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最著名，最冒险
过往4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张益唐事实上只发表过3篇论文。除了2013年的孪生素数猜想之外，另外两篇分别发表在2001年的《杜克数学期刊》和1985年的《数学学报》上，都与黎曼猜想有关。
长久不发论文的原因，是他很难接受「Partial result」。这些年里，他自称手上攒了一些随时可以出成果的研究，但拿出来他不甘心，「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完全做完？完全做完之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东西了。」这与如今主流的数学家不同——更多时候，当今的学术圈讲究交流与碰撞，不断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同行反馈，从而推动研究。
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个性上，他都是个「ambitious」的人。他几乎只做数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博士毕业之后便直接投身数论领域最重要的黎曼猜想相关研究。他曾经在采访中说：「我有这个野心。黎曼猜想在数学界是公认的，不管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孪生素数都没法跟它相比，它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问题。」
这是张益唐真正想要做出的「大东西」，即使他自己也承认，没有太多人可以真正做下去，因为「毕竟是太难了」。但这也正是他最爱的数学的开阔幽深之处。朋友齐雅格说，「他就是对大问题感兴趣，所以是很冒险的事情。也许你一事无成，等于你到头为零。你要是做到二流、三流的水平，那总是有进展。」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介绍张益唐所从事的解析数论领域，「留下来的问题都是一些硬骨头」。陈大岳说，北大数院有一位数论方向的副教授，是张益唐的同门师弟，毕业时曾做出过很好的研究工作，但后来一直没有更大突破。
「所以这个领域并不容易。你看张益唐自己前面也是，20多年也是很低沉，后来才一鸣惊人。他有更坚强的信念，更执着的追求，所以后面终于有一个机会给他逮住了。」陈大岳说。
「想要重大突破，就要耐得住寂寞，甘冒风险，有可能一无所获。」陈大岳说，「你看人家安德鲁 · 怀尔斯，人家是拿到tenure（终身教职），然后他中途做8年，把费马大定理做完了。」
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张文鹏与张益唐师出同门，在80年代分别师承数论泰斗潘承洞与潘承彪院士。90年代刚毕业时，他也想过做大问题，但很快就放弃了。「没有任何底气，没有任何把握，可能一辈子做不出来，你可能面临着连个副教授、正教授都评不上。」他形容张益唐做的古典、经典的大问题，可以用大煤矿来比喻，「而我们就是在旁边旁敲侧击地做一些小生意」。
事实上，张文鹏的担忧正是张益唐前半生的写照。
1991年博士毕业后，张益唐与普渡大学的导师莫宗坚不欢而散，没有拿到推荐信，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接纳自己的教职。读博的最长期限7年到期，他开车漂泊在四处，到各个学校应聘，可能是因为通讯不那么方便，也可能是因为缺少了导师的推荐信，找工作无疾而终。
当时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沈捷偶尔会接待这位北大老同学。当年在北大，张益唐是班里「所有人之上、比第二名高出很远的人」，沈捷记得这位过去爱聊天、爱背诗词的天才变得沉默。那些年在美国的北大同学聚会上，再也没出现过张益唐的身影。
后来，在一位北大化学系校友的邀请下，张益唐来到其在肯塔基州开的赛百味加盟店当会计，店里忙的时候也帮忙收银。他会做三明治，但并不想做。不工作的时候，他常去附近肯塔基州大学的图书馆读代数几何和数论方面的期刊文章。几年以后，他在《杜克数学期刊》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就是来自这一阶段的积累。
当时的IT行业方兴未艾，按张益唐的好友看来，以他的数学能力，进入IT行业很容易，至少在经济上会收入不错。一个例子是，1999年初，一位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的、北大时期的一位师弟找到张益唐，让他帮忙解决一个网络设计中技巧性极强的纯数学问题，张益唐花了一星期解完，后来还成为了一项专利。但除此之外，张益唐再也没有涉足过这个领域。「他选择了（数学）这种东西，至少他把其他很多的追求就放在一边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承受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生活的不顺利、不愉快。」好友说。
这样的日子延续到了1999年。
在北大师弟葛力明的推荐下，张益唐来到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担任临时讲师。这是毕业之后，他第一次接近学术工作——尽管只是每学期上4门课，按日结薪，没有研究经费。但这些都对他不重要，至少那里还有办公室，甚至对他来说，纸和笔足矣。
某种程度上说，在新罕布什尔的日子，除了职业从赛百味员工转变为教师之外，张益唐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变化。那一年他44岁了。租在距离学校8英里的小镇上，与几名学生住在一起，睡觉时只有铺在地上的床垫。周末他会给他们炸花生米、包馄饨。那样的日子已经让他满足，多年以来也没有主动申请正式岗位。
他继续在做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等几个多年来研究的大问题。周末校巴停了，他需要走上好几公里，乘坐慢慢的火车来到办公室。同事李林园就是在那时与他相熟的，因为知道华人在美国工作不好找，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张益唐，为什么到这个岁数依然还是个临时工。他只听过他正在研究难题，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从来没过问过。下班了，他们各自回到不同的镇上，人来人往，疏离又自由。
50岁那年，临时工张益唐才正式被学校聘为正式讲师。2001年在《杜克数学期刊》上的那篇与黎曼猜想相关的论文发表之后，当时的系主任Kenneth Appel想直接通过这篇文章将张益唐提升到教授级别。Appel是世界级的数学家，在1976年完全证明了四色定理，但他的提议遭到系里同事的反对。
孙雅玲回忆，她当时很生气，质问张益唐，「你怎么不去争啊？」她恰好得知同系一个32岁的大学生工作的第二年就提了终身教职，就去找学校理论，「我说张益唐教学能力特别差是不是？人家怼我说张益唐论文数量不够。」
10多年后，坐在中科院的办公室里，《人物》记者问张益唐：「这个问题上如果你做了十几年，却没能成功，甚至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那怎么办？」
「那才好呢，」张益唐说，「这样我就可以安静下来了。」
如今回忆起张益唐最困顿的岁月，朋友们最深的感受都是他精神上的富足。每次朋友们聚在一起，大家聊的都是「奇点啊，霍金啊，爱因斯坦啊，哥本哈根学派啊，量子力学什么的，谈一些很宏大的问题」。每当张益唐去纽约的好友家，两人在门口点根烟，谈谈文学，谈谈历史，烟雾里缭绕的都是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好友看来，他们那代人是最后有共同文本的一代，很容易就聚在一块，因为「知识底色相当一致」。
好友齐雅格当时是迈阿密大学音乐教授，离张益唐不远，还开玩笑要带他去拉斯维加斯，「如果他要上拉斯维加斯去赌钱的话，他早富了，他不是说能记住6副牌的人，他60副牌都记得住。」齐雅格说，「我说我要不教你吧，咱们去赢钱，赢完了咱一半一半，他说算了算了，不用教我，我不会。」
许多年之后，齐雅格才听说他没有被导师善待，才听说他曾经住在车里边。在齐雅格的记忆里，张益唐当时活得自在，每次杜克大学的蓝魔球队荣登榜首，他就会打给作为粉丝的张益唐庆贺一番；有时候电话里张益唐还会哼起刚刚听过的一段交响乐。
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张益唐随意来，随意走，两人就像是「罐头朋友」，「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并不受到世俗的成败、地位差别的影响。齐雅格说，「他并不是因为我是音乐家，才跟我好，我也不是因为他是数学家，就跟他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也觉得我是个好人。」
齐雅格到现在都还记得每年自己生日时，张益唐的电话打进来时的声音：「『祝你生日快乐啊，好了，我是张益唐』。『噔』就挂了。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数学里边去，回到他的素数里边去。」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一匹 Lonely Wolf
: 加州圣塔芭芭拉，美国西海岸的阳光度假胜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就伫立在绵长海岸线的一角，从谷歌地图上俯瞰，学校里的那片沙滩往外，就是浩瀚的太平洋。
: 在孪生素数猜想取得成果之后的第三年，张益唐成为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从美国东北部寒冷萧瑟的新罕布什尔搬迁至此，在60岁时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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