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老杜必然会想到“诗圣”、“人民诗人”、“诗史”等桂冠。老杜之伟并非因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或《三吏》《三别》等所谓反映现实主义的诗，正如白居易并非以《卖炭翁》为其诗之顶峰一样。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诗史》的观点对今人也仍有启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窃以为诗应远离世俗是非，以表现自我，“怨”为上，如老杜《登高》才是诗之典范。以“刺”为辅，“史”为末，不应受庸俗社会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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