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连续看了《海上花》和《阮玲玉》两部电影。《海上花》的原型是书成于清末的一部吳語小说《海上花列传》，用酥软的吴语，描写了清末时已经是十里洋场的上海，“倌人”的生活。电影里的“倌人”，与其用“妓女”这个词来粗糙地陈述，我倒觉得是一种复杂的复合体，复合了“古代青楼的姑娘+民国时期的名媛”的存在，从宏观历史时期来说，也是这样一种过度的产物吧。她们生活的地方，叫做“长三堂子”，又称“长三书寓”；她们琴棋书画样样擅长，色艺俱佳，落落大方，她们出售的，与其说是肉体、性服务，不如说是一种社交功能。所以看完电影，烙在脑子里的，不是哪一个风姿卓绝的倌人，却是男人们酒桌上觥筹交错的场景，每场酒桌的戏都有四五分钟，出现了四五次吧。倌人们的日常，就是被叫去“陪局子”，男人们围坐在桌边喝酒吃菜神侃，她们坐在外圈，不挨着桌子，坐在自己的客人身后。起一个什么作用呢，看着赏心悦目，偶尔插几句知情知趣的话，调和润滑男人们的交谈。如果说古代青楼的姑娘是跟那些小文人小诗人一对一对面把酒言欢，提供一个他们卖弄才华的场所的话，晚清长三堂子的“倌人”更多是面对一桌子男人，在社交场子上做润滑剂。倌人们的住所也都是宽敞、私密，家具摆设都考究得很，所以很多人约了一两个朋友谈事情，也是约到倌人的屋子里去，这里行不只是男女间的苟且之事，倒更像是提供了一个第三空间。

电影里其实连“倌人”这个词也很少用，佣人们称自己服侍的姑娘，叫做“先生”，客人一般也是抬举姑娘，会跟着如此称呼。此前我只知道，中国人用先生这个词称呼女性，是那些有思想、有文化、德高望重的现代女性，宋庆龄先生、杨绛先生、冰心先生、秋瑾先生、林徽因先生，却原来这个词不是在民国才冒出来，而是在清末就出现了的。当然这两个群体无法放在一起比较，只是觉得文化和语言的传承很有意思。

《海上花列传》因为是用吴语写的，语言不通，流传很有限；张爱玲喜欢这本书，还做过一本《国语本海上花译》，写成国语想让更多人看到。张爱玲在后记里还写道：长三们填补了男人的感情空白。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爱情荒漠，婚姻完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几千年里流传下来的爱情故事，女主角要么是神仙鬼怪，要么就是风尘女子。因为好人家的女儿在出嫁前是不出门不见男人的，更别说跟男人谈恋爱了，哪怕是订了婚的女子，也不能跟自己的未婚夫私见。旧社会男人普遍早婚，所以性是不成问题，但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才是神秘而刺激的吸引，少了暧昧和怦然心动的过程，直奔主题总是让人觉得少了趣味。

这本书知道的人不多，看这个电影的人也不多，寥寥几条弹幕，都是在说“看不懂”“看不懂”。那些说看不懂的，我估计他们是不知道导演想表达什么吧。现代人很有一种功利心理，看个电影都恨不得学到很多人生道理。更进一步说，我们都有一些奴性，总期待着被教育，然而，文学和艺术的价值，除了传递主张和主义，还有一部分记录的功能，详实的记录，客观的记录，通过记录下来的东西，让每一位读者自去感受，感受历史上的人物，生活方式，不是为了什么价值，就是“了解”本身。我很爱艺术，听音乐会，看画展，自己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就很有冲动带身边亲近的人一起去，却发现很多人都不敢去，不是不想，是不敢，觉得自己听不懂，看不懂。这大概是很多国人骨子里的自卑，为什么一定要懂呢？艺术就是用来感受的，甚至不用欣赏这个词都可以。我们不一定要去深究艺术的价值，不懂他背后的故事，不懂他精妙的设计，不懂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又有什么问题呢？美好的东西，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所以，这批人也容易抨击别人，说别人装腔作势，或者内心鄙夷着“啧啧啧，这人真会装腔作势”。

有一次跟朋友聊起了乐理，他发现我连最基本的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都不知道，很是吃惊；在他看来我常常去听音乐会，应该“很懂音乐”，以至于以前不太敢跟我聊音乐，怕露怯。不知他当时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我是很坦然的，我确实没有认真去学乐理，我一直说我是一个“感受家”，我很容易感受到艺术作品带给我的震撼和快乐，这难道不是人的本能吗，不是非得要依据理性理解才能审美。当然，我们那次谈话对我而言很有意义，因为我发现懂得一些乐理之后，能从另一个维度去分析我觉得美的东西。分析本身也是一件很让人沉醉的事，所以我内心倒是很感激他。

不过，这些电影，这些书，倒是适合很恬静的心态去慢慢看，就是去看，去感受历史而已。如果有机会，也很想拜读一下，吴语版的《海上花列传》，虽然浙江人理解江苏方言也还是很有难度，但就是很想感受一下，那样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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