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看施展的《枢纽》一书，里面提到：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曾为当时的中国打开了机会窗口，但国民政府囿于民族主义而未能把握住机会。
常工在1942年访问印度，调解印度民族主义尼赫鲁、甘地等人与英印当局矛盾，以便共同抗日，但其努力遭遇到了英国的掣肘。宋美龄在访问美国大获成功之后，居然拒绝了英国国王的访英邀请，又拒绝在美会见丘吉尔，还公开发声要求英国释放尼赫鲁。这些行为也让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不胜惊愕。这些行为反映出国民政府当局对于中国现实和国际格局的无力理解，以至于开罗会议提供的机会窗口未能转化为国民政府在国内整合各种力量、在国际争取更多支持的契机，大好局面被生生浪费。

对于此种说法，版内大佬能否指点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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