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前人精华，再创作自己的作品，这就是文化进化的过程。有的所谓创作在于把一个作品的边界无限延伸，从而框下原本不足以承担的内容与意义，研究者再在内部圈地自萌。
【 在 ferr 的大作中提到: 】
: “不适合”约等于“不应该发生”，并不是不会发生。
: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分明写道：“这在文艺鉴赏里并不是稀罕的症候。”
: 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据说在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人文主义作家沉浸在古典文学里，一味讲究风格和词藻，虽然接触到事物，心目间并没有事物的印象，只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句。我们古代的批评家也指出相同的现象：“人于顺逆境遇所动情思，皆是诗材；子美之诗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诗；及至作诗，了无意思，惟学古人句样而已。”这是讲明代的“七子”，宋诗的病情还远不至于那么沉重，不过它的病象已经显明。譬如南宋有个师法陶潜的陈渊，他在旅行诗里就说：“渊明已黄壤，诗语馀奇趣；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陶潜当然是位大诗人，但是假如陈渊觉得一眼望出去都是六七百年前陶潜所歌咏的情景，那未必证明陶潜的意境包罗得很广阔，而也许只表示自己的心眼给陶潜限制得很褊狭。这种对文艺作品的敏感只造成了对现实事物的盲点，同时也会变为对文艺作品的幻觉，因为它一方面目不转睛，只注视着陶潜，在陶潜诗境以外的东西都领略不到，而另一方面可以白书见鬼，影响附会，在陶潜的诗里看出陶潜本人梦想不到的东西。这在文艺鉴赏里并不是稀罕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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