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溪在书里明确分析过毛、刘的两种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這裏，是想引用這種對人群的理解來說明劉與毛的兩種不同的群衆觀。劉在其著作、講話中，從不忘强調群衆路綫，但再仔細解讀，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難看出，他心目中的群衆，很接近塔爾德的“人群”。在劉那裏，群衆很容易被權勢階層所脅迫和欺騙，他們的言論經常是被地方幹部所操縱，從而衆口一致，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心話。而一旦在正確領導的勸慰、誘導下，就會紛紛打開心扉，向黨交心。在劉少奇心目中，群衆的最主要優點，就是人多力量大，聲勢大，但缺點是 ：一旦發動起來，就容易有過火行動。

而毛的群衆觀更接近塔爾德的“公衆”。毛同樣也强調群衆的數量優勢，幷經常在“群衆”前面加以數量冠詞 ：“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异常”，“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麽？是群衆，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决定的因素”，等等 [1]。同時，
毛還說 ：“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把“議論多”作爲群衆的一條首要優點，這裏所稱贊的，不止是議論的聲勢大，而且是群衆的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亦即一種意見的多元性。毛重視群衆的智慧和群衆的首創性，珍視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衆中不同思想之間的辯論，主張在這種辯論中，“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 ；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 ；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 ；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2]”
和這種群衆觀相聯繫的，是毛所主張的群衆運動的搞法。假如說，劉時刻强調群衆的現實利益，那麽，毛則更關心群衆的言論權利、思想權利，這和毛一貫重視文化藝術、教育媒體等上層建築領域相一致的。

因而，毛把言論表達視爲群衆運動的中心 ：“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很好的形式。”“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衆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像我們這樣的國家，人民內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兩年整一次風，是永遠也得不到解决的。許多
問題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衆一批評，會上一鬥爭，比什麽法律都有效。[1]”

在劉那裏，群衆運動的重心在于政治精英的領導和駕馭，群衆運動的搞法主要是從上至下的。言論、信息在劉的群衆運動中，主要不是由群衆來掌握和表達的，而是需要由政治精英控制甚至保密、透過官僚等級有序地向下傳達擴散。因而也需要對群衆實行分類排隊，區分核心、外圍和异類，采取內外有別的政策。

毛和劉心目中的“群衆運動的發展規律”也非常不同。在毛看來，群衆運動是從魚龍混雜的不同觀點開始，經過辯論，群衆進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觀點進一步轉化、分化，逐漸克服思想上的混亂，從而出現陣營分明、是非分明的結果，這個過程也是鍛煉人們的鑒別能力、明確對立面、將落後、反動的因素孤立、暴露出來的過程。
比如毛所描繪的一個群衆辯論的典型發展過程 ：“石家莊那個學校，把那三個口號（即 ：‘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一討論，七十個代表，只有十幾個人贊成，有五十幾個人反對。然後，又把這幾個口號拿到幾千學生裏去討論，結果都不贊成，這十幾人就孤立了。[1]”

劉也反覆提到“群衆運動的發展規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群衆在一開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覆耐心的啓發、誘導，他們才敢于講出他們心中的真話，一旦將大部分群衆都啓發、勸導成功了，群衆就發動起來了，這時的群衆就會類似于一種情緒化的、服用了興奮劑的人群，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過火的言論、過火的行動，這時政治精英的任務就是以其清醒的頭腦，限制群衆的過火言行，强調政策，也就是對運動進行“糾偏”。因而，在運動初期“寧左勿右”，在運動後期“寧右勿左”，就成爲領導運動的一個要訣。容易看出，劉心目中的“群衆運動規律”，和塔爾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這裏，提到了“左”和“右”，這是一對多義的、經常被搞得混亂的概念。比如，在當今主流和官方的回憶錄文學中，毛所特有的對“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黨變修、國變色”危險的强調，對兩條路綫、兩條道路鬥爭的强調，是謂“左”，同樣，在政治運動中，采取簡單粗暴、暴力體罰的辦法對待幹部群衆的作法，也謂“左”；但問題
在于 ：毛强調前者，却從未提倡後者，是政治運動的各級推行者，把“階級鬥爭”的主題庸俗化、歪曲化爲對幹部群衆的殘暴迫害，在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劉和王。而恰恰是毛，才糾正了第二種“左”：
即簡單粗暴地打擊迫害一大片幹部群衆。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1961年4月1日到5月16日，刘少奇…………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等地蹲点调查。前后44天。
: 同在湖南，毛**只能住在长沙的宾馆，刘少奇却可以睡在生产队的养猪场；
: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P52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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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这段历史，童小溪是这样看的
這樣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節的描寫，很自然地就納入了中國封建傳統的“清官”乃至“明君”話語 ：一位高高
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訪，深入民間，體察民情，才
發現民生艱辛，且恐于當地惡吏的橫行霸道，敢怒不敢言。
皇帝（或清官）的臨幸驚訝和感動了苦難中的小民，他們
跪地痛哭，一股腦地將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開恩，
憑舉手之勞，就解决了民衆的倒懸之苦，萬衆歡騰，齊呼“皇
帝萬歲”，或“真是來了青天”。
有關劉湖南調查的官方記述，和以上話語的各個
細節都是吻合的 ：比如 ：輕裝簡從，住在老百姓家裏，睡
門板鋪禾草，親自到社員家中訪察，啓發誘導社員講真話
等等。還有兩個細節突出地表現了人民共和國的這位“青
天大老爺”的“體察民情”的形象 ：一是在東湖塘公社調
查時，用脚撩開山坡上一堆風乾的人糞，來察看有多少沒
消化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華大隊施家沖社員座談會上，
取下藍布帽，露出滿頭銀髮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國主席察看農民的糞便、向社會最底層鞠躬的描寫，表現
了在九天之上的高級官員對九地之下的民間躬親訪問的反差，更從反面突出了精英和群衆之間的森嚴等級。

劉的湖南考察被譽爲深入群衆、走群衆路綫的典
範。中國共産黨在歷史上有著强大的依靠群衆、走群衆路
綫的傳統。翻開劉少奇的著作、講話，他對群衆和群衆路
綫的論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的差別不大。然而，
仔細解讀，幷參照劉在湖南調查中的工作方法，我們
能看出一個微妙但重大的差別。
美國學者洛厄爾·迪特默在 70 年代寫作的《劉與
中國 ：群衆大批判的政治》一書中已經精闢地
總結了毛和劉在和群衆關係上的差別 ：
［劉］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爲一個工會組織者
在爲工人工作，或與工人在一起度過的，他對此感到
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後，他每次到農村“視察”總
是堅持“參加生産勞動”。……毛幷沒有比其他領導人
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深入群衆——毛實際上可能是官僚
主義的“脫離”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爲他常常長時
期地與世隔絕，據說，他的死也與此有關。但是，與
其說毛爲促進領袖與群衆之間的直接關係所做的努力
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說他比劉更注意給那部分
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 [1]。
迪特默的這個觀察是有洞見的。的確，毛 1959 年
6月到家鄉韶山，幷沒有像劉那樣作蹲點調查。1955 年，
毛號召領導同志都下去調查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自己幷沒有去實地考察，而是根據各地的調查報告編寫《中國
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另一方面，毛澤東除了强調深入群衆、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之外，他更强調 ：將傳統意識中的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等
級觀念顛倒過來。他說，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
（應該是指共産黨領袖和一般的精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軟弱、愚昧的群衆，需要開明的政治精英去領導和拯
救，而問題在于讓民衆永遠脫離軟弱、愚昧的狀態，讓民
衆組織起來、學會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一種是救民于水火，
一種是增加民衆自己手中的權力，前者是拯救，後者是賦
權，雖然都能給民衆創造福祉，但却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方法。
在中國革命的****階段，這兩件事幷沒有衝突，都體
現在中國共産黨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産黨以人民的名義
掌握國家權力之後，兩種群衆觀、兩種不同的對群衆的工
作方法，就漸漸顯露出來，幷發生矛盾衝突。
在毛心目中，“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
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的方法，就是讓群衆自己教育自己、
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解放，因此，
賦權的主要手段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在其他
很多中國共産黨領導人心目中的群衆路綫，是經過封建傳
統的“明君”、“清官”的棱鏡折射過的“愛民如子”意識、“爲
民請命”意識和“青天老爺”意識。
【 在 Braun 的大作中提到: 】
: 1961年4月1日-5月16日......
: 早她妈干神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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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溪《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网上有pdf版，不过可能墙内不太好找，z-lib上有。即便乌有之类的网站上完全在群众活动视角的书也极少。
【 在 espain 的大作中提到: 】
: 请问这是哪本书？网上能找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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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群众代表的角度，各级*委会里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比你设想中的人大制度相差在哪儿呢？
【 在 chaobill 的大作中提到: 】
: 两者都不会。
: 如果人大制度能发挥作用的话，那十年也不会那么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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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人过来谈话、看基层的报告也可以接地气，同吃同住并不是基本要求。是不是把自己当成清官、是不是把群众看做能动的主体、是不是把组织基层当成敌人，都是有很大区别。可能你现实里接触的大领导大老板，普遍都是跟普通群众同吃同住般的接地气吧。
群众组织自身就有立场上的差异。
工会问题太敏感，没法说。内地侧重这方面的网站这几年都没了。从后来工会的现实情况，也能倒推出刘、李等人（虽然他俩去世早）在这方面的根本立场。不知道你是如何对认识分析溯源倒推这方面的。没记错的话，以前谈到类似话题，我是倾向鞍钢法工人治厂，你是倾向经理专家治厂的。咱们对群众主体的地位、能动性的认识理解有质的区别。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基本要求，做不到这个，谈什么接地气？
: 另外毛反体制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对群众组织的立场上可未必。同样的，刘也并不是只强调只上而下，最好的案例就是1951年，在李立三主张国企内部存在公私矛盾，工会应当关注工人利益时，刘赞成而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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