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宇：常州市棋类协会副主席，业余6段，第五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亚军。本文经韩启宇老师授权刊登。）
1、 1992年1月16日中午，第五届晚报“浪潮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在济南冶金宾馆落幕。我战胜最后一个对手太原晚报的刘思洋，以11胜2负总战绩荣获冠军，一时间引来一遍祝贺声，来自全国各地的晚报记者蜂拥而至，向我表示祝贺！并提出种种问题进行采访，其中提出最多的问题是学棋的经历。
今年1月7日，我代表常州晚报参加第27届晚报杯围棋赛，同行记者又询问我学棋经历，这一次真正勾起我童年学棋的往事。
一起意外事件将我引进了围棋之门
我的童年时代和现在的同龄儿童相比，调皮、淘气的程度恐怕更有过之而不及。我从小居住的是上海弄堂的老房子，石库门老房子紧挨在一起，出门就是一群小伙伴，聚在一起总免不了打打闹闹，难免会闯祸。为此没有少挨父亲的训斥。
说起我的学棋经历，竟是因一起意外事件将我引进了围棋之门。
1963年我将升四年级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和楼下的小伙伴，相约去离家不远的河边放纸船。在河边，手中的纸船都放完后，我发现靠近河岸的地方，有小鱼在欢快的游动，我看见忍不住想抓几条小鱼，当时正是河水退潮的时候。河岸边的泥土都被潮水浸透，作为孩子的我，根本没有任何安全意识。穿着木拖鞋直接走在河岸边。刚走到河边，人就被潮水浸透的泥土滑倒，人就顺着浸透后的泥土滑到河里，顿时，只听见岸上的小伙伴一声尖叫“救命”！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顺着河水向下漂去。一路漂去就是上海有名的黄浦江。这条河离黄浦江有三座桥，由内向外分别是：里虹桥、中虹侨、外虹桥，我落水的位置在里虹桥和中虹桥之间，这时正是退潮的时候，河水快速的向黄浦江流去，如果任由我随着河水漂去的话，会很快漂到黄浦江面。幸好，当时有人在河里游泳，岸上正好有一名游泳者在岸边休息，看见有人落水，他快速地奔向中虹桥头。从桥上一跃而下，迎面拦住顺水流下的我。当时我只觉得有人将我拦腰抱住，我顺从的由他将我抱向河岸，岸上的人将我拖出水中，总算获救，捡回一条小命。这个救人过程，还是我上岸后才听说起。正是那名救人者的智慧和勇敢挽救了我的生命，而我当时由于惊吓过度，连这个救命者的姓名都不知道，就更不谈当面道谢。这成为我长大、懂事后的终身遗憾。上岸后，众多热心人把我送回家，那天正好我父亲休息在家，看见我这副落汤鸡般的狼狈相，狠狠地将我一顿训骂。
2、任何人在围棋上的成就，并不限于学习时年龄的大小
很多年后，我想父亲当时的心情也万分焦虑，若让我继续这样疯玩下去，不知道后面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为此，父亲为了约束我，就让我和两个哥哥一同学习围棋，想以此有效的束缚我的顽皮习性，现在回想起来，正是父亲的英明决定，使我在多年后的中国围棋界有了一席之地。
大约在我落水前一年时，二哥（韩启迪）在上海青年宫分部学习围棋，学了没有几个月，非常有兴趣，就把我小哥（韩启姚）带去一同学习围棋，受父亲的指令，他们也就共同带我步入深奥的围棋世界。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家里所用一副围棋子是用毛笔的铜套从硬纸板上刻下来的，作为棋子。涂上黑墨就是黑子，原色就是白子。黑白两子分别装在两个火柴盒里。直至一年多以后，我二哥生日那天，他的发小送他一副商场买的玻璃围棋，这时家里才真正拥有一副正式的围棋。在这之前，我对象棋很有兴趣，但在接触围棋以后，感觉围棋还真好玩。有一次，我俩哥哥在家里面，做《上海围棋月刊》上面一道死活题。我完全看不懂，趁他们专心致志解题时，偷偷拿起围棋月刊，题目的答案在月刊的封三上，我拿起月刊的封底，可隐约地看见反面的数字，实际我已偷看到答案，就装模做样的和俩个哥哥一道解题。他们看见我竟然能解出对他们来讲如此难的题目，非常惊讶。我心里此时也在偷偷的乐。他们心里也在想：“孺子可教也。”
记得最初学棋，一方面：他们本身学棋时间不久，水平也不咋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多少耐心来教我，所以，我学棋之初他们给我讲了简单的围棋规则，就给我下让子棋。从让25子开始，逐渐的退到让15子。在这期间我对围棋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有时哥哥要出去，我还要缠着他和我下棋,他就哄着我教我一个，现在看来根本不成立的一种招法。
在我们三兄弟中，二哥学棋最早，他因为兴趣广泛，对乐器也甚感兴趣，先后学过小提琴、笛子等等，还经常参加各种业余文艺演出。在学棋上花的时间较少，到后来仅仅只成为爱好而已。小哥在学棋上专心致志，进步神速。学棋不到一年，就在上海少年围棋比赛中崭露头角，进入前四名，引起上海棋界的关注。尽管他当时在上海少年棋手中年龄偏大，仍于1964年寒假调入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进行专门训练,直至后来进入上海市围棋队，甚至进入中国围棋队集训。可见，任何人在围棋上的成就，并不限于年龄的大小，只要刻苦，都能成才。
3、 原来，棋下的好居然也能吓唬人
我在家里跟俩哥哥学习半年以后，也就是韩启姚调入少体校的同时，俩哥哥把我带到青年宫围棋班，向陈华钦老师正式拜师学艺。
记得第一次去，陈指导（在上海，体育类老师称为指导）让我13颗子，我仍溃不成军。我印象深刻的是，陈指导指出我的一步俗手下法，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在这之前，我会认为是很平常的着手。当时，我就对陈指导产生了一种极度崇拜的心理。此后半年多，我就很快乐的在陈指导那里接受初级训练。每周三次训练，我总是很期待。每当训练日临近放学时我就神不守舍，盼望着早点放学好去学棋。每次训练时间安排在四点半，如果正常放学，我还来得及将书包送回家里，再去训练班。从家里到青年宫大约需要步行半小时，有时还会碰到学校老师拖课，时间就很为紧张，我害怕迟到，就可能比围棋班其他同学少学到本事，所以，碰到放学晚，我就背着书包直奔训练班，一路上小跑着，跑不动了就停下来慢慢走，如此、反复……。在我印象里不怎么迟到，在青年宫我一同学棋的同学也就四个，尽管人不多，我们学棋的劲头都很大。陈指导当时年仅二十几岁，从他英俊的容貌中透露出一种威严。但威严中又不失和蔼。他被上海围棋界称为“青年好手”具有相当棋力。在上海市比赛中，多次打入决赛阶段。
在陈指导悉心指导下，我们的棋艺都有很大进步。有一次，陈指导给我们出了一道题目，让我们几位同学，共同商量着解答。对当时处于低级水平的我们来说，我怎么也解不出，小伙伴们渐渐的都失去了耐心，陈指导在另一边，不知道在写什么。我们就开始不安分了，讲着闲话。陈指导突然走到我们的面前，看我们还没有正确答案，少见的大声训斥我们，“不认真解题”把我们吓得不轻，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发火，此后学棋我们都规矩的多了。后来，他把这道题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原来这道题的名称叫“相思断”，经过指导的讲评，我对这棋形的处理手段，就深深的记在了脑海之中。
在青年宫学棋之间陈指导也会带我们去有些区的围棋训练班学习交流。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当年暑假的一天，他带我们到静安区体育俱乐部去和那边的小棋手下棋。整整一天，中午还请我们吃饭，在那里我们同静安区的小棋手们下了很多盘棋，很是过瘾。那边的小棋手，棋龄都比我们长。我们当然难逃败绩。静安区有一位小棋手，大概赢了好几盘棋，言语中有点骄傲情绪。当时我只听到他们的柳指导，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教训他。“别看你今天神气，要是韩启姚来了，剃你光头”。当时，那个小棋手就哑口无言，我听到提到我小哥的名字就把他们给震住了，我心里很是得意，原来，棋下的好也能吓唬人啊！让我更有好好学棋成为高手的欲望。
4、 任何人在围棋上的成就，并不限于学习时年龄的大小
在青年宫围棋训练班里，我可能是算比较用功进步也较快，感觉到陈指导蛮喜欢我。有一次他专门送了我一本日本原版围棋书，内容全是手筋题。尽管我不全看的明白，仍爱不释手。对于刚刚入门的我来讲，显然这样的题目太过深奥，仍不轻言放弃。有空就将题目摆到棋盘上，苦苦思索，希望自己能解出正确答案。渐渐的我自己也能解出1、2题正确答案。当年暑期由于训练、对局量的增多，我的棋艺有了明显提高。暑假末期陈指导的高足林衍番（后来曾获上海高校围棋比赛个人冠军）考入复旦大学以后来向指导报喜，陈指导让他给我下一盘让9子的指导棋。我竟然赢了！兴奋了好半天，因为这位大师兄水平已和陈指导差不多，帮我复盘的时候，看的出陈指导在一旁也很开心。
随着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对围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可以说：在我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围棋了。事实上，在我此后的人生经历中，围棋确实成了我的终身情人。
当年暑假末，上海举办全市运动会。陈指导作为他所在的徐汇区代表，参加了市运会的围棋比赛。那一次的比赛分为：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时间拖的很长，从开赛到闭幕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陈指导凭借他强劲的棋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进入只有12人的决赛。陈指导比赛期间，我们都暂停了训练，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实在感觉无聊，生活中总觉得缺少了什么。那时，会下围棋的人很少。我周围没有一个会下围棋的人，只能在家里偶尔缠住我哥哥下上一两盘棋，很不过瘾。只盼着陈指导快点结束比赛，好重新恢复训练。这样我们又可以尽情享受下棋的快乐时光。谁知，直到11月份市运会比赛全部结束，青年宫训练班那边仍了无音讯，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是训练班的通知我没有收到，还是陈指导不要我了。在此期间，我先后去青年宫看了三四次，确定还没有开班，证明我没有被抛弃，心里才较为安稳一点。
那年从夏天直至初冬，我一直处于心神不定之中。直至11月份的某一天，放学途中我有一种预感，围棋训练班该给我发来重新开班的通知了！我想象中有一封写着我名字的信函放在我家天井的桌子上。但进门一看桌上没有任何信件，大失所望，怏怏的走上楼梯。一进家门，小姐姐欣喜地对我说：”阿宇，青年宫给你来信了！我打开一看，是恢复围棋训练的通知，顿时欣喜若狂。我又可以下棋啦！青年宫围棋班来函通知是数日后去上海棋社附属业余围棋学校参加围棋训练。在我高兴之余，但要离开我所喜欢的陈指导了，心里又有一丝失落。
成立于1960年的上海棋社，下辖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支专业队伍。另外，出版中国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杂志《围棋》月刊。还有就是管理专门培养少年棋手的附属业余围棋学校（简称棋校）设在靠近人民广场的黄陂北路304号。棋校的外侧大厅是对外开放的棋社，可容纳六七十号人同时对弈，去棋社的人只要交一角钱泡上一杯茶就可以在里面下上大半天棋，直至晚上关门。夏天的晚上，棋室还会打开通往花园的侧门，摆上棋桌，棋手们在树荫下习习凉风中或聊天，或手谈，看起来甚是惬意。在我的印象里，棋社里面总是人满为患，煞是热闹，可以说“304”棋室是当年上海滩上棋迷们的最佳集聚地。棋友们也将此处亲切地称为“304”。如今，与资深棋迷聊起“304”当年的场景仍然津津乐道，可见围棋对棋迷的吸引力之高。
5、 为了新中国的围棋，陈毅市长“作假”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围棋同样如此。好在当时有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喜爱围棋，早早的就提出了发展围棋的建议。担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在百忙之中仍关注着上海围棋的动态。当年中国的围棋精英主要集中在京沪两地，尤以上海为多，如刘棣怀、顾水如、王幼宸、魏海鸿、汪振雄等。这些老棋手当年都无固定职业，只能靠下棋为谋生的手段。陈毅市长得知这些老棋手的状况后，即指令相关部门按照当时的政策将这些围棋名手安排到文史馆任馆员，这样可使他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安心挖掘发展围棋艺术，此中还有一段趣闻。经办此事的一位官员向陈市长汇报魏海鸿先生当年56岁，不符合60岁以上才能进文史馆的条件。陈市长听了汇报哈哈一笑说：“你这个娃儿，脑壳不开窍，56改成65不就好了嘛！”这也充分体现了陈毅同志对围棋的重视和爱才之心。正因为有了陈毅同志在上海任市长期间对这些老棋手的关照，使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潜心研究棋艺和培育后辈棋手，相继培育出陈祖德、吴淞笙、华以刚、曹志林、丘鑫等一批后来驰名中外的国内顶尖棋手，也正因为这批老棋手的传帮带使上海在此后三四十年间的中国围棋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陈毅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围棋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当年上海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如副市长宋季文等在陈毅同志调入中央后仍一如既往的关注着围棋的发展，在宋副市长的指示下，经过数年的筹备和选址，在位于徐汇区吴兴路87号成立了专业的棋艺研究机构——上海棋社，将原来在文史馆工作的老棋手全部调入棋社。
步入高级班是我的梦想
上海当年就施行三级围棋训练体制，即各区作为普及训练。有好苗子就输送上海棋社附属围棋学校，最拔尖的就由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可以说，进入市体校的学员，一只脚已跨进专业队的大门。棋校分为两个班，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班。初级班由邱百瑞老师指导，高级班由专业三段孙步田老师指导。我到棋校报到的第一天邱指导安排一位小女生同我对局，我获胜后，邱指导当即将我定为13级。在我现存的记忆中，当时的初级班内由17级至10级的不同水平的学生组成，教室内张贴了一张很大的成绩表，采用的是类似于日本升段赛的计分方法，即每局棋120分。同等级别的先对局，规定执黑者不贴目但白胜得105分，黑得15分。黑胜得75分，执白者得45分。差一级别为让先，胜负各方分别为90分、30分。责任局数起点为12局，平均得分为75分即可升一级。
棋校的训练是每周三个晚上7∶00—9∶00左右放学，这个时间段比在青年宫放学后匆匆赶去学棋相比显然要轻松的多，再也不用担心迟到，而且棋校训练班氛围好，人气高学棋劲头更加高涨。邱指导当年也仅20来岁，极其和善，脸上永远挂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直至如今，我只要看到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张路指导在电视荧屏上评球时的笑容，就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可敬的邱指导那亲切的微笑。在我印象中，他从没对学生发过火，即使批评学生脸上也是挂着微笑，邱指导教棋细致入微，讲解生动有趣。围棋格言中有一句：“中央开花30目”有些同学肤浅的理解为在棋盘上提了子就是30目。对比棋盘不同部位的提子邱指导在上课时做了生动的比喻：“房间中央的电灯泡可以照亮整个房间，如果装在床底下的灯泡则只能照亮一个小角。”意即，边角上的提子是不能等同于中央开花提子，这样一比喻自然使同学们理解了不同部位的提子不一样的价值。在棋校我很快的适应了一个班20几个同学上课的环境，而且喜欢上了这样热烈的学棋氛围，水平也在稳步提高，升级比赛的胜率很高。不到半年，就由13级升到9级，这样就自然升入高级班。此时的我犹如破土而出的竹尖，再经过阳光雨露的滋润，就可茁壮成长。
棋校教室分为里外两间，由棋室大厅进去的第一间教室是初级班，再经过中间一道隔断就是高级班训练的教室。在初级班接受训练将近半年的期间看到高级班进进出出的学长，心中甚是羡慕，期盼也能早日进入高级班。如今愿望终于实现，喜悦之情不言而喻。
[转载]我的围棋之路——韩启宇自述（一）
6、 棋校高级班的训练，为我今后成为专业棋手打下基础
国家体委于1962年试行中国围棋专业段位制，根据当年全国比赛的成绩评定段位。于1964年2月正式公布了42名有段棋手的名单，当年最高段位为五段。四名五段棋手分别为：刘棣怀、过惕生、陈祖德、吴淞笙。另外38名棋手分别获得初段至四段的称号。其中一名三段棋手孙步田老师，就是我们棋校高级班的指导，能够获得三段称号，在当年的中国围棋界也可以算是数得上的高手了。如今能获得此等高人点拨，为我此后在围棋发展的道路上开启了通往高手行列之门。
孙指导当年四十多岁，长着一张菩萨脸，脸型圆敦敦的，很和善。在高级班训练的同学都不惧怕他，但在班里秩序混乱的时候，孙指导只要眼一瞪，整个教室顿时鸦雀无声，谁也不敢再放肆了。孙指导是一个不怒自威的长者，人说棋如其人，他的棋风也犹如他的性格。在高级班训练将近一年半期间，他与我下过多盘指导棋，老师棋风细腻，一般不主动出击，看似很温柔，一旦我下出过分的棋，他就会显出超强的攻击力，使人无还手之力，一败涂地。在孙指导的长期熏陶下，我的行棋风格也逐渐向老师的棋风靠近。若干年后，回顾早期接受的围棋教育，在棋校高级班的训练成果，为我以后成为专业棋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高级班里有近20名学员，最高水平已是初段，大部分是六至九级。班内对局也是采用同初级班相同的升级赛制，记得我刚入高级班时，因为属于级位最低之列，执黑棋先行机会较多，获胜概率高，升级自然也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升到了七级。孙指导很讲究棋理，我初步接受棋理知识应当说就是从棋校高级班开始的。虽然当时似懂非懂，但必然为后期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围棋训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培养了我的定力
在高级班我学会了打谱，而且很快就对打谱产生了兴趣。记得有一天的《新民晚报》少见的登载了一谱陈祖德对吴淞笙的对局。由于是一盘总谱，当年我水平低找不到规律，打完一盘谱很艰难。往往是棋子摆到一半突然有事，只好把棋子收起，下次有时间再从头开始，如此反复三四次，总算把一盘棋谱打完。围棋训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培养了我的定力，使童年时也属于比较淘气的我，演变成静的下心相对沉稳的大孩子了。
弄堂里有一群经常在一起嬉戏的小伙伴，呼唤同伴玩耍时有一段童谣：“落雨喽，打烊喽，小八腊子开会喽。”小伙伴们在家里只要听到这个暗号，就会从各自的家里呼涌而出，相伴玩耍。而我那时如正在做作业或打谱时，就会不为所动，说明那时的我已经具备相当的定力。学习围棋的功能在我身上已初见成效。
孙指导训练科目中，有一项内容是讲解同学们的实战对局。我可能算是比较用心学习，所以得到孙指导讲评机会比较多，这样对自己实战中出现的错误下法，经过孙指导的评点理解也就更为直接、深刻，棋艺的长进也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市体校赵之华教练也会到高级班来为我们上课。赵指导是1964年国家体委公布的四段棋手之一，棋力比当年在上海市队的青年棋手还强，曾经获得过全国第六名的佳绩。他讲棋的内容更为深奥，以我当时的水平只能一知半解。但赵指导对局部战斗变化讲解的很是精辟，使我受益匪浅。本来按我棋艺的持续长进，一年以后当可直接投奔到赵指导门下接受训练。然而，因社会动荡原因而暂时变更了我的人生之路。那是后话留待以后再说……
7、 我的围棋小伙伴
1965年的暑假，棋校组织几名被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学员集训，我是其中之一。集训期间训练的次数多，时间也比平时长，这样我们的训练时间比大部分同学多了几倍。集训时晚上还可在棋校旁边的市体育宫运动员食堂享用一顿晚餐，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那顿晚餐对我们来说简直不亚于一顿大餐，那里厨师的烹饪手艺相当之好，菜肴美味可口，至今我还对那里烹制的青菜狮子头的味道口感尚存。集训期间对局量大增，实战能力肯定有所提高吧？再回到高级班与同学们训练对局时，觉得原先难对付的同学现在变得好对付了。说明那段时间的集训对棋艺提高有明显的促进。
在高级班六级到九级为一个层次，五级以上在班里就算顶级棋手。其中范九林、范全林最为突出，九林已在升级赛中升为初段，全林三级。兄弟俩棋相当好，九林曾在1962年全国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中获得儿童组冠军，有一幅流传甚广的照片是陈毅副总理亲自为范九林颁奖，如今很多在介绍聂卫平事迹的材料中将此幅照片中的范九林解读为聂卫平，其实，聂卫平是当年儿童组第三名。当年，上海棋界是将范九林视作宝贝，加以重点培养，九林也已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出色的才能。可惜，在一切突出政治的年代，终因他的家庭背景而被埋没，最终未能走上专业围棋道路。
棋校训练班里我印象较深的还有黄建初和王恬、王群两兄弟和邱礼元同学，黄建初是很受体校赵指导喜爱的学员，棋也学的很好。因此，1965年暑假正好小学毕业就被体校录取，可惜的是第二年因社会动荡也停止了围棋训练，未能成为高手。然而后期在政界发展的很好。如今是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副主任。王恬与我同年，他似乎对围棋不很喜爱，“文革”中期我们虽经常碰面，但从不下棋，而弟弟王群小我们四岁，在棋校训练班时还不很起眼，但他酷爱围棋，因此几年后棋艺飞涨，在上海围棋界已有相当的名气。1972-1973年，王群通过我小哥韩启姚与我取得联系后，经常邀我到他家下棋，期间我们下了十几盘棋，其中我最得意的是在1973年的某一阶段，我连赢他四盘，说明当年的我也已具有相当的棋力。在“文革”后期围棋项目重新恢复时，王群即作为上海的培养对象进入上海市队。直至七十年代后期进入国家队，在国内比赛和对日本棋手比赛中均取得过骄人战绩并获得第六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
邱礼元同学是邱指导的侄儿，与我也是同年，人很聪明也很活跃。有时议论起他叔叔，他是口无遮拦，被同学们认为大不敬。他家住在杨浦区，我住虹口区，我们在棋校放学后，经常结伴同行，他能一直陪我步行40多分钟，直到我家弄堂口他再坐车回家。在棋校高级班的他，级位比我高，水平明显强于我。1973年，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后，他经常到我家来下棋，这时的他棋力显然已不如我。据他自己说在这六七年间几乎不练棋。而我此前四五年间，又重燃围棋欲望之火，棋也下的多，棋力自然也在逐步长进，正可谓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
8、 会下棋的我，俨然是个小富翁
从我进入棋校起，每到月底有一位我们称作李指导的上海棋社工作人员，到棋校来为学员发放交通补贴，根据每一位学员住址距棋校远近发放不同数额的补贴。我家距棋校六七站的公交距离，每个月能领到将近2元钱。那个年代消费水平低，物品往往以分、角为计算单位。过年时，父母给的压岁钱也就是几角钱，平时几乎没有零用钱，所以到了棋校每个月都能领到将近2元钱，自己感觉就像个小富翁了。
我家距304棋校有六七站路，如果不是赶时间或恶劣天气我来回都是步行。从我家所在的东长治路一路向南经过外白渡桥到南京东路外滩，步行约需20分钟，再沿南京东路向西走20几分钟，在上海图书馆旁边就是黄陂北路304棋校的所在地。每次去棋校，无论是走在家门口僻静的道路上，还是车水马龙的南京路上我都兴致极高。即将见到我喜欢的同学们和心仪的围棋，尽管路途较远一路走来也不觉得累了。
在高级班每周有一堂训练课设在星期天上午，爱睡懒觉的我，平时总要妈妈叫几遍才懒懒的起床，而到周日总是兴奋的早早醒来主动起床。出门走在空旷的南京路上，由于店铺尚未开门，全无平日的喧闹，令人心旷神怡，心情超好。逢训练日天气状况不好或时间紧张，我则会从家里走到外滩，在公交20路起点站坐四站直达棋校附近。这种情况一个月只有少数几次，所以大部分交通费都成为了我的零用钱，买零食、吃冷饮、我身边要好的小伙伴因此也沾了我不少光。因为那时候的小孩子身上几乎都没有什么零花钱，能傍上个“款儿”当然很高兴了。
棋迷朋友，玩一玩这道死活题
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订一份《围棋》月刊。1966年之前，一本《围棋》月刊才1角5分钱，1966年第一期起，月刊扩大篇幅至每期64页定价才升至2角2分，我一季度订阅一次。围棋月刊每期有两道死活题的有奖征答，两期后公布答案，答对两题者的名单也全部公布在当期月刊上。围棋月刊面向全国发行，根据各地答卷者的邮戳先后，答对两题者的前二十名获得奖品，奖品是一本当期围棋月刊。每次拿到月刊我首先会把两道死活题放在棋盘上，力求找到正确答案。我当时的棋力大约相当于现在少年棋手2、3段之间，解当年月刊上的死活题并非易事。但我解题欲望强烈，经过努力往往也能答对十之四五。在我记忆中，我应征的将近20次死活征答有近10次上了答对两题者名单，并获得五六次围棋月刊赠送的奖品。即便不算很高的答对率也足以提升了我继续学好围棋的信心。
1966年第二期围棋月刊来了，一道题我很顺利的解出，另一道题我怎么也解不出，太难了，看似根本无从着手。一次又一次摆到棋盘上，每次都无功而返，我仍未丧失信心。如单纯的求答案我完全可以求教于数月前已进入上海市队的小哥，答案很快就可以出来，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想凭自己的能力解答。当时正值春节前的寒假中，我有的是时间。如此前后过去了十来天，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了！答案的到来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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