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264.html初遇科尔奈
我最初认识科尔奈教授是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那是1986年的春天，科尔奈在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中国同学还有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以及在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同我们一起旁听了这门课。如果没有记错，邹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听过一部分。
我们一起听科尔奈的课，下课以后也经常在一起讨论相关题目。其间，我过去在农村的难友顾秀林（著名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顾准之女）曾专程慕名从夏威夷跑到哈佛来听科尔奈的课。她向科尔奈解释，自称是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战友”。科尔奈对学生中用“战友”而不是“同学”的称谓很感兴趣，他觉得很中国特色。
科尔奈的课程非常特殊，就像他在自传中讲的，他根本没有受过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所以他在学术上的讲解和境界，都不同于标准的在西方授受的经济学课程。他当时讲授的课程，就是他撰写《社会主义体制》这本著作的过程。
他的课程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学者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除了分析东欧的经济体制之外，还有大量对于东欧体制下社会现实的描述，那种感觉真是入木三分。而其他的经济课程不仅抽象，而且大量内容都是西方世界的经济现象，让我们这拨从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的学生学者感觉格格不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些西方经济学关注的基本的经济现象，中国当时都还没有，当时其实中国连中央银行都还没有，别说货币政策了，所以上其他的课我们总感觉对不上。而科尔奈讲的投资饥渴症、住房怎么分配等等，这些都和中国存在的问题一样，所以感到特别亲切。
科尔奈在自传中说他的英语磕磕巴巴，其实他的英语并不磕巴，但确实不是他的母语，不是他最舒适的表达方式，这点确实很明显。即便如此，他的听众仍然很多，教室里都坐满了。这在哈佛经济系为博士生开的课程里很少见。绝大多数给博士生开的课程，教室里人都不多。但是科尔奈上课的教室总是坐满了人，一些不是经济系的人也跑来听。一方面因为科尔奈本身大名鼎鼎，大家慕名而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西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
科尔奈写《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很有趣。他是提前写好提纲和讲义，然后在课堂上边讲边录音。他在我们这些同学中找母语是英语的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把录音整理成文字，他在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再去编辑和修订。同时他还招聘了若干来自不同国家，比如中国（我和钱颖一）、德国，讲俄语的其他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作为助研，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这部著作涉及的大量议题收集和整理各种语言的资料，把收集到的数据制作成图表。最后按科尔奈的要求把这些变成统一的形式。
科尔奈有意识地不把自己的课程拘泥于经济学主流的一些内容，而是有意识地让他的课程面向更广大的社会问题，同时涉及政治、体制、社会学的问题。所以他的书涉及的文献范围非常宽泛，有些文献是经济学家根本不会注意的。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东方和西方关于计划经济的研究。有的文献之前我要么不知道，要么就是根本不会去读的，比如关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还有韦伯关于官僚体制的内容，都是科尔奈的课引起我极大兴趣去读的。
除了授课之外，科尔奈教授还负责每周组织一个研讨会（seminar）。他组织的研讨会跟他授课的风格一样，完全不限制在主流经济学之内，而是跨学科的，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都融为一体。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曾经邀请柏格森（Bergson）来演讲。柏格森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所有的经济学课程，即使本科生的课本里也会有社会福利函数的内容，这个函数就是柏格森发明的。所以在所有的文献中，社会福利函数经常被称为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或者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因为柏格森和萨缪尔森是同学，后来萨缪尔森也加入，和柏格森一起完成了社会福利函数。
柏格森的第二个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苏联。他是西方研究苏联问题最重要的人物。柏格森那次受科尔奈邀请来讲的就是苏联问题。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魏茨曼也曾应邀演讲。
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是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大量的研究是针对政治制度的。记得他当时受科尔奈之邀来讲的是关于中国的乡镇企业。许多非常有趣的人物被科尔奈教授邀请来讨论，这对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因为在别的讨论会上你很难见到这么多、范围这么宽、跨度这么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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