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门槛提高到“70岁 + 退休证”，院士可以更自然地回归三个身份：
1. 学术元老：传道授业、守正创新
退休后的院士，不再需要奔波于项目指标、行政考核，可以把重心放在：
回顾和整理自己的学术体系；
为学科写下总结性、启发性的综述与教材；
给年轻人讲清楚“这一行真正值得花一辈子做的是什么”。
他们从“冲锋陷阵的第一线战士”，变成“守护学术传统与价值观的长者”。
2. 国家顾问：站在更长视角做战略思考
70岁以后的人生阅历和学术视角，往往更擅长：
总结一个领域几十年的起落与教训；
识别哪些方向是真正关乎国家长远竞争力，而不是短期风口；
给决策层提供更稳重、少功利化的建议。
这样的院士，去参与国家层面的科学发展规划、重大问题咨询，
更像一群资历深、心态稳的“国家智囊团”，而不是还在赛道上拼刺刀的竞争者。
【 在 carbon 的大作中提到: 】
: 违背中洋精神，院士是有组织科研的组织者，是科研的领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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