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研究认为SARS-CoV-2可能于2019年11月从海鲜市场的某种野生动物外溢及市场环境污染感染人，进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使人患病。 然而，现在人们纠结于将SARS-CoV-2带进该市场的自然中间宿主到底是哪种动物，苦于找出这种动物，却难以找到。
而2003年至今，除了在广东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果子狸身上带有SARS病毒外，在养殖场和自然界中，也并没有发现SARS病毒。因此，也不能肯定最先是由果子狸将SARS病毒带进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 。
上述情况难免让人猜测： 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与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无关的仍在野外或养殖场生存的携带着SARS病毒或SARS-CoV-2的中间宿主。
基于上述情况，我猜想：能致人患新型肺炎的SARS-CoV-2可能根本就不是在彻底完成变异之后，再由某种野生动物带到该交易市场的。这类市场很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育种站、加工站，而不是其中转站。
两种有近亲关系的冠状病毒的基因获得某种偶然机会发生了同源重组后可生成新的品种。而长期宰杀不同种类的可能带有多种病毒的野生动物的环境刚好是这些病毒群的交际场所，具备长期孕育新的病毒品种的条件。宰杀野生动物所产生的污秽物混杂体可滋养多种病毒，这些病毒较容易侵入周围的人体及动物的体内。有近亲关系的两种病毒长期在此繁衍，可能会获得某一偶然的机会在人体及动物体内孕育出新的病毒品种。其中有的新病毒品种可通过人体一动物一污秽物交互感染，最后再进一步变异生成致使人类患病的SARS-CoV-2。
形成SARS-CoV-2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如下：
一般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祖先是RaTG13病毒，而在RaTG13与SARS-CoV-2之间，有一些过渡的病毒。不妨将它们之间的辈分关系比喻为曾祖父-祖父-父-子的关系。曾祖父辈是RaTG13，子辈是SARS-CoV-2。曾祖父在菊头蝠身上寄居，祖父和父辈在某些野生动物身上寄居。祖父或父辈随某些野生动物来到海鲜市场后，在人-动物-污秽杂物之间来回搬家，经过若干年之后，终于在2019年11月初，产生了SARS-CoV-2这个挺有本事的后代。
既然该市场不是SARS-CoV-2的中转站，而是生成该病毒的源头，那么，最初将SARS-CoV-2带进该市场的那个自然中间宿主也就不存在了。较为重要的是SARS-CoV-2生成后，除了人携带着此病毒外，会不会还有一些参与制造病毒的动物以及被感染的动物将此病毒从该市场带出去传染给人和其它动物。如果有，那么在最初那13个未到过该市场的患者之中，除了可能因人传人染上新冠病毒之外，还有人也许是被来自该市场的某种动物传染的，这与当年有位厨师体内的SARS病毒是被果子狸传染的情况相似。
如果SARS-CoV-2确实是2019年11月在武汉海鲜市场最新生成的，该病毒大量繁衍并夹杂些许变异后，导致多人感染，然后他们走出该市场后人传人，那么有的患者虽然没有到过该市场，但2019年11月在市场外被人或动物传染上该病毒也就不奇怪了。虽然其后出现了似乎与该市场无关的患者，但这并不能充分否定该市场是疫源地以及是唯一的疫源地。
SARS病毒的形成也有可能与上述SARS-CoV-2的形成过程类似。贩卖和宰杀野生动物的集市更有条件培育出SARS-CoV来，这种集市是培育SARS-CoV的基地。SARS病毒很可能是上一代病毒群经过很长的时间在人体-动物-污秽物之间交互传染后，获得一些偶然的机会，逐步变异后形成的。它们不像是生成后才随果子狸混进集市的。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处于闹市中的长期有条件孕育新病毒的野生动物贩卖和宰杀的集市，最有机会成为各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的疫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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