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作为一种发现知识的“技艺”，科研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程序化，并且由于若干的优点而展现了蓬勃的不分国界的生命力，在近代中国，这些优点更进一步被救国图存的仁人志士们重视和发掘，科学作为“赛先生”也就在国人的心理被抬高到一种甚为重要的地步，被看成一种甚为重要的东西，一种值得的事业；这些优点是：**可复现性**，**在缺乏和对比中探求更大范围的知识**，**实用和功利的精神**。
可复现性确立了科学研究的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东西，而是具有确切性的东西，是在时空形式中足以自我保存、独立存在、自然作用的东西(虽然常常依赖一定的条件和手段)。我们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制取氯化钠，那就一定可以得到氯化钠，不会今天是氯化钠，明天是氯化钾，就此而去，一种具体的工程或方法一旦在科学的语言中确立了，那就必然是一种可以重复使用、反复利用、批量创造成果的东西(在相应的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可复现性一定程度上又使得科学有内在的民主性格，任何一个人一旦在科学的高度学会了造航天飞船，他不必是钱学森，他也能造出航天飞船。(当然，在科学的高度学会了造航天飞船并不容易，有天赋的才智和先进知识的积累或许更易符合于道德，也易于取得成就。)
在缺乏和对比中探求更大范围的知识，使得科学常常能够推陈出新，又回应社会关切。这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文化的优势，即西方文化早早就确立了伦理导向、理念、辩证法、学术史、逻辑推理和分析等等方法的主体性地位，神性和人性的差异一旦被对比性地逻辑化地把握，缺乏和差异常常又能成为西方科学自我更新的桥梁，如对简洁性、对称性、实证、逻辑一贯性等等的关切，引起了神学的颠覆，又进一步使科学成为西方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前提。当贝克莱喊出“存在就是被感知”，这里感知的很大一部分不妨说其实是缺乏和对比；当笛卡尔喊出“我思故我在”，这我思不妨说就是要在缺乏和对比中确立足以为原点和行动者的我……凡此种种，由于科学重视承认差异和对比，并且研究不同的条件，由此既可以发现差异，又可以造成差异，这也就为功利、实用和其他符合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方法、事物、进程、知识开辟探索和前进的路线。
科学重视“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而科学很大程度上又是重视实用和功利的。虽然很多大科学家常常显露出让人惊奇的纯真与对研究领域的单纯的旨趣，但是当光荣、正义、公正来敲门的时候，具有科学素质和学者精神的科学家不必然会心火缭绕，但通常也不会袖手旁观。正是有着一类重视紧密地和社会联系，积极地为人类的普遍的道德生活和尊严而做出改变的科学家，科学也就能把知识中的“惊奇”上升到“有用”，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昌盛也就坚实。
此外，中国文化对科学实也有不同程度的作用，这里可能又能做很大的篇幅，不在这里展开。
凡此种种，我们都看不到科研保护主义的容身之所。科研保护主义的各种形态：
伤害他人可复现的成果研究，保护虚假的科研承诺和科研假设，这是出卖科研忠贞的“睁眼瞎”的科研保护主义。中国历来重视邻里和睦、人情世故，即使在科研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可谓非常常见，由此，甚至演化出“选择性报告”“针对性的阐述”等一系列“家传绝技”。
瓦解别人的发现，归并别人的成就作为自己的成果，这是腐蚀科研纯粹的“屠龙术”的科研保护主义。近代科学的逻辑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明确，真理作为理论解释的框架，可能不具备唯一性。由于科研保护主义和科研山头的互相耦合，瓦解别人的发现，归并别人的成就，常常也就成为山头里很自然的事情。主要和次要并非经由科学的法则和研究而确定，但常常可以为权威和各种不纯粹的动机而捆绑。把别人的东西说成自己已经发现和驳倒的，主要和次要的讨论变成禁忌，科学也就扭曲成若干个大嘴说了算，全国的资源任由几个大嘴去豪赌。等到媳妇熬成婆，一盘子功成名就，再揭开真相也不迟，或者那时候真相已经不重要了，常常是一种国内的标配了。
贩卖虚假的“前沿性”、“必然性”、“绝对性”，这是葬送科研开放性和透明度的“看饭碗”的科研保护主义。出于一种荣誉感，实际上今天稍微认真一些的科学工作者大概没有人不是打从心底认为自己研究“前沿”“必然”“绝对”，善于表达，善于能吸引别人的兴趣和情感，也不是一种过错，甚至很多大科学家确实是值得敬重的科学素质、科研表达、科学态度与情感都非常良好的人。然而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的原因，国内的科研在今天仍然不敢“打开天窗”，科研变成饭碗，也就引来了科研要被支配和利用的动机，话语权游戏的过度开展，甚至将科研变成资源争夺的工具，而非资源争夺的目标，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伟大的科研目标。
为什么目前为止的科研保护主义具有顽固性呢？大概可以从三个递进的层面来看：① 在实践中，科研活动常常是一系列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在认识论上是不愿意承认的，我们总希望科研没有成本，却有巨大的成果；② 过程中经历路线的选择，则科研的进展难免有顺利有曲折，有得有失，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很多也有经历低潮和逆境的时刻；③ 科研活动日益大众化、平民化、组织化，哪怕参与者出现了失误或是客观上的才干不足，这种人身关系、利益关系、名利关系的纠葛又常常为科研保护主义提供了土壤和动机。
谈到这里，我们似乎不难发现，科研保护主义实际上科研管理中的一种现象，可以表现为“睁眼瞎”、“屠龙术”、“看饭碗”等多种形式，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学术空气和各种各样的由“头”到“尾”、由“点”到“网”的各种利益纽带的牵扯，其目的是保护某种特殊的人身关系、利益关系、名利关系。科研保护主义以促进特定的科研组织、科研纲领、科研网络、科研人员的成长与一定的科研目标为目的，依赖于具体的科研场景配置、科研运行秩序、科研评价方法，并形成一种具体的科研人员关系，形成一种具体的科研效能。
我们不应该“睁眼瞎”，因为科研有着不应背叛的对象；我们不应该耍“屠龙术”，因为科研纯粹的背离，必将损害科研的根基；我们不应该在“看饭碗”中僵化，因为对开放性、透明性的侵害，即使有益于一时的情感的安慰，却可能错失了科学发展的机遇。
在发展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不公平的一面，存在着放大了社会制度的漏洞的一面，存在着多重标准的一面，或许有其难以避免的一面。捍卫科研的忠贞、纯粹、开放性和透明度并不容易，盲目地破坏科研的制度和秩序，也不是新的思想。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大概不是简单地对科研保护主义“一刀切”，而是立体的、综合地、具体地研究科研的历史，甄别科研的人才，调整科研的制度，在坚持科学人员正当权利、社会发展公平活力、科研效能的整体设计中，促成科研和经济发展、科研与科研应用、科研和社会福祉的整体上升，这是一条艰难的路，却似乎是可通过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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