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起工合运动与保盟并肩战斗
1937年底，日军完全占领上海的华界地区，开始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进行疯狂的战略物资掠夺和破坏。艾黎目睹了遍布黄浦江两岸的工业废墟，日本人不断装载掠夺来的机械和废铁，用货船运往本国。在艾黎看来，“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仅上海一地就约有60万工人失业、衣食无着，在街头坐以待毙。
受美国友人海伦·斯诺的启发，艾黎开始思考如何以他“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将失业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抗战工业。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多次商讨后，提出了“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难民的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等目标合在一起的工业合作设想。随后，他们制订出一份在非沦陷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又称“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的计划草案，并在由中外进步人士参加的“星一聚餐会”上进行讨论研究。与会者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必须保持这一组织的群众性，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在酝酿工合运动过程中，艾黎随时将情况告诉在香港的宋庆龄，得到其“百分之百地支持”。1938年7月，艾黎辞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督查职务，乘船赴香港向宋庆龄汇报工合运动的实施计划。宋庆龄对实施计划十分赞同，并积极联系她的弟弟宋子文，为工合筹划了急需的启动资金。
1938年8月，艾黎从香港飞抵武汉，向宋美龄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游说他拟定的工合计划。由于该计划已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外加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柯尔爵士的积极斡旋，宋美龄亦十分赞同。1938年8月5日，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同时代理总干事一职。
在武汉期间，艾黎还向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和博古（即秦邦宪）汇报开展工合运动的计划。周恩来对艾黎的工作鼓励有加，勉励他继续推进下去。博古则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使工合成为一项支持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并来延安开展工作。他建议艾黎游说政府尽可能将更多的工业设施从武汉转移至西北地区，因为西北很可能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他还请艾黎尽力支援中共新四军根据地的后方经济。艾黎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在后续开展工合运动中予以落实。
在艾黎等人的努力下，工合在全国非沦陷区共组织了近6000个合作社，并投入生产。1939年末，艾黎亲赴陕北边区访问，筹建延安工合事务所。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成立有41个合作社。艾黎担任主任的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共组织了600个合作社，并在新四军根据地所在的茂名建立一所仓库，在绥安建立了一所专门为新四军维修、生产军需品的机械厂，在于都、瑞金、长汀、宁都和兴国，也都建立了工合事务所。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之前，宋庆龄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亲任主席。因共同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方针，中国工合运动始终得到了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持。
保盟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和推动首先体现在宣传工作上。宋庆龄以保盟主席的身份，通过演讲、撰文，以及与国际援华机构、个人通信等方式宣传工合的性质和作用，呼吁援助新生的中国工合事业。1938年8月15日，宋庆龄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广播演讲，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支持和援助中国这一新生的进步的工合运动。
1939年12月，宋庆龄又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又称“中国工业合作社香港促进社”）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 1940年4月，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三姐妹联袂从香港飞赴四川，一同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的多个工业合作社。宋庆龄在视察工合成都事务所的工人欢迎会上讲话指出：“工业合作社事业，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
保盟的英文宣传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和《保卫中国同盟年报》，经常刊载有关工合运动的报道和工作报告。在1938-1939年度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中，开篇卷首刊载了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孙中山夫人的呼吁》一文，呼吁全世界热爱和平和民主的人士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因为“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了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作为图文并茂的新闻月刊，对工合运动和艾黎的报道则更为丰富得多，陆续报道了《请援助西北》《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教育》《工合的“孤军”》《支援中国工合的一碗饭运动》，以及艾黎于1941年4月在香港所作的《中国为抗战而生产》讲话。艾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我在香港很高兴地看到，以中央银行的钟秉锋先生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以香港主教为主席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都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后者致力于把海外友人努力的联合起来，以帮助工合运动。对于全中国的工合成员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鼓舞。”
艾黎提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简称“工合香港促进社”），由宋庆龄和艾黎、斯诺等人团结国内外知名人士于1939年1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之所以选定香港，是因为宋庆龄和艾黎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工合的援助，并将援助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不受国民党官员的控制和中饱私囊。艾黎曾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因此，宋庆龄始终担任工合香港促进社名誉主席，首任执行主席为美国友人浦爱德（Ida Pruitt，中文名又作“普爱德”、“普艾达”），艾黎、斯诺等20余人为委员。同年5月，宋庆龄前往香港码头迎接从莫斯科来港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并对陈翰笙说：“这次请你回国，主要是协助我搞工业合作运动。”不久，陈翰笙即出任工合香港促进社代理主席，顾淑型也在协助艾黎开展工合事务。
1939年7月21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又称“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协会”或“工合国际”）在香港成立，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主教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艾黎任实地秘书。组织工合国际协会的目的在于代表中国工合协会接受各界对工合运动的援助，使援助资金不受重庆官方领导的中国工合协会的控制和支配。宋庆龄非常支持工合国际的工作，但没有担任过工合国际的名誉主席。在艾黎记忆中，宋庆龄介绍过许多人才到工合国际协会工作。
在宋庆龄的组织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举办多场活动筹募资金，用于援助中国工合事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941年7、8月间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和同年11月举办的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一碗饭运动” 以每券港币2元售价发售餐券2万张，认购者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茶室吃炒饭一碗，收入全部捐作中国工业合作社救济华北灾民的经费。宋庆龄亲自参与筹备，主持开幕及闭幕典礼，并发表演讲，阐明举办“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两个月期间，“一碗饭运动”出售的餐券和捐款的净收入为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法币，英国援华会香港分会允诺补赠2000多元港币，使之凑足25000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协助其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工厂基金，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1941年11月11日，保卫中国同盟又与工合国际在香港南华体育场旁的海军操场，共同举办集休闲娱乐、商品展销于一体的大型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轰动全港。宋庆龄出席开幕式并用英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支持工合运动的英、美等国友好人士表示感谢。开幕式结束后，宋庆龄和艾黎等人还参观了工合产品展览。百余种展品包括来自中国内地工业合作社生产的毛毯、丝织品、化工、机电等产品，其中许多是艾黎冒着极大的危险和困难，从内地运到香港的。据统计，为期三周的嘉年华会，累计吸引观众达100多万人次参与，共筹得港币2万元。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保盟为支援工合举办的又一次声势浩大、引人注目的活动。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二、上海的地下斗争
: 1933年，艾黎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引荐下，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初次见面，宋庆龄向艾黎讲述了1922年她从陈炯明兵变中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在艾黎的印象中，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
: 路29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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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1.21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