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鲁国一段信史，但并无所谓“微言大义”在焉，所谓“救世”之说更牵强附会。由于文义过于简洁平易，难免有隐密晦涩之感，成为历来争议不休的主要原因。《春秋》三传中，《左传》因为秦禁诗书后不见于世，到汉朝才由北平侯张苍（？—前152年）献出。文字是古文，所以被称为古文《春秋》传。《公羊》《谷梁》因口耳相传，汉时用隶书写成，被称为今文《春秋》传。三传虽然都传授《春秋》经旨，但西汉今文博士认为，左氏不以《春秋》为宗旨，《公羊》《谷梁》才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却怀疑今文口传的《公羊》《谷梁》非圣人之意。《三传》从不同角度训诂或演其义，据说原来还有邹氏、夹氏二家，汉时已失传。清人严有禧在《漱华随笔序》中评《左传》《史记》：“记录之难，其繁芜无当者无论矣。或传闻异辞，择焉不精；或有意抑扬，词多失实。非所以征信也。”确实如此。如《左传》庄公八年，齐侯竟在野外看见一头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的大豕，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传中还有很多鬼神之事和卜筮祸福之期等。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实荒唐不径。唐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元凯《左传序》及《释例》云然。）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何休《公羊传》注中云然。）解《谷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着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范宁《谷梁传序》云然。）”（唐啖助《春秋集传纂例》）直到啖助才有所“革新”，他说三家之说都“未达乎大宗”，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表现“忠道原情”，即“立忠为教”“原情为本”的思想。“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啖助仍然摆脱不了说教窠臼。有人以为“‘原情’是“强调‘权宜’，对经文的阐释和人物的评价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旧瓶装新酒。”（杨世文《盛唐三贤　啖助·赵匡·陆淳》）其实所谓“新”“旧”都是一种“主观随意性”，并无客观标准，更何况经学作为汉朝官方扶持的学术，汉儒不得不根据当时“独尊儒术”的政治正能量要求来解释，必然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正如啖助在《春秋集传纂例》所指出的：“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着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传注者把本来“简易着明”的一部历史书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学，世代相传，以生人为重的原儒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杨世文《盛唐三贤　啖助·赵匡·陆淳》）这种现象古今相同。至今还有人迷信古人古书，不愿“变通”，鄙视它人观点。
--
FROM 117.14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