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这段历史，童小溪是这样看的
這樣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節的描寫，很自然地就納入了中國封建傳統的“清官”乃至“明君”話語 ：一位高高
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訪，深入民間，體察民情，才
發現民生艱辛，且恐于當地惡吏的橫行霸道，敢怒不敢言。
皇帝（或清官）的臨幸驚訝和感動了苦難中的小民，他們
跪地痛哭，一股腦地將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開恩，
憑舉手之勞，就解决了民衆的倒懸之苦，萬衆歡騰，齊呼“皇
帝萬歲”，或“真是來了青天”。
有關劉湖南調查的官方記述，和以上話語的各個
細節都是吻合的 ：比如 ：輕裝簡從，住在老百姓家裏，睡
門板鋪禾草，親自到社員家中訪察，啓發誘導社員講真話
等等。還有兩個細節突出地表現了人民共和國的這位“青
天大老爺”的“體察民情”的形象 ：一是在東湖塘公社調
查時，用脚撩開山坡上一堆風乾的人糞，來察看有多少沒
消化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華大隊施家沖社員座談會上，
取下藍布帽，露出滿頭銀髮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國主席察看農民的糞便、向社會最底層鞠躬的描寫，表現
了在九天之上的高級官員對九地之下的民間躬親訪問的反差，更從反面突出了精英和群衆之間的森嚴等級。

劉的湖南考察被譽爲深入群衆、走群衆路綫的典
範。中國共産黨在歷史上有著强大的依靠群衆、走群衆路
綫的傳統。翻開劉少奇的著作、講話，他對群衆和群衆路
綫的論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的差別不大。然而，
仔細解讀，幷參照劉在湖南調查中的工作方法，我們
能看出一個微妙但重大的差別。
美國學者洛厄爾·迪特默在 70 年代寫作的《劉與
中國 ：群衆大批判的政治》一書中已經精闢地
總結了毛和劉在和群衆關係上的差別 ：
［劉］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爲一個工會組織者
在爲工人工作，或與工人在一起度過的，他對此感到
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後，他每次到農村“視察”總
是堅持“參加生産勞動”。……毛幷沒有比其他領導人
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深入群衆——毛實際上可能是官僚
主義的“脫離”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爲他常常長時
期地與世隔絕，據說，他的死也與此有關。但是，與
其說毛爲促進領袖與群衆之間的直接關係所做的努力
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說他比劉更注意給那部分
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 [1]。
迪特默的這個觀察是有洞見的。的確，毛 1959 年
6月到家鄉韶山，幷沒有像劉那樣作蹲點調查。1955 年，
毛號召領導同志都下去調查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自己幷沒有去實地考察，而是根據各地的調查報告編寫《中國
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另一方面，毛澤東除了强調深入群衆、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之外，他更强調 ：將傳統意識中的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等
級觀念顛倒過來。他說，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
（應該是指共産黨領袖和一般的精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軟弱、愚昧的群衆，需要開明的政治精英去領導和拯
救，而問題在于讓民衆永遠脫離軟弱、愚昧的狀態，讓民
衆組織起來、學會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一種是救民于水火，
一種是增加民衆自己手中的權力，前者是拯救，後者是賦
權，雖然都能給民衆創造福祉，但却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方法。
在中國革命的****階段，這兩件事幷沒有衝突，都體
現在中國共産黨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産黨以人民的名義
掌握國家權力之後，兩種群衆觀、兩種不同的對群衆的工
作方法，就漸漸顯露出來，幷發生矛盾衝突。
在毛心目中，“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
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的方法，就是讓群衆自己教育自己、
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解放，因此，
賦權的主要手段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在其他
很多中國共産黨領導人心目中的群衆路綫，是經過封建傳
統的“明君”、“清官”的棱鏡折射過的“愛民如子”意識、“爲
民請命”意識和“青天老爺”意識。
【 在 Braun 的大作中提到: 】
: 1961年4月1日-5月16日......
: 早她妈干神马去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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