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纵横 2012年11期
文/巩辛 张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东北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抵抗活动。其中，为了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久侵占中国东北，蓄意炮制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强盗行径，著名银行家、中共党员巩天民联合其他8 位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搜集证据，整理翻译成300 页控告材料，经过与敌特斗智斗勇，终于向当时的“国联”成功递交了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材料，使得伪“满洲国”没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从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割裂出去据为己有的阴谋。
巩天民早年的革命活动
巩天民，河北省临榆县人，1900 年出生，家境殷实。他天资聪慧，9 岁入私塾，后进山海关汉英文专门学校读书，16 岁时经表舅介绍，到奉天一个小钱庄当练习生。自1920 年起，独立从事工商业放款业务。期间，他为增长见识博览群书，在读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新民篇”后，立志要做新民，遂将自己原名“殿魁”改成“甸奎”，号“天民”，以示反封建，求民主之意。业余时间，他还到奉天英文夜校攻读英文，使自己能阅读英文刊物，开阔视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巩天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开始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1 年，巩天民参加了一个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在这里，他结识了阎宝航、张韵冷、吴竹邨、高子升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志同道合的共同理想对提升巩天民的思想觉悟有极大的帮助。期间，他还结识了张学良，并引为挚友。1922年，这些热血青年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基地，组织了一个“礼拜三座谈会”。每到星期三晚，他们便聚在一起阅读进步报刊，评论时事政治，探讨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谈论国家的命运和青年的出路，逐渐形成了奉天青年漫谈新思想、新文化，要求民主与科学的中心。
奉天青年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受到中共北方区委的重视。1925 年，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共产党员任国桢到东北开展工作。任国桢到奉天后，经常与青年会的知识分子接触。任国桢为人诚恳，学识渊博，巩天民很敬慕他，十分乐意与他接近。当巩天民得知任国桢的中共党员身份后，更加积极地支持任的工作。他把任国桢安置在离青年会很近的大南门里文华阁纸庄寄居，以方便任开展工作。不久，在中共领导下，奉天掀起了声援五卅爱国运动。1925 年6 月10 日，沈阳十几所大中学校，数千青年学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罢课斗争，时称“六十”学生运动。巩天民也组织商民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广泛进行抵制日货的斗争，使奉天很快形成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这次运动对巩天民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从中看到了革命的力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任国桢等中共党员的启发教育下，巩天民的思想发生了飞
跃，他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经过党组织严格考察，1925 年9 月，巩天民和高子升、郭尊三、吴竹邨等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入党后，巩天民被编入中共银行小组。为便于掩护，活动地址就设在日本人开办的满洲银行里。从此，巩天民更加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利用公开身份克服重重困难，努力为党工作。与此同时，巩天民先后任金星保险公司经理、裕民银号放款主任、世成庆贷庄经理等职，以出众的才华，成为奉天金融界初露头角的社会名流。为防止被敌人发现，巩天民在从事秘密工作中，经常变换接头地点。当时奉天的小河沿、盛京医院、体育学院、南塔等地，都曾留下他来去匆匆的神秘身影。有时，一些会议就在他的办公室或家中召开。1926 年，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从哈尔滨到奉天传达指示，就是在他担任经理的钱庄办公室进行的。
这段时期，巩天民还组织了“周契会”，联络进步人士，开展社会运动。他还宣传鼓动和参加了奉天人民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和揭露日本浪人贩卖鸦片、海洛因残害中国人民牟取暴利的反日爱国活动。1930 年3 月，他曾两次参加了在小河沿体育场焚烧鸦片活动。
艰难搜集日本侵略证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永久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一方面着手从日本本土移民中国东北，一方面加速炮制傀儡政权“满洲国”，企图将东北从中国彻底分割出去据为己有。日本的这个阴谋当然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与谴责。1932 年国联通过决议，决定派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做实地调查。
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微妙复杂。英美等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对日本侵略中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后来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所主张的“绥靖”政策，等于鼓励了日本及后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德国纳粹。而当年的美国军火商热衷于战争，抓住时机大做军火买卖，日本的许多炮弹就来自美国。
在得知李顿要来中国调查的消息后，巩天民等既喜又忧。喜的是，可借此机会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忧的是，如果国联的调查罔顾事实，后果不可想象。为了救民于水火，为了中华民族不任人宰割，巩天民绝不愿意放弃这一伸张正义的机会。于是，他立即将刘仲明、刘仲宜、张韵冷、邵信普、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等8 位爱国志士紧急召集在一起，商议如何利用这一机会揭露日军侵略的罪行。大家决定，集中精力搜集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材料，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欺世谎言。同时研究了搜集材料的原则、方法、分工。之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行动。
在搜集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这是因为，日本人已经获悉国联即将到沈阳调查一事，并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将曾经公开张贴在大街上的日本关于占领沈阳的布告，一夜之间全部撕下收回；将其屠杀城郊某村庄的现场进行了严密封锁；对涉及侵略中国的机密文件加强了保管等。同时，日本特务机关也将其所怀疑的抗日志士全部列入黑名单，甚至还策划了暗杀行动。对巩天民等尤为不利的是，国联调查团不是先到受害国调查，而是先行到日本，听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关于“维护远东和平”的欺世之辞。
但巩天民绝不放弃。他知道，向国联送交真相材料，让世界各国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这是当时唯一能争取国际社会同情的方式。重重困难，反而更激发了巩天民等人的勇气和决心。巩天民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先是做通了省政府负责文件管理的爱国人士的工作，让其在晚间下班时将日军给省政府的命令偷偷带出来，当晚进行拍照，第二天再悄悄地送回去；然后利用自己商会负责人的身份，冒险夜入商会，找出伪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立满洲国”游行“送赏金千元”的原函，赶晒成蓝图。此外，他还与其他人一起在夜晚偷揭遗留的残缺布告，密拍机要军事据点照片等。一次，正当他们全神贯注地拍摄时，突然遇到了巡逻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也发现了他们，呼啦啦就围了上来。千钧一发之际，巩天民十分冷静，他立即示意大家手拉手，唱起了日本民歌《樱花颂》。日本宪兵冲到他们面前，看了看这些人，不知他们在干什么，但听到乡音，以为遇到了老乡，便离开了。
在巩天民的精心指挥策划下，九君子夜以继日，分头行动，终于将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的翔实材料基本收集齐全。随后，他们又不分昼夜，在短短40 天内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翻译校对，整理成册。这些材料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第二部分是各项证据的详细说明。为便于外国人阅读，刘仲明、张查理和巩天民在将材料译成英文时，反复斟酌，力求最准确地表达本意。最后，在是否签名的问题上，大家神色变得凝重。此时谁都明白，不签名，这份材料在法理上就属于无效；而如果签上自己的真实名字，就等于把自己的行动“告诉”给了日本人。因为这份材料极有可能在国联成员国会议上分发，那就会让所有会员国包括日本知道是谁提供的这些材料，其危险后果可想而知。但在生死面前，九君子没有一人动摇。大家含泪高唱古曲《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然后，逐个在装订成册的材料上郑重地签上了各自的姓名。因为担心正本会被日伪抄查去，巩天民又复制了—个副本深埋地下。
必须提到的是，在证据材料装订成册后，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特意为它赶做了一个兰缎子封皮，并提出应该在封皮上用红色丝线绣出“TRUTH”（即“真相”）5 个英文字母。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欢呼。于是，九君子中巩天民的夫人呼泽生、刘同伦的夫人史瑞芝、毕天民的夫人赵焕玉等亲自上阵，一针针一线线地在材料封皮上绣出来“TRUTH”字样。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夫人们，本身也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她们把绣字看成是对祖国感情的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一个个争先恐后，生怕不能上手。当最后一针绣好后，她们你看我，我看你，人人眼中都饱含着激动的泪水。最后，宫菱波又提出一个新主意：让我们的热血浇注在这上面吧！夫人们愣了，哭了。随后一个个伸出手指，用针扎破，一滴滴鲜血洒到《TRUTH》上。
斗智斗勇递交“真相”材料
做事缜密的巩天民为了让《真相》能安全送到李顿手上，并让其产生最大的效应，特地咨询了有关人士。奉天小河沿施医院院长雍维林对欧美法律甚有研究。他对巩天民和刘仲明说：依照国际法律，递交这份材料有很大难度。因为国际法律要求，你们必需亲自将这份材料递交到调查团手里，且必需伴有负责人签署的正式信件。这个负责人还应该是被法庭认可的人，也就是国家批准的律师。签证送交人必需确有其人，并要证实其人的身份、品德。这样，法庭才能接受其材料，作为合法的正式文件予以审查处理。
巩天民和刘仲明听了这样的规定，一时愣住了。难道这份《真相》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大家多日的努力就功亏一篑了？不！决不能！他们求助雍维林。
雍维林感动于他们的执著，更感念于他们的爱国之举，于是向他们推荐了一个人，即在法库基督教教区的倪斐德博士。这个倪斐德博士与李顿的关系十分近密。因为他的儿媳巴玛拉·瓦尔特小姐的教母，就是李顿伯爵夫人。如果倪斐德博士肯出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于是，雍维林给倪斐德博士写了一封亲笔信。之后，巩天民等避开日本特务的跟踪，找到了在法库的倪斐德博士，用事实和真情打动了他。
1932 年3 月上旬，倪斐德博士专程来到沈阳， 亲自到刘仲明家取走了《TRUTH》材料。出于安全考虑，倪斐德博士没有直接回法库，而是把材料直接送到了英国驻沈阳领事馆，保存在领事馆的铁柜内。
1932 年4 月，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住在大和宾馆(现辽宁宾馆)。日本人如临大敌，在宾馆里布满了特务，群众很难接近国联调查团。日本人并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巩天民等人有一本材料要送交给国联的情报，于是对九君子严加防范。为安全地将《真相》材料送交调查团手上，巩天民与日本人斗智斗勇，巧设疑局。
4 月25 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倪斐德博士晚间要在奉天著名的鹿鸣春饭店宴请国联调查团的李顿一行。此前，土肥原已经掌握了
九君子的《真相》材料尚未交到李顿手中的情况，这些天他遍布岗哨，就是要等巩天民等人交递材料时一举拿下。于是，土肥原立即下令，在鹿鸣春饭店附近撒下天罗地网，一只苍蝇也不能让它飞过去！为了一举成功，土肥原命人提前把鹿鸣春饭店的包间包了个八九不离十，就是散座，也派人提前进入。可以说，整个鹿鸣春饭店都已在土肥原的掌控之中。
鹿鸣春饭店位于当时奉天热闹的南市场。这里商贾云集，龙蛇混杂，与日本人的“满铁附属地”近在咫尺。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巩天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作为鹿鸣春饭店的大股东，他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幕惊险的暗战大剧。鹿鸣春饭店的一号包房位于二楼，面积不大，能够俯视饭店正门，便于观察各类人员的来往活动。巩天民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特殊包房，一般不对外“开放”，担心敌特趁机在屋内做手脚，如安装窃听器之类。为了随时防备突袭，巩天民还在屋中备了一副麻将，有事没事，总把麻将牌摊在桌子上。因为，这个一号包房是中共一个地下联络点，容不得半点疏忽。
当天下午4 点左右，十几辆汽车开进南市场。前面两辆坐着李顿和他的秘书，还有倪斐德博士、谭文纶牧师及倪斐德博士的朋友雍维林院长等；后面的十多辆则坐的都是日本宪兵、特务。日本人明里说是为了李顿及调查团人员的安全，实则是让李顿时时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
李顿一行在鹿鸣春饭店门前下了车，那些日本“护卫”也下了车，那些潜伏在饭店里里外外的特务们一个个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几百双眼睛不错眼珠地死死盯着李顿一行。当然，他们更要防备的是出来迎接的巩天民，担心巩天民会在大家不注意时悄悄地把材料塞给李顿。
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当巩天民迎出大门，对李顿刚一做出“请”的手势，并说道：“欢迎李顿伯爵光临敝店”时，倪斐德博士却摇摇头，高声道：“NO！NO！这里不好！我建议换个地方好不好？”
李顿点点头，没等其他人再说什么，一弯腰，径直钻进了自己的汽车。汽车一鸣喇叭，一掉头“呼”地绝尘而去，倪斐德博士的汽车紧随其后。日本人傻了，当即乱成了一团，“哇哇”叫着纷纷往汽车上爬。
更傻眼的当数在鹿鸣春饭店内外的几百个特务，他们像在茫茫大海中突然失去了航标灯，一时没有了方向。
只有巩天民站在鹿鸣春饭店的大门前，不露声色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原来，这是巩天民早就设计好的一出戏，声东击西，故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鹿鸣春饭店来。
此时，李顿一行按预定方案，来到谭文纶牧师家吃晚餐，一顿正宗的东北杀猪菜大餐。谭文纶牧师家的餐厅不大，刚好只容得下李顿将军和他的秘书赫士，以及倪斐德博士、谭文纶牧师夫妇、雍维林院长6 个人。那些紧紧跟着的日本人干着急使不上劲，只好站在小餐厅外面，一个个支着耳朵，瞪大眼睛，生怕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什么情况。
餐厅里的人则就像是吃一顿家庭便宴，十分轻松。李顿看着满桌的菜肴，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谭文纶牧师作为东道，一一介绍着：“这是我们东北的小鸡炖蘑菇，这是猪肉炖粉条，这是酸菜汆白肉，这是血肠……”
“血肠？血怎么吃？”
6 个人伴着热气腾腾的东北大菜，谈笑风生，一点没涉及与政治沾边的。日本人慢慢地放松了警惕。
这时，倪斐德博士说：“咱们换换口味吧！”说罢，把刘仲明代表九君子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悄悄递给了李顿。随后，倪斐德博士、谭文纶牧师、雍维林院长当场签字，证明信上提到的九人都是真名实姓。倪斐德博士还郑重地介绍了这9 个人的职业、地位、声誉、品质等，强调这些人都是奉天人，都是在社会上受人敬重的人，他们不畏强暴，坚持自己的立场。李顿津津有味地听着，赞叹道：“这正是我们需要也愿意接触的人啊！”
谈到《真相》材料时，倪斐德博士眨眨眼，说：“为了安全，我已经把它放在领事馆了。”
可怜那些站在一旁监视的日本特务，即听不懂英语，也看不懂英文，只能眼睁睁看着餐厅里的6 个人边喝边吃说说笑笑。
与此同时，在鹿鸣春饭店，巩天民也是坐立不安，直到接到报平安的电话，他才笑了。
第二天下午，调查团全体成员来到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认真审阅了《TRUTH》材料。
遭受迫害坚贞不屈
虽然《真相》材料翔实有力，但国联调查团不可能给被奴役的东北人民伸张正义。李顿在给国联的调查报告中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是“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的简单案件”，而是有“赤色危险的复杂问题”，甚至建议东北成立“自治政府”，实行“国际共管”。尽管报告结论总体上偏袒了日本，但也在某些客观问题上反映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真相，因而未能完全满足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所以遭到日本的反对。当国联表决投票大会以62 票对日本1 票通过这个调查报告书时，日本当即恼羞成怒，竟以退出国联表示了自己狂妄的态度。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被动局面。他们明白，虽然国联只能给他们一些道义上的指责，但却将他们的侵略行径昭然于天下。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暂时收敛一些，但背地里却加紧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步骤，也开始对九君子进行迫害。因为，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末节有这样一段话：“本团在中国东北奉天时，曾得到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有真凭实据的具体材料，证明奉天事件不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立，亦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日本侵略者对此怀恨在心，经过长时间秘密侦察，最终掌握了这些整理材料人的名单，于1935 年10月12 日夜开始实施大逮捕，九君子中除少数人幸免外，大部分均被逮捕。
10 月13 日凌晨，日伪警宪人员闯进巩天民家。当时，写字台上有份十分重要的材料，如果落到日本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巩天民急在心里，但却临危不乱，眼睛极力向别处盯着不动。当特务们顺着他的目光向别处扫去的空当，他用胳膊肘轻轻把这份材料拐到了地上，又用脚踢到写字台下的乱纸里。可他还担心那本由他保管的“卫生会”分户账被敌人发现。这个“卫生会”是巩天民会同刘仲明、邵信普、张韵泠、刘仲宜等百余人成立的，他们每人每月从工薪中拿出10%作为“卫生费”，用于资助东北义勇军的医药费用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活动经费。这本分户账如被搜走，会酿成账本上百余无辜同志被捕的更大祸患。因而当敌人问他“和家里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时，他急中生智，连忙说：“有，有，有。唉！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随后，假借交待日后生活事宜为由，从容地从衣柜里拿出“卫生会”账本，当面向夫人呼泽生说：“以后柴、米、油、盐账，要像我一样，让老大继续记下去(指他的大儿子巩国本，没暴露他夫人有文化)。”呼泽生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她知道家里没有生活账，巩天民交待的一定是个重要东西，便赶快接过来。当时，呼泽生怀抱的五儿正发高烧，哭闹不止，她趁机在孩子的屁股上又狠狠地拧了一把，孩子的哭声更厉害了。巩天民马上说：“别在这儿添乱！把孩子抱出去！”呼泽生点了下头，立即把账本同孩子包在小被里，抱了出去。巩天民心上的石头这才彻底落了地。
巩天民被捕后，呼泽生反复回忆巩天民在被捕时的一举一动，突然想起他曾经向写字台下伸脚的动作，立刻意识到写字台下一定还有重要材料，忙去寻找，果然找到了那份巩天民踢进乱纸堆里的材料。她怕敌人再来搜查，就把材料和账本藏在煤堆里，天亮后转交给了张韵冷处理。
在伪警察厅，巩天民遭到严刑拷打。敌人不准他睡觉，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但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巩天民见到了盛京医院院长刘仲明和同仁医院院长刘仲宜，才知道日本人不只抓了他一人。于是，他及时和刘仲明互通了情况，得知上书国联之事在李顿的调查报告发表之后，鬼子调查出材料搜集者及签名人。巩天民听了，笑道：“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可以说死而无憾了！现在，我们可以大方地承认这就是我们干的了。”
但日本人想要得到的不光光是这些。他们要追查出谁是九君子背后的领导，于是对巩天民等不断动用酷刑，不断地追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反帝大同盟成员？文会中学‘一文钱’抗日组织是不是你办的？为什么看共产主义的书？”巩天民凭借多年的对敌斗争经验，感到敌人是在虚张声势，并未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就说：“我是搞经济的，读的书很多，什么书都读。日本人写的书我也读呀。”
当日本人了解到巩天民曾到过关里，刘仲宜曾为抗日义勇军搞过药品后，遂认定他俩是重犯要犯。得知巩天民是著名金融家、银行家，日本人又对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提出只要他承认《真相》里的材料不是真实的，就立即释放他，并给他以优厚的地位和金钱。巩天民对此呲之以鼻，以沉默作答。日本人看巩天民软硬不吃，恼羞成怒。一周后，宪兵来提巩天民和刘仲宜。两人以为这是日本人要对他们下毒手了，反而轻松了。在离开难友时，巩天民说：“我们再见了！”难友们听后放声痛哭。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杀害他们，而是把他们押送到宪兵队，在他们胸前挂上“反满抗日犯”的牌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疲劳审讯。名种法西斯酷刑轮番上阵，巩天民仍旧未吐一字，保护了其他爱国志士。
巩天民被关押了49 天，始终未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各方面朋友的鼎力营救下，他被保释出狱，但被定为“思想要视察人”，归日奉宪兵队司法主任松浦直接监管，是红色户口本，遇有国内外发生较大事件，敌人总要问他有什么思想，从此他失去了自由。
日本人对巩天民的折磨到底有多残酷？这可以从刘仲宜身上找到答案。刘仲宜，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高才生，与巩天民同时被日本人搜捕，受尽酷刑，终致精神
失常。而且他的精神失常伴随了他一生，直到1979 年去世。
《TRUTH》79 年后“重返”故里
虽然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也对日本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它明确了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使得日本妄图成立“满洲国”以将东北独立的企图没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承认。
对此，《TRUTH》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这份《真相》材料自1932 年递交给国联调查团后，中国人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的面容。而它的副本，当年埋在张查礼教授家丁香树下，在八一五光复后再挖出来时，已腐烂不堪，无法辨认。
而当年参与搜集整理《真相》材料的九君子，在遭到日本警宪的迫害后，只有巩天民和刘仲明继续留在奉天，其他人都去了关内。在漫漫的时光流逝中，《真相》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九君子不会忘记，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不会忘记。曾经亲身参与、见证了这一事件的人，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见一眼这份珍贵的材料。1947 年，曾
随国联调查团到东北的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又来到沈阳。旧地重游，他不由回忆起了《真相》一事，指出：这份材料应该保存在日内瓦国联大厦的博览室内。
1960 年，周恩来总理专门提起当年《真相》材料一事，希望能够找到它。
多少年过去了，还能找到它吗？
2008 年6 月26 日清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档案资料负责人接待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妇女。她点名要看一份被这里的工作人员称为“抗议者的资料”的材料。
“你为什么要看它？”
“因为，它是我爷爷亲手搜集撰写的。”
“你是……”
“我是巩天民的孙女巩捷。”
“上帝，终于等到你了！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
当那份沉甸甸的《TRUTH》呈现在巩捷面前时，她一时不敢相信。这份材料穿越了76 年的历史长河，虽然兰色缎子面已经退色， 但那用红丝线绣的“TRUTH”字样依然闪射着光芒。它同《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静静地放在一起，无声地向后人讲述着那爱国志士的往事。
巩捷深情地捧起它，轻轻地吻着，泪水止不住地滴落。她在心里说：“天民爷爷、刘仲明爷爷、毕天民爷爷、张查礼爷爷、刘仲宜爷爷、张韵冷爷爷、李宝实爷爷、于光元爷爷、邵信普爷爷，你们安息吧！你们的功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随后， 巩捷一行小心翼翼地为《TRUTH》拍照、录影、复制，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档案柜中。
2010 年9 月17 日，在九一八事变79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九君子的后人，集体将这份珍贵的《TRUTH》影印资料，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TRUTH》像一个孤魂，在外飘荡了风风雨雨79 年，最终以这样的形式返回了它的“故乡”，回到了它的亲人身边。
巩捷感慨地说：“如果我的曾祖父在天堂知道《TRUTH》回家了，他一定会十分开心。《TRUTH》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国家曾经遭受的耻辱，不要忘记个人对国家所担负的责任。战争会平息，时间会过去，但为《TRUTH》甘愿赴死的人们，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
FROM 106.12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