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东坡的s因，《宋史》中未曾提及，而清代医家陆以湉在《冷庐医话·慎药》中却讲得十分清楚：苏轼从被贬斥的儋州回到常州后，酷暑天里突发急病，急泻不止，病情不断加重恶化。可自以为精通医术的东坡，自病自诊，却有失误。照吃照喝，不以为是。病情加剧后仍不问郎中，自己按图索骥，照方抓药，错误的选用了人参、茯苓、黄芪等温补补药，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除“麦门冬”系清凉药外，“人参”“茯苓”却是温药，可能为了补气而一并服用，而不以清热解暑之剂来医此热毒之症，应先治“热毒”再作补气，“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结果很快不治身亡。

现在看来，他得的可能是痢疾或胃肠道急性传染病，应是中医所谓湿温重症，当清热解毒利湿，他却用黄芪等补品，使邪气没有出路，就是中医的闭门留寇。尽管东坡通晓药理，在遇到杭州那样大瘟疫中大显身手。但他毕竟不是专业治医，也无从谈到精通医术，偶尔客串一下，平常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也能药到病除。但遇到疑难顽症，就难免有看走眼、下错药的时候。可是他对自己的医术又过分自信，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未能认识到他之所以由小病而至性命攸关的原因，悲剧就这样酿成了。所以说，术业有专攻，治病救人的就交给我们大夫来做吧。

苏东坡的误医，实则是有其时代因素。唐宋时期，滥用温补药物的风气盛行。一些达官贵族，妻妾成群，“醉饱之余，无所用心，而因致力于床第”。为了满足其淫欲之需要，便大服温补药物。乌头、附子，或硫黄、乳石，或方士丹药。许多病人也是喜补而恶攻，以为补药都是好药，泻药都是差药，给予补药则喜，给予泻药则烦。社会上下，医患之间，形成了一种“以用补药平稳，以服补药为荣”的社会风气。《素问·生气通天论》记载：“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饮食五味药物不可过食，过食会损害人体正常五脏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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