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Zsuper 的大作中提到: 】
: 分析这些重大问题，要比较重要因素次要因素。就像泰勒级数展开，大道理管小道理。不要像日本人一样，拣芝麻，丢了西瓜。
: 你以为靠点小聪明天皇省一顿饭那两个子儿工匠精神啥的日本就能改变历史进程？你不懂什么叫路径依赖。日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西方操纵的结果。
: 这个世界不是那种“无论你怎么折腾，事件还是照常发生”的RPG游戏，而是真人互动版的。你强大了，很可能别人就不是扶持你，而是变成遏制你了。比如甲午战争，其实就是英国看到清朝洋务运动变强了，出于它的大陆均势政策，扶植投资日本，以遏制清朝和俄罗斯等陆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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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道理，不过日本的成功转向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

从人口素质上说，在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普通人的识字率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而且日本虽然号称闭关锁国，但是兰学已经研习了百年，对西方文化并不陌生，而且朝堂对兰学并不是一个完全否定的态度，传统社会思想的惯性没有那么大。

从思想上说，就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从国民思想的改造上就认为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

从统治阶级上来说，长州萨摩的门阀们掌握了政治权力中枢，从中央到地方的利益博弈没有大清那么强烈，国家的一体化革新步伐能够充分保证。

当然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日本的外部环境要比中国强的多，大清是个更大的目标，吸引了更多的火力，日本可以苟住猥琐发育。日本确实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一把翻了身。

相对于大清，其实大清的问题感觉还是处在中央和地方的互动上面，咸丰帝确实难以担当国家转型期舵手的重任，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地方实力派兴起，茅海建老师的书里面提到，厘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组成，厘金占的比重超过了田税意味地方的实力增加，同时商业流通产生的经济活力已经超过了小农经济。但是，当时的中枢统治者缺乏足够的视野解决这一问题，无法从财税架构上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以我们能看到北洋、南洋、福建、湖广都是各办各的洋务，中央层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令。这种结构就非常依赖于地方督抚本人对地方的忠诚，或者说依赖于统治者本身的威势，甲申易枢之前其实慈禧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大，中枢方面依靠恭亲王、文祥去平衡汉族地方势力和满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甲申易枢之后，慈禧担当了平衡这个角色，但慈禧的能力搞权术平衡则可，她缺乏开创局面的能力，甲申之后的内阁，无论是沈桂芬、李鸿藻、翁同龢都是庸碌之辈。

从不那么唯物的角度来看，道光帝对于继承人的选择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后来的发展来看，鬼子六的能力、见识、体力乃至寿命，都远胜于他的四哥，茅海建老师的书里提到，高阳曾经有一个对清朝入关后皇帝的打分，鬼子六如果继位排到前三当无问题。如果鬼子六在位，虽然有太平天国，但鬼子六的手腕应该可以完全驾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后来的张之洞、刘坤一，而且他在中枢更可以推动一些大的层面改革。

在封建时代，帝王的能力确实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大清的康雍乾，尤其康雍确实是不世出的英明之主，嘉道中衰除了运势，帝王本身的能力确实也非常孱弱，上天给了大清一个帝王的苗子，但道光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历史就不会再给爱新觉罗家族下一次机会了，甚至紫禁城47年不闻婴儿的啼哭，帝王家族人丁的不兴旺，本身就是亡国之相，帝王中枢缺乏合格的继承人，在那个体制下几乎是致命的。洋务运动也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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