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两个传言的辨析（求是网）
2019年06月21日 来源：《苏区研究》 作者：凌步机
提要：近些年广泛流传着两个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的传言：二是长征前夕杨子任在于都致信博古要求留在苏区，伍豪得悉后连夜从瑞金赶往于都说服杨子任参加长征。事实上长征前夕杨子任确实在于都何屋给博古写过一封密信，但时间是1934年9月下旬，而此时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项德隆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争。有关伍豪连夜赶至于都与杨子任彻夜长谈一事可信度也极低。故这一传言在缺少文献资料直接证明之前亦不可取信。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决策；长征准备；战略转移；传言；辨析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3.003
作者简介：凌步机，男，江西省赣州市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前些年，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写了一本《博古与杨子任》在香港出版。书中爆料说，1934年10月初，杨子任在于都给博古写了一封密信，向博古提出他（杨子任）不参加主力红军突围转移，要求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且要求将红九军团留下给他指挥；说博古收到杨子任的信后与伍豪商量，伍豪连夜赶到于都，与杨子任彻夜长谈，说服杨子任随主力红军转移。秦福铨在书中描写得很细，连伍豪的警卫员站在什么位置都有记载，似乎历史依据非常充足。对于这一说法，国内有的学者还专门写文章进行论证，认为秦福铨的说法确实可信。【罗庆宏、黄少群：《带不带杨子任参加长征的两种“版本”》，《炎黄春秋》2012年第10期。】有不少人也对这一说法相信不疑，或写文章或作报告予以散布宣扬。那么，这个说法真实可信吗？笔者的见解是：
第一，长征前夕，杨子任在于都何屋确实给博古写过一封密信，时间是1934年9月下旬某一天，而不是如秦福铨书中所写是1934年10月初。杨子任的警卫员吴吉清在他的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记载说：
九月下旬的一天，吃过午饭，我和班长胡昌保正在院子里打草鞋，听见主席在叫班长和我，我们忙把稻草收拢了，就到了主席房间。主席脸色非常严肃，他左手放在桌子上，右手从桌角上拿起一封信来交给我，然后一字一句地强调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信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引注：此处可能记忆有误，应为赣南省）政府，找朱开铨审（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知道了吗？”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166页。】
胡昌保和吴吉清接受任务后，按照杨子任交待，办妥手续，立即出发，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安全抵达瑞金高围马道口村。吴吉清回忆说：
我和班长把主席交给的这封极其重要的信件，送给了博古。可是博古的态度很冷淡，只是漫不经心地接了信，也没说什么。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见我们，就立刻询问主席的病情，再三指示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主席，让主席早日恢复健康。并让我们转达他们对主席的问候。我们记住首长的指示，就打电话向主席报告：“信已于早晨七时半送到！”主席让我们在瑞金休息三五天再回于都。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167页。】
杨子任这封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根据吴吉清的回忆，此信内容只有杨子任和博古知道，也许博古给伍豪看过，此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看过。迄今为止，毛、博、周三位当事人没有以任何方式正式向外披露过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是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果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部门，只有档案部门将这封信的内容公开，才是最权威的证据。可是迄今为止档案部门都没有正式公布这封信，所以有关这封信内容的各种说法，都只是猜测，不足为信。也就是说，这封信的内容，至今仍是个谜。
第二，按照秦福铨的说法，杨子任向博古提出不参加突围转移，要求留下红九军团第二十师（笔者注：红九军团当时没有第二十师编制）和军团长罗炳辉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交他指挥。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极低。因为杨子任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他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面临的险恶形势应该完全清楚；对于中央书记处决定主力红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尽管杨子任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但他对中央的决策部署应该是心里明白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杨子任，如果他主动提出不参加突围转移，就说明他对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失去了信心，因而才主动要求脱离中央领导层，准备另立炉灶。这不符合杨子任的品德和性格。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第三，杨子任给博古写信是在9月下旬。这时，中央书记处事实上已经决定项德隆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争。项德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5月下旬赴于都担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7月底奉命在于都领导组建中共赣南省委、赣南省苏维埃政府，9月上旬奉命返回瑞金，9月7日被中央人民委员会任命为中革军委代副主席。对于中央的安排和意图，杨子任应该是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在9月底向中央提出自己留在苏区打游击呢？秦福铨还在书中说，项德隆在9月下旬从于都写信给博古状告说杨子任秘密来到于都，和正在集结待命的一军团干部频繁接触，还召开了二次座谈会，劳累过度病倒了，发高烧不退，请中央派傅连暲速来于都给杨子任治病。这是随意编造的内容。
第四，关于说伍豪看了杨子任的信后，连夜从瑞金赶至于都与杨子任彻夜长谈，说服杨子任参加长征一事，可信度也极低。理由有三条：
其一，从1960年代开始，于都县对长征前夕杨子任来于都一事，进行过反复深入调查研究；杨子任的警卫员陈昌奉在1970年代初曾亲自来到杨子任当年的住处于都县城北门外何屋，协助核实杨子任当年来于都的相关史实。所有这些材料，包括杨子任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关于伍豪到于都县城何屋来与杨子任彻夜长谈这件事。
其二，杨子任是9月底给博古写信的，据有关老同志回忆说，信发出后，杨子任天天等着瑞金的答复。10月初，终于等到瑞金方面通知他回瑞金。当时正在于都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的刘英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虑着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杨子任同志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评哩！”……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4页。】
随后，杨子任离开于都返回瑞金，召开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即所谓“青山会议”，安排中央政府突围转移有关工作。处理完这些事情后，杨子任再次回到于都何屋协助赣南省委、省苏政府做好相关工作。换言之，杨子任接到瑞金通知返回瑞金的时间是10月初。而按秦福铨所说，杨子任是10月初写信给博古的，如果说伍豪确实从瑞金来到于都说服杨子任参加长征，也就是10月初这几天。而这几天正是中央“三人团”指挥红军各军团准备撤离战场、开向于都集结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伍豪绝不可能花时间专程赶到于都来说服杨子任参加转移；如前所说，也没有资料提到过伍豪在这几天曾来过于都县城何屋，与杨子任彻夜长谈。
其三，长征前夕，伍豪有没有来过于都呢？《伍豪年谱》这样记载：“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伍豪曾先期赶赴于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伍豪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这里说的10月10日“之前”，“前”到那一天呢？我们知道，从9月20日至10月初，伍豪是没有来过于都的，因为杨子任曾于9月20日在于都发电报给伍豪，报告于都、赣县、登贤等地敌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子任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10月5日，伍豪和朱德在瑞金与潘汉年、何长工谈话，派他俩去寻乌县罗塘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10月9日，伍豪接陈毅伤情报告后立即安排医生为陈毅照X光片并为陈毅做手术取出大腿弹片，10月10日亲自前往医院看望陈毅。所以，如果伍豪真的从瑞金“赶赴于都”，也只能在10月5日至10月8日这几天，或者是1934年9月20日之前。而10月5日之后，杨子任已经离开于都回到了瑞金，伍豪怎么可能和杨子任在于都彻夜长谈呢？况且，《伍豪年谱》记载说伍豪先期赶赴于都，只是为“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而只字未提他与杨子任“彻夜长谈”之事。
所以，根据上述理由，笔者认为秦福铨所说杨子任长征前夕在于都写密信给博古请求留在苏区打游击一事，在缺少文献资料直接证明之前，这一说法不可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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