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堂”郭沫若先生，确实是个很复杂的人。复杂到怎么都说不完，怎么说都不合适，
怎么说都会有朋友不满意。

郭沫若.1892一1978,生于四川乐山沙湾

他的这种复杂，和鲁迅有很大不同。鲁迅之复杂，在思想太过深刻，而郭鼎堂之复杂，
则多是因立身出处太光怪陆离所引发的。他是文坛领袖、是学界宗主、是艺苑大师、是
社会贤达、是革命先行者，但在今人口中笔下，他又是“渣男”、“弄臣”、“御用文
人”、“马屁诗人”。“铁骨铮铮郭沫若，一心为国汪兆铭”，类似戏谑段子广为流传
。

当初，胡适评价他，“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1960.6.2）是点名他的“
伪”；而鲁迅骂他“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则指明他身上的“痞”气。但更多的
名公巨卿，在他50岁之后，就敬称他为“郭老”而不名，是异常尊敬的。“郭老”这称
谓不是乱叫的，茅盾再德高望重也只能是“茅公”。

郭沫若VS胡适-常被拿来对比

至于我本人观感，则从不认为他“无耻”，只觉得他可敬又可怜，重点在一个“悲”字
。其实，我也总希望动辄“鞭尸”他的朋友，可以对他经历与处境多点了解，如此再下
诛求不迟。

对于郭沫若，无论拥趸还是黑粉，有一点大家大概是没有分歧的：就是论“私德”，且
特指男女方面，他确实是有不堪之处的。

在年轻时，他私生活着实不算“检点”，既荷尔蒙旺盛，又见异思迁。他一生中正式婚
姻3次，“女友”大概有两三位。原配夫人张琼华，属媒妁之言，婚后5天郭沫若就离家
出走，留下她在乐山郭家空守68年；第二位妻子安娜(佐滕富子)，1916年留日期间恋爱
同居，生下5个子女；回国抗日，以为再无可能与日本妻儿重见的他，与于立群相爱，共
生4男2女。此后的他，是个称职的丈夫，与于立群也情投意合，再无绯闻传出。

18岁前后

此外，据1988年龚济民《郭沫若传》，年轻时的他，还可能还与二三女子有过情史。比
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彭漪兰(安琳)；大革命时期的“密友”黄定慧(黄慕兰）
。而风传1933年他曾因嫖染病这事,大概也非空穴来风，因有他给小野寺直助的求助信件
为证。作为男人，他说不上对家庭不负责任（一直都有赡养妻儿，且3次结婚都情况特殊
）；只是身为“文化界楷模”，作派风流这一非议确是断难逃掉的。尽管，我们也当知
道，倘若男女私德问题可以否定一个人的话，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伟人”只怕都难
辞其“渣”。

更为重要的是，时下盛行的许多“郭沫若黑材料”，或刻意夸大或子虚乌有，根本就经
不起推敲。比如一个流行说法，说他先后“骗”取了于立忱、于立群姐妹，并导致她们
在得知“真相”后先后自绝云云，情节之狗血、故事之奇葩、内容之耸动，都足以赶超
琼瑶剧了，可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造谣。于家有精神遗传病，且都有国事、家事上的巨
大刺激（亡国、失恋、丧子、丧夫等）才走上不归路的，这是现有材料能凿凿佐证的。


与于立群等

这一谣言的始作俑者，乃是身份特殊的谢冰莹。1984年6月15日，她在对岸《联合报》上
发表《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真实性很容易辨别。类似的讹言、言
还有许多。譬如鲁迅骂他是“近看一条狗”，可《鲁迅全集》都没有这话——鲁迅也似
乎先见之明似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
；还有绘声绘色讲他如何强挖定陵的，流行到如今一些古墓／皇陵纪录片弹幕评论总少
不了对他的鞭尸，这是从没看过挖掘报告的瞎跟风。实际上，力主挖定陵的并非是他，
也轮不到他。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他，其实也没什么好苛责的。脑子正常点都会明白，这不是故意搞
破坏，而是一起集体决策失误。

政治生活方面，要说他贪生怕死，鄙意也不尽然。至少同为“左翼文坛旗帜”，鲁迅是
租界寓公，一生都在躲枪火，郭沫若断然不是。

郭沫若是屡上战场的。1926年的北伐战争，1937年9月后的抗日战争，他都深入过最前线
，还冒着炮火亲自去抢救伤员，因他是医生出身。据说，淞沪会战期间，日寇还闹过笑
话，误以为郭是主要指挥官，手握“5万国军”云云。结果，连累到日本夫人安娜，被逮
捕严刑拷问一个月。郭鼎堂绝非只会坐而论道、舞文弄墨，在家端着咖啡指点江山的文
弱书生一枚。

当初，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当晚他人在九江，听闻消息马上赶去，路上还直接跟人开战
，差点挨了枪子丢掉性命。而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就被授“国军中将军衔”，
可能是国军中军衔最高的文人，资历非常深厚。要知道，当时李一氓还只是其秘书。日
后，台上诸公清一色敬称他“郭老”，绝不只是因为他能写文章。

1927年四一二事变，白色恐怖笼罩，在国民党内“官运亨通”的郭沫若，毅然抛下重磅
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于自动放弃了光辉前程，“沦为”亡命之徒。在风声鹤
唳的当时，这篇文章是要掉脑袋的，他不得已乔装到上海，入住内山完造家里躲避，并
接着在周公安排下避难国外。从此九死一生、受到通缉、流亡日本10年。在这期间，他
从“郭沫若”翻身为“郭鼎堂”，从文华怒茁的“文坛名家“一跃为政敌都极尊重的“
学界大佬”，真绝顶聪明的奇才异质！

流亡日本期间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他不顾日本的安逸生活，无视日本政要西园寺公望等人对他的器
重，“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终在精心策划下的一个早晨巧妙躲开日本
宪兵的监视，忍痛“别妇抛雏”回归参战。在归途船上，他口占即吟“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迫不得已，悲愤难抑。论言行，他绝对算得上一条汉子。

郭安娜到中国后住所

现在人说，郭沫若一生怕死、投机，是“机会主义人格”，我是不认同的。不同立场的
朋友，无妨对其道路选择、思想局限乃至那股“庸人气质”提出批评与反省，但不该对
他的信念重重质疑。至于他留下的那些“阿谀”诗词，也很难说是违心表示，更可能是
真诚流露。这个问题，于立群那篇《化悲痛为力量》早说得很明白：郭沫若即便在病入
膏肓之际，都一再叮嘱家人，某巨公“思想比天高、比海深”云云，并非全然假话。

所以，与一些友人闲谈时，我常常说的是：批判郭沫若可以，但要建立在事实厘清的基
础上，而且主基调当是反思、主靶子当是“人兽鬼”非常时代。单拎出郭氏嘲笑，没有
意义也不公平。

我素以为，郭沫若的唯二“黑点”，一个是早年“风流”，另一则是晚年时变得懦弱，
留下很多遗憾。

由于懦弱，在诡谲怪时代，他隐藏了很多真实想法，一味地明哲保身；更由于懦弱，他
写下了很多“应景应制”诗，一代豪杰沦为被开涮的笑料。想他中年时代，浩然正气写
话剧《屈原》，借剧中人物婵娟痛斥宋玉“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哪知造化弄人，2
0年后自己正陷于此。“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个不友好的笑话，曾在相当一级的
圈子里广泛流传。

晚年郭沫若，实已经到了连亲生儿子都看不起的地步。据郭世英中学好友牟敦白回忆，
1962年的某天，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门口，他曾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其父背影
说道：“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语中是有不屑的。
以至于30年后，牟回首往事，尽是悲伤：“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
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周国平:郭世英是此生所见最具人性魅力

但细究起来，郭沫若终只是懦弱、是庸人，并非恶人。在“他人即地狱”之日，他未曾
害过人，不曾落井下石，不曾穷凶极恶，不曾胡乱攀咬，不曾以刀笔杀人。是的，他没
有大义凛然、舍生忘死、以卵击石地去展现读书人所谓的“风骨”，但至少维持住了做
人的最后底线，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当初真窜下跳的那几位，当时过境迁后，竟都厚着
脸皮写书，一抹鼻涕一把泪装点自身多无辜多白莲花多两面真，我看这些人才是真虚伪
，是连“水太凉”都不如。

对于晚年的他，大家多批判他如何软骨、谄媚、马屁精云云，但愚钝如我则更多地读出
无奈，读出身不由己，更读出可悲来。毫不讳言，我对郭沫若有着深深的同情。他是没
作“抗士”一家老小近20口人，以及无数亲故，要随他上下沉浮；而他人在席位，太多
应酬话他更没办法不说。写给斯某的那些马屁诗，如今看固然是笑料，可他有不写的自
由吗？说穿了，一切都是“命题作文”。

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故居”

在那集体迷失时代，他看似地位尊崇，其实处境微妙，动辄“毁巢无完卵”。从1967年
4月开始，他的两个爱子先后死于非命，除了肝肠寸断暗自啜泣外，他实际措手无策；到
了1974年前后，他已是堪危系于一线，还因“忧愤交加”导致肺炎突发，差点救不过来
。1974年2月7日，他赋诗两首上呈，自白“岂甘栎悲绳墨，愿竭效策驱”，真道尽了惶
恐之心。

当初，其子郭世英出事，一些材料证据竟然就是郭家“家信”，家信如何会传出的，令
人细思极恐。陈明远追忆说，晚年郭沫若好些事都不让“身边的人”知晓，需避着秘书
，这不奇怪吗？而在罗点点的那本“档案”自传中，翻翻108页前后那些记录，一切奥秘
与诡异，也尽在不言中了。

2005年9月7日，郭家后人拜祭

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终迎来了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但有些时代终究是得反省的。

真的，我从无意嘲笑郭沫若。明眼人一看即知，晚年的郭沫若，更应该得到同情，而非
批判或嘲笑。实际上，就连他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一直很清醒，甚至充满自责。

大学时代，与郭家往来密切的周国平

在黄淳浩编的那本《郭沫若书信集》（真伪的学术争议暂且搁下）中，存有好些他私下
给“忘年交”陈明远的信件。这些坦诚的交流，最能反映晚年郭沫若的真实心境。比如
，他自知那些诗都是不上台面的，“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景应制之作，根本就
不配称之为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1963年5月5日）；“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1959年11月8日）。有研
究学者说，“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
写到哪儿”。

郭家客厅

郭沫若去世前9天，周扬来探望。周照例是一顿热捧，称颂他是“新中国的歌德”，但郭
沫若只是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他的心情，其实很复杂。此前几年，他就跟陈明远这么
说过，“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
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
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云云。

郭沫若题匾的故宫

有些人怀疑这段话真实性，但另有周国平出示的材料，是千真万确的。周国平在自传中
说过，在1969年1月6日，“世伯”郭沫若在写给他的私信中，曾如此慨叹，“我这个老
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
一致的人”。“成为了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这种自责是很深痛的。

据身边人回忆，晚年的他，从没有贪慕过富贵生活，甚至不愿如此。他数次表态，“不
愿意住在高墙深院里”，但拒绝不得；1960年代，他莅临上海，地方给安排锦江饭店、
国际饭店，他只觉得不自在，说“脱离群众”。晚年，家人问他有何心愿，他的回答是
，“当个教员也可以”。他很渴望安宁的生活。

他当然不可能如愿。作为那个时代万众瞩目之人，他剩下的唯一自主权，大概是如何安
排自己“皮囊”了。1978年6月12日，闭目前的他，把妻子于立群和一众孩子叫到身边，
留下一句遗嘱，“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不觉得自
己需要一座堂皇的墓地，供人凭吊。

“往事何堪说，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这位“无产阶级斗士”，到底至死没有忘
记平民信仰，失去书生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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