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算了吧,大陆历史学者英文写作达到母语者教科书水平的找不出几个。英文障碍不受邀请是《剑桥中国史》撰稿人之一陆扬分析的原因。受邀的大陆编撰者也基本都是海外受训英文写作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的。
史学方法这块反倒不是问题,《剑桥中国史》编撰始于1960年末,正值社会史学盛行,这套书基本也反应了费正清那一批学者的社会史观,减轻传统历史注重的政治法律核心,加重社会结构、机构、经济、民俗层面去构建历史。重数据、重统计、重考古证据。
中国学者做社会史做的好的非常多,赵世瑜,曹大为、商传等等都是,他们做通史一样也是从社会史层面去切入,如果英文水平过关,写《剑桥中国史》一点问题没有。
古代中国史学家的史学观及方法确实和西方有很大不同,比如诗歌对宗教文献可信度的衡量判断,比如在文本逻辑自洽方面的处理等等都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但是20世纪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在基本的史学方法上和西方学者是很靠近的。
【 在 sgxlx 的大作中提到: 】
: 用英文写作不是主题问题,主要是这套书的主编 编写的角度与国人不一样,我们讲历史主要讲皇帝、大臣、起义军首领,西方学者讲历史兴趣点好像是经济、商业、思想、宗教。。而这些在我们看来是次要的,他们认为是主要的。。
: 他们认为经济、商业、思想是第一位,我们认为统治者(政治)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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