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读陈寅恪《论韩愈》一文，颇不以为然。陈云:
“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
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天竺为体，华夏
为用”
其论据是：
“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
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
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宗
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
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
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
“退之生值其时，又居其地，睹儒家之积弊，效禅
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
陳先生以为世上所有人都是随波逐流的。然而，韩愈恰相反，正因其具独立思考精神而鹤立鸡群，他因敢想敢说而屡被贬官。韩愈目睹当时先秦“先王之道”正声衰落，佛老谬论遍行中国而奋起“觗排異端，攘斥佛老”的言论不胜枚举，却未见有一丝對所谓“新禅法”好感的文字。在中唐儒学式微，韩公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傳統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很难想象一个对佛禅深恶痛绝的人会醉心于什么“新禅法”。陈寅恪所谓“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更是风马牛，“今出新意，仿僧徒诠释佛经之体”张冠李戴在韓公頭上完全不著邊際。韓愈以為孔孟道統於秦漢之際的“焚書”和“挾書令”而失傳，故以拯救先王之道為己任，“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死而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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