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和谭其骧的理论，是苏式民族与历史观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如今国家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具体就是多元民族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清中期疆域为界限，凡是在这个疆域内发生的才是中国史，只要以此为时间节点和空间节点，发生此疆域内的事件才被承认为中国史，只要是此内的族群，就都是中国人。这套理论互为表里，界定了何为历史的中国，何为历史上的中国人，是如今民族与历史叙述的框架理论。现行的民族政策和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都不过是这种理论与框架的自然结果而已。
这套理论，实质上认为华夏是一片无主之地，只要某个族群来到这片土地上，能成为一方势力，造成某种影响，其事迹不只是成为中国的历史，而且这个族群就是中国人，就是族群的自然成员。解构了这片土地的主体性，消隐了这片土地的本土族群，消解了历史的正统性与华夏视角，也实质上解构了华夏主体论。此土唯兵强拥之。如果不是强行以清中期为极限，从这套框架出发，可以很自然的推测抗日战争是内战，是民族融合的结论。
在这套理论下，有了潘岳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同样的事情，一是入侵，一是入华，性质判断截然不同。
把“中国”搞成了只是一个疆域概念，把中国人搞成了一个杂种概念，割裂了历史，割裂了文化。然后把国朝的民族与历史的建构解释框架整成一个既无法说服自己，国际上也无法服人的笑话，并且造成族群分裂，必然五胡入华，岳飞非英雄，及谁能胜占中国谁就是正义进步。新清史为什么成为大问题，都是拜此民族与历史框架所赐，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只有现在进行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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