，翻巴山，前途渺茫，不易实现。到时候四川不能去，陕南也呆不住。认为入川是动摇军心，是错误的。我们说过不去，他们说冒险也要过去。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因为徐宝珊反对入川，就没有去成。所以在华阳地区建立游击队，开辟根据地，也是想找个立足点，将来好攻打汉中，目的还是与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打通联系。当时认为，留在陕南还可以求得生存，发展，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可以联接川陕和陕北，还可以联接鄂豫皖苏区。以后，主力便又东返商洛地区。葛牌镇会议上，对入川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了出来。斗争是比较激烈的。郑位三还有个“申明书”，是承认错误的。有的态度不好，把省委委员给撤了。省委当时有个决议，是徐宝珊写的。这就是“反对入川”问题的前后经过。

　 十、关于张汉民问题
　  张汉民部先后派人来过两次，与红二十五军接头。第一次派人来时，省委不相信，说是来了解刺探情况。当时提出要五万分之一的陕南军事地图，还要个发报机。第二次派人来送地图。总共两张，但不是陕南的，而是河南卢氏、灵宝的两张。所以，就认为张汉民这个人不怎么好。张汉民有个副官，名叫阎赫，陕北人。他曾对我们讲过，说张汉民是个叛徒、表示要赶走红二十五军，赴不走就打掉。加之张部跟我很紧，就决心消灭该部。九间房战斗中，张汉民带的一个营，抵抗也是很顽强的，我们好多人负伤。战斗是很激烈的。张汉民被俘以后，在关押期间，曾给汉中地下党写过几封信，找党的关系和证明人，但都没有回音。后因情况紧张，徐宝珊决定将其处死，杀于龙驹寨。之后，查国祯（参谋主任）还就张汉民被杀之事，写信通知过杨虎城。

　 十一、关于红二十五军去陕北的决定经过
　  （1）袁家沟口战斗，缴获了一些文件，并从唐嗣桐的口供中得知，敌人对“围剿”红二十五军的兵力，有增无减。东北军几个军相继进入陕西，情况比较严重。敌四个军如果都压入陕南，那是吃不消的，不好立足的，所以得想个战略出路。当时，就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有去陕北的想法。研究去陕北还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陕北距离张家口不远，过了榆林就可以到张家口，吉鸿昌在那一带进行抗日，我们可以找到吉鸿昌这个关系（吉曾到过黄安长冲，与我们有关系），奔向抗日前线。二是这个地区距离外蒙也近，还可以打通国际路线，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建立关系。三是陕北根据地必定有电台与中央联系，我们没有发报机，到了陕北，便可以接通与中央的关系。去陕北的问题，是在袁家沟口战斗后所考虑的一个战略出路。
　　（2）到了引驾回、子午镇以后，石健民来了。他带来两份中央文件和电报密码，还有一封很简单的指示信，内容是：坚持游击战争，与四方面军打通关系、取得联系，并与中央经常来往等。除此以外，还有几张报纸。（3）沣峪口会议。参加人有：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和我。当时讨论了石健民带来的信和文件。听说中央红军正在北上，提出过“拥护、迎接、援助一方面军北上”的口号。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问题，当时还是决定去陕北的，这是在袁家沟口考虑过的战略出路。要离开陕南的原因之一就是敌情发生了变化，形势严重，六十七军到了商洛，五十一军也到了关中，还有从襄阳、汉中方面来的敌人，全部压到陕南，我们呆不住，也吃不消，不得不去陕北。（4）到了周至县以后，停留了两三天时间，想从这一带过渭河，直去陕北，还曾派人到渭河边看过地形，寻找渡口。但因敌人防守很严，又下了两天雨，河水涨了，过不去，这才决定进入秦岭，翻太白山，继续西进北上。（5）沣峪口会议后，给陕南写过信，是吴焕先在沣峪口写的，派游击队送的。（6）佛坪会议情况。进入秦岭以后，省委在佛坪开过会。佛坪（厚畛子）县城土匪多，县府搬到了袁家庄。我记得是在袁家庄开的会。会议内容，还是去陕北，决定绕到渭河的上游，即宝鸡、天水一带，渡河北上。（7）打下双石铺以后，捉了个敌少将（名字忘了）。在双石铺，研究过渭河的问题，听说天水一带河水较浅，不要渡船，可以涉过，于是就攻占两当，打到天水，过了渭河。（8）在兴降镇回民区住了三天，开过一次会，主要是研究部队行动，决定翻越六盘山。（9）吴焕先牺牲后，省委第二天就在埋葬吴的地方开过会，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他是中央派来的，是我提名的。

　 十二、陕北肃反情况
　  我当保卫局长，是西北代表团决定的。我当时留在后方，这时保卫局长是崔田民。因他当时不在，我是兼着搞的。我们到达陕北之前，朱理治、郭洪涛就将张××抓了起来，与刘志丹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紧张。我们到陕以后，朱、郭以为有了力量，才敢扣刘志丹。江修（西安市委书记）从西安来了，说刘志丹如何不好，聂洪钧才决定扣刘志丹，写信给朱理冶、郭洪涛，朱理治提出要捉刘志丹。朱随后写信给聂洪钧，不是扣刘志丹的内容，而是通知他回后方。送信人在半路上见到刘志丹，刘说他就是聂代表（聂洪钧），把信拆开看了。聂洪钧这才把刘志丹扣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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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bingli FROM 114.214.202.*
FROM 114.214.202.*

所以说戴季英推卸责任嘛，当然陕北肃反这事那几个人都有责任，而且争议较大，从延安整风到80年代中央专门处理过几次，后来主要是朱理治、郭洪涛的事情，戴季英是死老虎，只是随着朱理治、郭洪涛的责任变化一会儿负主要责任一会儿负次要责任。

【 在 biweijian (五鸡情缘) 的大作中提到: 】
: 之前我看到的一个说法相反。
: 戴季英说要抓刘志丹。朱理治、郭洪涛大惑不解，说怎么根据地创始人也是坏人？戴季英就说许继慎也是根据地创始人……  
: 然后朱理治、郭洪涛才去抓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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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4.214.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