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蒋经国访苏商谈接收东北问题之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毫无改善,尤其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苏军的立场毫不松动。这样,杜聿明所部长时间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
为打开这一僵局,1946年1月中旬,蒋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即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经营,但拒绝全面合作,蒋称之为“缩紧”政策。
1月中旬,蒋致函张嘉璈,表示:
“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完全接受苏方要求,既损国家主权,又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将遭到广泛的批评;完全拒绝苏方要求,则又无法展开接收东北的行动;这个折中方案的意图,就是试图局部满足苏方要求,从而换取苏方协助国民党军接防。
就在中苏双方为东北日资产业归属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作为这种争执背景的具体表现,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当年47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曾任煤矿矿长、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此次在东北的职务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
1946年1月14日,受张嘉璈指派,张莘夫偕随员7人,由沈阳乘火车前往抚顺,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
1月16日晚,张莘夫一行由抚顺返回沈阳,途经李石寨车站时,张莘夫及其数名随员被杀害。
张莘夫案于1月下旬披露出来后,在中国知识阶层引起极大愤慨。
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时称:“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另外,中共中央在2月25日一份内部指示中表示:
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的借口。”
现在,随着相关材料的披露,该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吴亮平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Jun分区政委,多年之后,吴亮平一份材料,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
原来:
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
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
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
根据这段材料,
张莘夫事件基本清楚了,此即“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指挥者为苏联红军,执行者为“我们部队”。张莘夫遇害案并非一起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此即中苏关于日资企业归属问题的争执。
抚顺煤矿的归属当时尚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一方要求接收(国民党),另一方,“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我们当指苏军与中共)。
作为接收与抵制这一对立的体现,于是发生了此一事件。
张莘夫是受张嘉璈的派遣前往抚顺的,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张嘉璈当时就在其日记中判断:
“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也就是说,苏军之所以如此,是为拒绝向东北行营移交抚顺煤矿。
1946年2月22日至3月初,在重庆和全国主要城市,相继发生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反苏反g游行示威。
同时,一大批社会文化名流卷入进来。,政协会议期间的政治气氛为之一变,迅速恶化。
促成此一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东北问题,具体讲,有以下几点直接原因:
2月1日,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期限,但苏军逾期未撤。
2月11日,在雅尔塔会议周年之际,美、苏、英三国于同日公布雅尔塔密约。其中,关于“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等条款的公布,引起中国知识阶层极为不满。
对苏军提出超越中苏条约范围的经济合作要求不满。
对苏军将东北的工矿设备拆卸搬运回国不满。
由于要求尽早收回东北主权,因此,对于以接收国家主权的名义,进军东北的国民党军遭到中共阻击表示不满。
对中共2月13日提出的关于东北的四项要求不满,右翼舆论将此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化相提并论。
对张莘夫事件极为愤慨。
对苏联支持新Jiang的少数民族起义不满。
2月16日,重庆一批东北籍人士举行反苏游行。此事本身影响并不大,但却成为重庆一批大中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的直接诱因。
王世杰于2月18日回到重庆,随即获知重庆几所大学的学生正酝酿举行反苏游行,王感到事态严重,曾试图阻止。
沙坪坝是当时重庆高校聚集地区。事情的起因,除去苏军、中共因素,还有就是国民党右翼势力暗中鼓动。
身为外交部长,王世杰预感到此事如果发生,将严重影响中苏关系,颇为焦急。
此时,重庆多所学校即将举行反苏游行的情况,已为国民党高层掌握。
2月20日,在陈立夫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此事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
会议决定的原则是:
“遵照总裁指示设法劝阻,若不能劝止时,尽量避免发生意外事件。”
可见蒋介石已得知此事,并有“劝阻”的指示。
2月21日,在游行即将发生的前一天,由吴铁城主持,国民党ZY党部再次会商这一问题。
面对这场即将发生的游行,国民党高层的态度是,对其中的反苏成分略有顾忌,而对其中的反g成分则是放任的。
2月22日,以ZY大学、重庆大学为首,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2万余学生举行反苏反g游行。
主要口号有:
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彻查张莘夫惨案,中共应即爱护祖国,我们不能再蒙受第二次“九一八”的耻辱,等等。
并在游行过程中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
重庆的学生游行迅速波及全国。2月23日,上海圣约翰等72所大中学校万余学生举行游行,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前呼喊下列口号:立即撤退东北苏军,我们要求完整接收东北,打倒出卖祖国的任何政党,等等。
游行队伍随后来到上海市ZF请愿,要求ZF采取强硬外交。
随后,北平、南京、昆明、郑州等地,也相继发生游行示威。
继学生游行之后,一大批社会文化名人卷入此一事件。
西南联大的教授总共130余名,2月23日,110位教授联名发表关于东北问题的宣言。
宣言要求:
“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
2月24日,《大公报》发表傅斯年、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赵超构等20人的署名文章,《我们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
文章称雅尔塔协议“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认为:
“苏联所标榜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又何以自解?”
当日,成都华西、金陵、燕京、齐鲁五位大学校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
“希中苏友好条约外不作任何其他让步,敦促苏联早日撤兵……以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
反苏反g游行发生后,《ZY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呐喊助威,称学生的行动“对全世界显示了中国青年纯真的心灵充满着纯真的祖国爱”,“亡国运动者的心灵已经被广大青年群众纯真祖国爱慑服了”。
2月25日,《大公报》对此发表社论,认为:
“近来国人的视线集中在东北问题上,爱国的热情陡然昂扬,这绝对是好现象。”
为化解此次游行事件的不利影响,苏方与中共迅速作出各自的反应。
2月26日,东北苏军参谋长发表声明,解释了苏军延期撤退的原因,表示:
“苏军撤出满洲结束的期限,将早于,无论如何也不会迟于美军司令部将美军撤出中国的期限。”
将苏军的撤退与美军联系起来,这是告诉人们,中国还有其他国家驻军,应与苏军同样撤离中国。
中共方面对此迅速作出坚决回击。
2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严重的抗议》,认为:
“这是国民党内反动分子有计划的蓄意和阴谋……用排外主义的口号,利用ZF尚未宣布对苏交涉真相的时机,煽惑一部分东北同乡进行反苏游行”。
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表示:
“重庆反苏反g游行的绝大多数参加者,将有一天从事实真相的认识中觉悟到自己是上了法西斯阴谋家的当,他们将会了解真正爱国救国的道路,不是国际反苏、国内反g,而是国际和苏、国内和共”。
2月26日,毛ZD为新华社一篇文稿加写了如下几段话:
“法西斯反动派之所以能够煽动一部分群众参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胁,一半依靠欺骗”。
2月25日,中共ZY就此事指示各ZY局:
“不要一般的反对群众,但应严正的与善意的指出其政治错误,并注意在批评其行动错误时,不要一般的反对请愿示威”。
同时指示:
“对苏联与东北问题的解释要特别慎重,我们要站在真正的爱国立场上,主张维护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
关于张莘夫事件,该指示称是国民党勾结日本人所为。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全国范围的反苏反g游行示威,这在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国民党曾试图借助此一运动,将广大青年导入反对中共阵营。
当年5月4日,五四运动27周年之际,《ZY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五四”精神之发扬》,将此次游行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并将中共指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这个企图显然未获成功。
如前所述,此一事件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因此,其直接后果也是多方面的。
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后果体现为这样两点:
其一,它以一种猛烈的方式,转换了中国政治的焦点,将如何废除一党训政、如何推进政治民主化问题,转换为东北问题。
其二,它加剧了国民党与苏军的对立,在接下来的接收东北的过程中,国民党已不可能得到苏军的任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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