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数学所由华罗庚先生带领，有过不少一流的工作，除了华先生的门下弟子王元，陆启铿，陈景润等人，还有杨乐，张广厚等人的工作，都得到美国数学界的关注。此外吴新谋，王光寅，冯康等人也在应用数学有所贡献。但是由于吴文俊在内部权力和资源分配上不满，强行成立了系统所，由他当副所长。其实吴先生不做系统科学研究，他主要工作是在法国时做的拓扑学。这种以人事而不考虑学术而分所的方式，遗害不少。以后不断分所，现在中国科学院的数学学院纯数学只是学院不到四分之一，大不如前。而事实上，国内的应用数学还未达到世界水平。但是往往听到某些应用数学家在领导面前和媒体上吹嘘，说他们的工作替国家或某公司省下几百万元，但是别忘记了国家投入到他们的薪资和各种用途上，是更巨大的投资！

中国名校的竞争，科学院中院系的竞争，名校和科学院的竞争往往白热化，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这一点，政府必须要有勇气改变现状。

中国研究机构，无论是高校或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往往成为一个利益团体，利用他们在政府的关系，打击竞争对手。有些高校的学术领导人，警告所有毕业的学生，要对母校绝对的服从，不可以去帮忙竞争对手。我多次听过北京大学数学毕业的学生说他们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

这种有如帮派的作风，中国学术界领导人（甚至某些官方领导）的心里好像都很认同。武侠小说讲求的侠义精神，可以远溯到战国时的游侠。汉武帝时有朱家和郭解，大将军卫青替郭解说项，武帝杀郭解以打击这种游侠，百姓才知道公事胜过私人恩怨。高校毕业生联群结党，为公，则是力量。为私，则中国学术难以进步。

学术界联群结党的结果是很多国家看为重要的位置由不同团体长期拢断，跟学问深浅无关。一个重要的例子乃是中国数学学会会长的位置，据说不成文规定是由北京大学数学系和科学院轮流担任。由于参加世界数学大会的各国成员由当地数学学会会长代表，中国毕竟是大国，中国数学学会会长往往自然的成为世界数学学会的副主席，因此在国内的位置举足轻重！

于是北大和科学院在数学学会上利益均分，置全国其他院校的意见于何地？更何况很多会长名不符实，竟然成为全国数学的发言人，长此以往，中国数学的进步值得担忧！

解放以来，教育和科研经费都来自政府。私人办的机构，除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或是与金融和工商管理有关的学院之外，基本上都不能称为私立大学。近年的西湖大学，校园和建校的经费由政府负责，私人捐助的基金远远不足以支持一所现代的大学。（在美国，私立高校欢迎私人命名一个讲座教授。高校一般要求五百到六百万美元的捐赠，但是校方仍然认为这样的捐赠不足以支持一位终身教授的花费）。加州理工约有三百多位教授，学生不到两千，除了政府的资助和学生的学费外，学校基金也需要三十亿美金来维持。

在美国，捐赠大学基金除了免税以外，还必须是无偿提供，不能要求回报。但是中国一般富豪不是这么想，往往坚持大量的好处，和美国极不一样。所以中国私校筹集资金极不容易。

在美国排名前二十名的研究型大学，除了柏克莱加州大学外，都是私立大学。从这里可以看到，私立大学必定有它优越的地方！但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的经费支出引起资金的需求，愈来愈严重！（最明显的是生命科学的用费），到了今日，美国私立大学的基金，假如没有政府大幅资助的话，不足以维持重要学科的发展。这个现象愈趋严重，因此美国政府在私立大学中，已经开始占有重要的发言权。最近我一位物理系同事询问理学院长，我们在申请政府经费时，可以不可以单纯为了好奇心和科学的优雅来写申请书，院长说有困难！很多美国教授对这个现象，极为不满，但却是无可奈何。

美国科学家仍然以探讨大自然的基本现象为目标，但是由于经费的压力，功利主义渐渐变得很重。正如中国科学现在的走势，有一位极负盛名的学者，十五年前在广州宣称中国政府不应当投资基础科学，应该利益至上，去发展像任天堂这样的工业更为赚钱！为了短期的利益来断送国家基础科学的说法，使我想起了当年三国王允要杀蔡邕时，太傅马日磾说：灭纪废典，其无后乎！

听说有一次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写信问他父亲，有唐一代，姚崇宋璟，杜甫李白，孰为最贤。他父亲回答说：杜甫李白代表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岂是姚宋短期的治世可比！我们岂能为了一点点金钱，放弃了安邦定国的基础科学？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大力吹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而不愿意考虑这些学科背后的基本原理，都是从数学而来的！

另外一个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事情是：美国在三十年前立法，取消年龄超过七十岁必须退休的制度。

从前年纪比较大的教授，能力不如往昔，会自动不提意见，不参与行政。现在这个现象正在改变，有些年纪大的教授正如中国老人，往往已经不在科研前沿几十年了，又不肯参与任何科研活动，却凭借五六十前的经验来指导如今最前沿的科学发展，不容许年轻人有发挥自己创意的空间。

和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学术的创新进步，在学术大师的威权领导下，非徒无益，还可以产生极大的害处。牛顿在科学历史上，几乎无人可以比拟。他死后一百多年间，英国没有出现物理学和数学大师。这个局面，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改变。据说主要原因是牛顿盛名之下，英国科学家惧怕自己的能力不如而产生的结果。在科学创新的前提下，年轻学子，二十多岁无法无天，挑战科学多年的传统，往往走出一条崭新的路子，就如爱因斯坦敢于挑战牛顿力学一样。

今天中国要在科技领导世界，必须要让年轻人挑战科学界的老人威权。我再举一个例子，法国的微分几何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不错，其中一位叫做伯杰（M. Berger）的, 他本身是重要的几何学家。但是在七十年代，他崇拜俄罗斯几何学家格罗莫夫（M. Gromov）, 开始做神运动，全法国学习格罗莫夫, 至于今日。法国在微分几何的贡献，大不如前矣！

学问以自然为师，只有经过观察，实验，计算和心灵的感应才能够知道真理，才能够完成一流的学问。科学上的真理，不是某个科学家或领导的讲话能够改变的。

这几个现象不容小看，美国高校事实上已经开始衰落。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我看来，即使中国高校没有走错方向，只要继续跟随这些过气老人，无视年轻学者的意见，至少要三四十年才能够追上这些名校。

但是这不排除中国高校有可能产生的突变！就如改革开放经济上的突破一样！但是这个突破需要中央的决心，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人才的提拔和引进。

政府和民间设置了一系列的奖励，除了青年千人计划以外，都在误导读书人，不敢去创新，做大问题。

「青千」确实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回国。但是他们需要在海外待上三年，才能满足青千的资格。

很多大学的数学系，大概没有能力评估年轻学者的水平，只愿意聘用有「青千」资格的学子为终身教授。由于「青千」在学校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高校给评委压力，要求「青千」的名额平均分配。每间大学在数学方面，每年「青千」不得超过四个。基本上，一小撮学者控制了「青千」的选取，从而左右了全国数学的发展。

中国政府设立的国家科技大奖，1941 年就开始了，数学家得到这个奖项的不少。由于只考虑国内的工作，数学得主的水平往往不如一般的留学生。

人事严重地影响评估人才的制度。这是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科技大奖的历史上看，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在近代数学的文献中，陈省身和周炜良的名字不断地出现。二十世纪中，有资格排名在前一百名数学家的中国学者恐怕只有他们两位，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颁发的科技大奖。

无论是大陆、香港和台湾，研究经费的渠道，不单要通过教育部，在使用地方政府的经费时，往往还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管理投资的官员甚至主宰了科研的方向，参与聘请教授等大事。中央一方面要求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却任命这些官员去履行这些政策，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专家的想法往往不一样。他们希望几年内就能看到成果，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近十年来，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广州都富可敌国，人口比欧州国家如荷兰、瑞士等多几倍，但是基础科硏和技术却相形见绌。科技上，这些城市和欧美的水平相差颇大。欧美国家文化悠久，特别注重基础科学，没有我们的官员这样急功近利。一般来说，他们尊重专家的意见，对科技的发展有长远深入的打算。香港和深圳在这方面的毛病最大，管理投资的官员和资本家在科研投资上，有太大和不合理的发言权。

中国另外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读书人，一生只醉心于一个目标，那就是当院士。

这个头衔所赋予的学术和政治权力委实太大了，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毕竟，一所大学的地位取决于院士的数目。因此，院士是不可能得罪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方面的成就，却往往和他们尊贵的地位不匹配。院士的选举牵涉及太多的人事政治，一旦他们成为院士，就可以在大学甚至整个社会发挥不正当的影响力。

部分问题源于根深蒂固的权力，以及「敬老」的文化。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的学者，即使已不再积极的从事研究，甚至已跟不上研究的步伐，但是仍然持续地主宰着他们的领域。中国的院士制度也受到政治的压力、贿赂和腐败的影响。流风所及，硏究人才的升迁竟然和学术成就的关系不大！

所以中国科学要有突破，必须打破院士垄断的局面。但是院士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不可能一下子打破，只有中央下决心才能改变它。

去年和友人芝加哥大学校长 Robert Zimmer 有一段谈话，发人深省。他本人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说哈佛大学的基金是所有高校中最雄厚的，但是用得并不恰当。假如他是哈佛校长，他会在基金中提出一百亿美元，做成一个新的基金，专供给聘请第一流人才之用（不用在实验室，只是用在薪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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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大约可能是，为了让哈弗在21世纪跻身宇宙一流大学，成立专项基金，实施五湖计划，黄石计划，设立落鸡山学则，白头鹰学者，美洲豹学者，you name it,年薪一千万起步，对于特别牛B的外星学者一事一议，上不封顶

【 在 GgGgGg 的大作中提到: 】
: 最后一句话是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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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丘之貉，不然哪有精力一个人成立那么多数学机构
【 在 kbswkj 的大作中提到: 】
: 四十年前，数学所由华罗庚先生带领，有过不少一流的工作，除了华先生的门下弟子王元，陆启铿，陈景润等人，还有杨乐，张广厚等人的工作，都得到美国数学界的关注。此外吴新谋，王光寅，冯康等人也在应用数学有所贡献。但是由于吴文俊在内部权力和资源分配上不满，强行成立了系统所，由他当副所长。其实吴先生不做系统科学研究，他主要工作是在法国时做的拓扑学。这种以人事而不考虑学术而分所的方式，遗害不少。以后不断分所，现在中国科学院的数学学院纯数学只是学院不到四分之一，大不如前。而事实上，国内的应用数学还未达到世界水平。但是往往听到某些应用数学家在领导面前和媒体上吹嘘，说他们的工作替国家或某公司省下几百万元，但是别忘记了国家投入到他们的薪资和各种用途上，是更巨大的投资！
: 中国名校的竞争，科学院中院系的竞争，名校和科学院的竞争往往白热化，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这一点，政府必须要有勇气改变现状。
: 中国研究机构，无论是高校或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往往成为一个利益团体，利用他们在政府的关系，打击竞争对手。有些高校的学术领导人，警告所有毕业的学生，要对母校绝对的服从，不可以去帮忙竞争对手。我多次听过北京大学数学毕业的学生说他们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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