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几十万大军,除小部分起义之外,大部分被歼。除锦西、葫芦岛的部队外,唯一逃出战场的只有第五十二军(辖第二、第二十五两个师)。我亲身参与斯役,印象较深。惟事隔多年,又缺乏参考资料,全凭记忆写出,宁可缺漏,不加造作。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从云南文山地区徒步经麻粟坡、河阳出国境进入越南,接收河内、海防日军武装。1945年9月底全部集结于海防附近。10月30日和11月3日分两批,由美国第七舰队的特遣运输舰队从涂山港北运,11月13日全部在秦皇岛登陆。16日出山海关,与第十三军更次攻占绥中、兴城、锦西等县,26日侵入锦州,算是国民党军进入东北最早的一个军。12月23日侵占北镇,24日侵占黑山,1946年1月10日侵占营口。12日,第二十五师留一个加强营守营口(13日即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师主力调沈阳铁西区,军主力集结于新民、巨流河地区待命接收沈阳。第五十二军的第一九五师,因协同第十三军由女儿河出动西犯朝阳、凌源,1946年1月13日抵平泉。因停战协定的签订,未及夺取承德,即留驻平泉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守备,以后未再归还五十二军的建制。
3月13日,苏军撤出东北后,军部率第二师进入沈阳。21日东犯,次日占领抚顺。4月初,以第二十五师南攻本溪,在上、下高士屯被解放军围困,转移到沈阳东南施家寨、荒山子之线待援。5月3日又会同辽阳出动的新编第六军攻占本溪。1946年10月下旬军部率第二、第二十五师进攻安东(今丹东),城是争到了,可是第二十五师却被歼于叆阳边门。
1947年,五十二军先后放弃了安东、通化等据点,一直到1948年,始终龟缩在辽南地区,进退于沈阳、辽阳、鞍山、营口之间,该军主力未出沈阳以北一步(仅第一九五师参加过进攻四平街、八面城战斗,第二师曾短期守四平,旋即交防于第七十一军)。这是能够从营口逃脱的主要因素。
1948年9月,该军于辽阳拟效坚壁清野的故伎,把农村粮食强运入城,准备长期固守;而蒋介石几次飞到沈阳,定要集中主力由廖耀湘指挥与解放军来一次决战,并拟将第五十二军划入廖兵团序列。而中上级军官都不愿归廖指挥,实际是不同意出击的方案,认为守且不足,攻更危险。廖兵团西进时,该军第二师奉命开到新民维护廖兵团后方。这时军中气氛非常消沉,普遍抱有“既然无力回天,只好听天由命”的想法。后来听说杜聿明飞到沈阳向蒋介石建议“以营口为后方,必要时可保辽南”的方案,蒋未加可否,似有默许之意。军长刘玉章抓住这个机会,亲到沈阳活动,极力怂恿“剿总”实现这个方案。于是打通营口的任务就落到第五十二军的头上了。第一步把第二师从新民归建,全军皆大欢喜,似乎有了一线生机;并且知道辽南没有解放军主力部队,完成这项任务是没有困难的。10月23日拂晓,部队从辽阳、鞍山出动,24日黄昏到达营口,沿途仅在海城附近遭到解放军地方武装轻微抵抗,行动未受阻滞。之所以要尽快占领营口,是为了实现以营口为后方、确保辽南这一方案,深怕中途变卦。
占领营口,从东北全局说,是个通道;对第五十二军来说,就意味着是个立脚点,不能不考虑军政配合问题。军部决定在辽宁省主席王铁汉任命的市长未到任之前,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以便以军政配合为借口,派人充当营口市长,先行到职视事,再向省府推荐任命。不料这一决定,引起内部逐鹿,尤以政治主任陈炳寰(营口市人)和后方办事处长郭斌卿(刘玉章手下红人)两人相持不下,使刘玉章很为难。24日下午3时,军部抵大石桥休息,眼看就要进入营口,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我同刘玉章在天主教堂里吃面,刘突然向我说:“我看营口市长由你去兼好,你的意思如何?”我敏感地觉得刘在排挤我,便顺口答应可以,并说不必再兼参谋长了,用以试探刘对我的态度。刘说以后再说,似无挽留之意。当晚到达营口,我就决心推开军部事务,次日我搬出军部,以“五日京兆”的心情试图组织市政府。因为几天来不闻廖兵团的捷音,又听当地人谈:“共产党临走说国民党来了,我们让他,他们马上会垮,我们很快就回来。”这些都使我心情很沉重。形势确实很不妙,部队正在构筑工事,准备背城借一,在万不得已时,最后还可以“下海”出逃。
27日深夜1点钟,刘玉章派他的卫土来叫醒我,说部队已经出发了,要我马上起来一同走。我想,还上哪里走呢?匆忙赶到刘的住处,门外只有卫土一排,汽车几辆。屋里则有刘玉章、平尔鸣(副军长)、李运城(第二十五师师长)、刘朝槐(副参谋长)相聚于残烛之下。我一进屋,刘玉章就将“剿总”当天下午的电报给我看,大意是:廖兵团情况不明,着该军星夜驰援沈阳。我说:“这是‘肉包子打狗’,离开营口,就会前后失据,至多到鞍山就会遭到侧击,明明是送礼。”我又问:“牛庄、盘山已有敌情,总部知道吗?”刘问刘朝槐:“这个情况报了没有?”刘朝槐吞吞吐吐地说:“得到情报时,部队已经出发了。”我说:“这种情况总部可能还不知道。”刘玉章紧接着说:“你马上起草个电报发出去,一面派人通知电台与总部联络。”于是,我就蹲在小圆桌旁起草电报,内容是:“盘山方面有共军大部南下,先头已抵牛庄,判断我军至鞍山附近必遭侧击,援沈无望,进退失据,不堪设想。究应如何,乞立电示。”4点钟,总部来电,真是急不暇待,大家围着译电员,译一字看一字。复电只说:“来电悉,该军固守营口,已电总统派舰来接。”刘玉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看看电报,说把部队追回,各回原防。李运城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出门开了吉普车去追部队。先头部队刘明奎团已抵海城附近,28日中午才回到营口,跟着继续修筑工事。28日和29日两天平安无事,但外弛而内张,急于向沈阳和葫芦岛催问船只,担心船来迟了,解放军逼近,就很难脱离战场。因辽河到营口迤北成个反“之”字形,沿河码头至海口约40里,大军压境时撤退是很不利的。
10月30日午后,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营口北约30里某村(地名已忘),向我军前进据点攻击。刘玉章为尽可能在较远处拒止解放军前进,并掩护撤退企图,即派步兵一营附山炮一连增援反扑。解放军吃点小亏,战斗中止。这天黄昏,舰队司令马纪壮(河北南宫人)率两只炮舰到达营口。据他说,登陆艇和商船要在葫芦岛卸空后才能开来。31日,船只已到海口,因落潮水浅,不能驶入。11月1日上午,大小几只登陆艇和一艘商船全部靠岸,决定当天晚上登船逃跑。但船少不敷使用,只好把汽车破坏,丢掉马匹,打破建制,将人员全部“塞”上船,军部集合各部副主官和必要幕僚人员,将撤退要领、船只分配、注意事项等先行下达,进行准备,待命上船。关于掩护撤退,决定利用外围既设据点工事,留置约30个排哨,每哨配电话一部,在其后适当隐蔽处控置卡车一辆。排哨必须死守,非有命令不得撤退,待大部登船以后,各排哨同时撤回,利用卡车直驱码头上船。
1月1日下午,解放军大队涌到营口城郊,与二十五师发生激战。为使本晚撤退安全,以军部辎重团(由军中自行装备,火力与步兵团略等)投入战斗,猛力反扑,冲入解放军第二十五师师部所在的村落,进行了激烈巷战(据报得有该师的公文箱)。解放军由于乘胜急进,重武器没有跟上,兼之长途疲劳,无心鏖战,于黄昏前向大石桥方向转移。我军仅派小部佯追,主力即乘机撤离阵地,于寂静的寒夜中悄悄奔向码头。夜11点各特种部队都已登船完毕,步兵部队也开始到达码头。这时,我同刘玉章才上了马纪壮的旗舰。
我们安安稳稳上了船,外围的警戒也没有什么响动。我心里想,这一关总算过来了。但时值落潮,船不能出海,须待拂晓前涨潮。
这时,刘玉章鼾然入睡,我却睡不着,听外面有无动静。忽然听到外边水兵们在说某处起火。我到甲板上一看,上游河边火光冲天,问是什么地方,众说不一。正惊疑间,岸上有人来说是第二师所乘的船着了火。我马上唤醒刘玉章一同观望,刘一言未发,呆立一阵,回舱去了。我派人找第二师师长尹先甲,有人见他确实上了船,但始终找不到他,真是束手无策。如再找船和变更搭载计划,都不可能。而马纪壮定要把船只全部开到河心停泊,避免同样危险,只得通知第五团团长郭永和和第六团团长侯程达,自行找木船驶向葫芦岛。烧掉的这只船是三北公司的渤海轮,上面装载有炮兵营、通信营、第二师师部和第二、第六两团。炮兵营先上,且在下舱,全部烧光,其它跳入水中淹死的也不少。步兵团开始登船就起了火,吃亏较小。起火的原因,当然都会怀疑是共产党搞的,其实不是的。这条船装汽车到葫芦岛卸下,地板上多被汽油漏湿,上船之前,已指明这种情况,严禁火烛,禁止吸烟,在命令中也列为注意事项。部队登船都由各部派军官在进口处检查,非本部人员不得上船。起火之后一直没有发生别的情况,所以判断不是有人捣乱。后来据逃出的人说,船上没有开灯,有人点上蜡烛,船越上越重,船底触地,失去平衡,船员要求向外侧疏散,无人理会,这支蜡烛因船身倾斜而倒地起火。当时汽车司机张昆以大衣扑救无效,迅速蔓延,人各逃命,就无法挽救了。师长尹先甲混入别的船,到了葫芦岛未敢露面,溜之乎也。(后来我从葫芦岛离开第五十二军路过秦皇岛时曾碰到过他。)
11月2日5点钟,潮涨水深,起锚开船,到海口不远天色已曙,发现东岸飞机场西南有大部队麇集成团,马司令要我到指挥塔一同观察,在望远镜中清晰可见,我说定是自己人在找船的,马纪壮将信将疑,叫各炮实弹待命。正在这个时候,离我们这船约二三百公尺处左后方水面发现一个跳弹,马纪壮命令开火制压。我说不要打,马说要制压。幸好没对人群瞄准,而是向平阔的飞机场来个面积射,发射的都是小口径的机关炮,虽然瞬时遍地硝烟,但没甚杀伤。刘玉章闻声上来,亦说不打,船己出海。上午8点钟以后驶近“重庆号”,10点钟光景我同刘玉章、陈炳寰上了“重庆号”,桂永清在上边,谈些撤退经过和塔山战况。午饭后,风起浪涌,我们要登陆见杜聿明,桂永清说浪大难上小艇。等到下午4点,决定由我登上驳轮到葫芦岛见到杜聿明,报告撤退和失火经过。
11月5日,郭永和、侯程达两团长各率残部五六百人乘帆船到达葫芦岛,郭升第二师师长,侯继我任军部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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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7.8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