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所以，红楼梦研究的第二个与第一个逻辑层面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注重文本本身的内容。依据不应该仅仅限于书外的“考据”，也不该限于批语，还应该深入到文本本身。这又不该是“读后感”式的东西，而应该包括研究推理的东西，还应该在逻辑上有所提升

红楼梦研究应该包含有“读后感”的内容，应该与“读后感”相结合，但不能仅限于读后感。读后感也要提升自身，这样就进入到了第三个层面。第二给层面的代表人物是张爱玲，她注重研究文本的内容。她的问题首先是时代的，那个时候跟她关注同样内容的人太少，搞得孤掌难鸣。而且更严重的是，在前网络时代，资料不仅少还很不普及，不要说普通人，就是绝大部分学者，要想获得充足的资料都是极难的。张的观点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交流的积累，缺乏正误检验的锤炼，难以做到可靠。

第三个层面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是借助了分析的工具去研究红楼梦的。但可惜他似乎是选错了工具。工具是从西方借来的，但那是工具输入的初期，只能有什么用什么。叔本华的悲剧论只是给专用工具，被当作通用工具使，结果当然不会理想。理论上专用工具可以拓展为通用工具，但升级工具的难度比使用工具的难度要高不止一个数量级。张爱玲也关注工具，她还提到了精神分析，她偶尔似乎也涉足到更高的层面。宝玉出走后穿的斗篷，她从“情理”先推断出了程本文字不对：“宝玉出家后的大红猩猩毡斗篷很受批评，还这样阔气。将旧本与甲乙本一对，猩猩毡三字原来是甲本加的。旧本船头微微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确是神来之笔，意境很美”。类似的还有关于黛玉衣着的描写：“俞平伯根据百廿回抄本校正别的脂本，第七十九回有一句抄错为好影妙事，原文是如影纱事，纱窗后朦胧的人影与情事。作者这种地方深得浪漫主义文艺的窍诀。所以我第一次读到后四十回黛玉穿著水红花袄，头上插著赤金扁簪，（第八十九回）非常刺目。那是一种石印的程甲本，他本甲乙都作月白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金簪同，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真如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她先从“清理”的角度做出了判断，认定了程本的问题，这就超越了“内容”的层面。

（但张爱玲依然明显低估了程本与杨本（百廿回抄本）异文的出现频率，张文此处的引用并不准确，“金簪同”不对，杨本应该是：“头上一支扁簪”，不是程本的“头上插著赤金扁簪”。即使不看文本，也该从情理层面意识到“赤金”二字在这里绝不合适。当然“水红”也是程本胡扯。程本的乱改确实是层出不穷。）

《红楼梦魇》各章的质量，从前往后，落差很大。最有价值的内容都出现在第一章里。张爱玲对红楼梦的见解是零星破碎的，没有达到系统化。这不是她本人的原因，而是这个议题需要更多人更长期的努力和成果积累。总体上，胡适可以被视为第一个层面的代表。张爱玲开始把正确的方法引入文本研究，进入了第二个层面。王国维的尝试是失败的，但他注重工具的提升，这个方向是对的，所以他是第三个层面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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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18.7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