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想法确实幼稚，哪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日子是艰难点，可也不至于艰难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现在我回城快20年了，过的日子并没有比在云南的时候好多少，甚至有段时间过得还不如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呢，可我依然恬不知耻的活着，从来没想过要弄根麻绳把自己勒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如今即将知天命的我看来，还真他妈的有道理。
我要说生活这个东西还是挺会玩人的，它在就要把我们通通玩死的前夕，又给了我们一颗希望的泡泡糖，让我们自己吹泡泡。这里需要明确一点，这个希望的泡泡可是要我们自己吹的。
这个泡泡起始于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相信这件事很多人都清楚，我还想讲一遍。78年11月，一个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要生孩子，生孩子是件喜事，值得庆祝，可她犯了一个错误，她想到分场医院去生这个孩子，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分场医院的医生弄死人比治好人拿手，杀生比接生在行，一个小小感冒到了他们手里就有可能致你于死地，更何况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要是我生孩子（当然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他妈的宁可自己给自己接生也不去找分场医院的医生。不知道当时徐玲先是怎么想的，总之她就冒着生命危险去了分场医院，分场医院一个姓成的医生接待了她，这个成医生是革命“红医班”毕业的，正式挂牌看病的时候连手术刀和水果刀都分不清，平时喜欢喝两杯小酒，看病的时候嘴里含一口酒往医疗器械上一喷就算是消毒了，有时候舍不得酒也就干脆不喷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讲，成医生跟杀猪的屠户唯一的区别就是——杀猪的没有他这么狠。
徐玲先上午十一点多到的分场医院，此时成医生刚刚喝过开胃小酒，神智还算清醒，他消毒了一下器械（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消毒法），找了个大婶帮忙，该大婶也曾替人接生，算是成医生的医疗顾问吧。两个人准备好家伙，静待徐玲先的小宝贝降生，可是这个小孩却很讨厌，呆在他妈肚子里迟迟不肯出来，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成医生每天都有很多应酬的吗？这孩子实在是太不体谅我们敬爱的成医生了。
等了一下午这个讨厌的小孩也没有要出来的动静，这令成医生大为光火，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一下午了还不出来，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成医生肚子里的酒糟早就不答应了，一个劲催成医生赶紧整两杯，成医生拗不过酒糟，只好跟他的医疗顾问（接生大婶）交代了一下说看这意思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我还是先回家吃饭，有什么事去家找我。交代完了以后就急匆匆走了。
成医生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回来，徐玲先却出了问题——难产，接生大婶哪见过这个阵势，连忙去找人，人是找来了，徐玲先又出现大出血，几个人赶紧把徐玲先抬起来送总场医院，徐玲先没能挺到总场医院，和她尚未谋面的孩子双双死在了路上。
死了就死了吧，当时治死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让你挺不住的？这也怪不得成医生，因为成医生此时已经喝多了，躺在分场的伙房里人事不省，只比死了的徐玲先多口气而已。
但是徐玲先的同乡和战友们似乎不太愿意，他们跑到总场医院吊唁，还要开追悼会，说什么要改善知青医疗条件，惩治凶手。凶手这会儿酒还没醒呢。第二天总场医院要火化尸体，知青不答应，把场部医院给包围了，还开来了好多拖拉机吧医院的路给堵了起来，场部也不是吃素的，调来保卫干事就准备动手，这一动手不要紧，知青们全都翻了脸，两边立即就动起了手，闻讯而来的知青越来越多，保卫干事大败而归，知青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又直奔景洪，去州委讨要说法，并提出了三个要求：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改善农场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追认死者为烈士，给死者家属相应的烈属待遇。州委挺了四天，眼看事态有扩大的趋势，就仓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请愿知青准备返回农场。这就是著名的“橄榄坝事件”了。
橄榄坝知青去州委请愿的消息迅速传遍景洪农场，我听说这件事已经是几天以后了，是班长跟我说的，他自从高考落榜以后整个人变得很是愤世嫉俗，常常哀叹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济，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就我本人的观点，就他那衰神附体的德性能当上班长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想得陇望蜀上大学，简直不知羞耻。
我忘了是谁组织的，也许大家全是自发的，我们景洪农场知青决定罢工请愿，去州府讨个说法，让州府的领导看一看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请领导们给知青的命估个价，算算我们到底贱到什么程度。参加请愿之前班长写了条大横幅，准备游行时用，横幅上写着“草奸人命”，虽然字写错了，但是班长一片赤诚之心打动了我们，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菅”字怎么写。我并不认识这个徐玲先，但是对于她的死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想当时大多数知青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不这么想了，因为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活命靠自己。如果不想做下一个徐玲先，那就是时候为了活命挺身战斗一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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