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huangyewolf 的大作中提到: 】
: 论述一神教与现代科学的文章中外都很多了，宗教绝不是战狼、粉红眼中只有愚昧，实际上现代社会是宗教+资本主义的产物
1 自然科学的独立运动
随着印刷术发展,导致《圣经》发行量剧增,天主教神父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面临崩溃之势,此外,后期的天主教会为了积敛财富,向信徒兜售所谓的赎罪符,若信徒买下这种赎罪符,既使生前犯下罪行,死后也能进入天堂,这一措施导致社会风气急剧变坏,教会的威信也日益下降。针对上述情况,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及时指出:人们应该拒绝天主教神父的指导和权威,在自己的宗教经验里寻求精神的真理,天主教会所发的赎罪符不能代替上帝决定一个人灵魂的拯救与否。新教教义对于个人的精神探索予以高度重视,承认每个人都是自己《圣经》的教士,可按自己的意愿理解《圣经》,正是这一点,若把它移植到科学方法中去,就成为按自己的意愿解释世界,而不是听信于前人的教诲。众所周知,托勒密的地心说,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理论,曾是中世纪神学的强有力的支柱,同时也是阻碍新时代前进步伐的严重羁绊,自然科学要获得新生,首先必须冲出古代学术权威所投下的阴影,面对活生生的大自然,按自己的意愿去理解自然的奥秘,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决不屈服于任何偶像或教义,这才是科学精神的真谛所在。近代科学的创始人哥白尼这样做了,把托勒密的地心说留给了旧世界,意大利医生维萨里也这样做了,盖伦的医学从此成为历史的遗迹,他们都是新时代的预告者,宣布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代表着自然科学崭新的独立精神,这种气质与宗教改革的精神如出一辙。下列事实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哥白尼是神职人员,维萨里是旧教的叛逆逆者,可以说,第一代科学大师正是在这种宗教气氛的熏陶下,才敢于迈出勇敢的第一步的。
2 从事自然科学的动机:赞美上帝和为人类谋利
基督教的原罪说,将尘世看作是罪恶的渊源。天主教认为,若要灵魂得到拯救,最好的方法就是躲到修道院中,清心寡欲,苦行修炼,以逃避这个罪恶之处,求得灵魂的升天。新教也承认原罪说,但对此却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即人非但不应躲避尘世生活,相反,应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在实际事务中弘扬上帝的美德,改进人类的福利,这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应具有的品德。正是这一教义,对近代科学的成长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要知道,当近代科学还处于幼芽状态时,它的实际功利远未象今天那样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这时,要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科学中去,宗教方面的考虑就是一个绝好的因素。新教鼓励教徒要竭尽全力“赞美上帝”,上帝是伟大的,上帝创造之物同样伟大,故赞美上帝的最好方式就是潜心研究上帝的创造之物——自然界。近代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如波义耳、牛顿等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一生从事科学的终极目的与其说是为科学本身,倒还不如说是为了赞美上帝。如著名化学家波义耳,曾创建英国皇家学会,他把毕生精力与财富都投注于科学研究中,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一只眼睛始终关注着上帝,他自己也认为,他之所以未去做一名牧师,只是没有听见上帝的召唤,但他对科学的热情,全是为了上帝的存在。一代科学巨匠——牛顿,孜孜不倦地从事宇宙规律的探索,这与他的宗教信仰非但不抵触而且十分吻合,正是以上帝的名义,牛顿才会以毕生精力从事上帝创造之物的研究,最后当他认为天体运动的原动力米自上帝的弟一推动时,这只能是从他的宗教信仰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与物理学不同的是,生命世界由于充满了美妙的合目的性现象,与无机世界的单调重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上帝自始至终关注着每一生命个体的创造,哪怕是在一只虱子的解剖学中,也凝聚了上帝的智慧。对上帝所创造的有机界的研究,即构成了自然神学的主要内容。在自然神学的召唤下,许多神职人员乃至业余爱好者的精力,放在了生物学的研究之中,硕果累累。最著名的要数英国植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作为一位新教神父,他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详尽描述了植物的形态、功能、分类、生态等方面的内容,目的仅是为了证明上帝创世时的伟大,他相信由于上帝已经把自然界中生物的所有等级都填满了,因此在生物种类之间不会有巨大的空缺,生物的等级是连续的,这一思想正是自然分类法的前提,约翰·雷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自然分类法的创始人。以约翰·雷作为标志,英国的自然神学曾经繁荣一时,这种气氛恰为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提供了一种思想背景,若将上帝之手转换成自然选择的作用,那么自然神学的语言很快就能翻译成达尔文进化论所要表达的内容。
综上所述,赞美上帝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有利于将自然看作是纯认知的对象,这正是近代科学得以兴起的先决条件。有一句话曾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世界三大宗教的特色,印度的佛教是鬼学,中国的儒教是人学,西方的基督教是天学。佛教重来世轻现世,显然不利于对人类所生存的物质世界做深入的探究;而中国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以至于对自然的研究常带有伦理、实用的色彩,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使得古代中国从未存在过对自然作纯认知研究的可能性,而把自然看作是依附于人的存在,这显然不利于理论科学的兴起,导致重实用轻理论的倾向十分突出。比如中国古代生物分类学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在《本草纲目》中,尽管李时珍有一个严密的分类系统,其中某些植物的分类已达到先进水平,但总的来讲,这一分类系统的标准不是从生物的自然属性出发,而是依附于药学用途,就称环上是一种科学的生物分类系统,为什么独立的纯理论的分类学在中国千呼万唤出不来,最终只能寄生于某种实用学科如本草学之中才得以艰难地生长?这就与中国古代缺乏纯认知的研究态度有关。而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中,信徒带着对上帝的敬畏之情,为了赞美上帝而将自然看作是一个纯认知的客体,反过来就促进了理论科学的兴盛。
另一方面,新教在宣扬赞美上帝的同时,还要求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多行善事,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一功利性极强的任务恰恰可由科学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来完成,这就避免了使自然科学局限于象牙塔之内,重蹈古希腊科学毁灭的覆辙,培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竭力提倡科学的,培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这一家庭环境肯定会对培根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培根被誉为是新时代的吹鼓手,他大力提倡科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科学所能给人类带来的实际好处。科学的理论与应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正是古代科学所缺乏的,也正是近代科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3 经验与理性的结合
近代自然科学以其鲜明的特征:经验与理性的结合,而不同于古代任何地区的科学。这一特征的取得或多或少与宗教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教厌恶不劳而获、天主教似的沉思默想,空洞的思辨等等,鼓励教徒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强调辛勤的劳作、俭朴的生活是人生的美德,也是皈依上帝的外在标志,这中间正隐含着对经验、实际的肯定,这在中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新教还认为,身体的任何满足都是贪欲,从这一观点出发,新教摒弃了对感官知觉的绝对信任,而代之以理性,但此理性不同于中世纪神学的理性,建立在驳斥启示的基础上,也不同于哲学上的理性,是指独立于经验的、人类先天的思维形式。新教的理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经验的结合。理性与经验的结合,在古代科学中是先天缺乏的,近代科学通过伽利略之手,才首次高挚起这面大旗。那么,理性又何以能约束经验呢?这里就有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坚信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一个可理解的有秩序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理性才有可能去整理和约束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从中引出科学规律,这一信念与新教教义有着类似之处。早期加尔文教认为,某些优秀选民注定会获得拯救,因上帝早已预先决定,故拯救问题是上帝的事情,别人无法干预。既然上帝有其独特的规律,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也有一定的规律,其实赞美上帝的同时,已隐含着上帝创造之物一定是可理解的这一信念,正是由于这一信念,才构成了近代科学的前提条件。
4 等级制的破除
天主教有着严格的等级制,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到各种大小不等的天神直至人类本身,都占据各自的等级位置亦即上帝通过各种天神,间接控制宇宙,这种等级映射到自然界的事物中,便是只有尊贵的天体,其运动才具有完美的圆周运动形式,而地球、包括地上物体的运动都是不完善的,仅具直线或曲线运动。新教教义打破了这一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上帝直接控制宇宙,中间不存在各种等级层次的天神,这一思想对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由上帝直接控制宇宙,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正是这种信念,或许鼓舞了近代科学中各种最小量原理的产生,如费尔玛关于光在反射和折射中走花时间最少的路程的原理(1662年);莱布尼兹关于光走阻力最少的路的原理(1682年);莫泊丢用于各种物理现象的最小作用量原理(1744年)等。此外,著名的思想家、神学家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说,认为天上有无数个象太阳一样发光的天体,究其宗教渊源来说,他正是为了反对旧教的等级制,试图证明上帝以下的各种物体都处于平等地位,故同样的太阳应该有无数多个。随着等级制的破除,同时还粉碎了只有天体运动才具有圆周运动形式,地上物体的运动是不完善的这类神话,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首次将完美的圆周运动赋予地球,表明位卑的地球也同样能完成尊贵的天体才具有的圆周运动。今天,我们在评价哥白尼日心说的科学意义时,往往将重点放在太阳与地球的相对关系的问题上,其实,地球也能做圆周运动这一事实,在破除中世纪的陈旧观念中,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意义。英国医生哈维在创立血液循环学说时,就从哥白尼的日心说中得到启发,认为既然地球能做循环的圆周运动,那么,作为生存于地球上的人类,其体内的血液也能以心脏为中心作循环运动,尽管哈维最终是以严密的实验和精确的计算来完成他的血液循环学说的,但他很重视这一论据,就是为了力图使他所发现的血液循环现象同当时的思想背景相吻合。早于哈维的西班牙医生、神学家塞尔维特(M.Servetus,1511—1553)在创立血液小循环学说的过程中,也更多地是从宗教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的。他不同意天主教的三位一体的学说,坚持一种一神教教义,与此同时,他也就否弃了人体内的体液分为三种类型的古老的盖伦派学说,主张人体内只有一种体液,这就要求证明,人体内的血液可以通过某种途径相互混合,一旦静脉血与动脉血被认为是同一个东西,通向血液循环学说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塞尔维特发现了血液的小循环途径,并把这一发现作为注释写在其巨著《基督教的复兴》(1553年)中,以此证明他那教义的正确性。可悲的是,因塞尔维特主张灵魂就是血液,而血液是会随着躯体的灭亡而消失的,故加尔文抓住这点,认为塞尔维特持的是“灵魂会随着人体的死亡而消失的”异教徒观点,对他严加鞭挞,最后,他被加尔文逮捕,死于熊熊烈火之中,而他的模拟像则被天主教会所焚毁。
5 路德教与加尔文教对科学的不同影响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虽然都以改革传统的天主教为主要目标,有着一致的思想背景,对科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两个教派在彼此的教义上各具特色。创始于德国的路德教的中心教义是“因信称义”,即只要内心有真诚的信仰,灵魂就可得到拯救。由此可见,这一教义极为重视内心的反省、思辨,强调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自主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具有能动性。路德教的教义与以后德国出现的各种哲学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如德国特有的神秘哲学,沉浸于思辨方法之中,强调精神的能动性,这就为黑格尔创立唯心辩证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强调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小宇宙的缩影,具有自主的能动性,这与路德教的教义何其相似!这种思想再进一步投射到科学领域中,使得德国的科学风格中,思辨气氛较为浓厚,活力论传统占突出地位,某些学科居于领先地位,如有机化学、胚胎学等,因这些学科重视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性,对此,机械论思想是鞭长莫及;化学家李比希、胚胎学家杜里舒等都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活力论者。物理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提出“唯能论”,尽管是唯心的学说,但同他所处的思想背景却是吻合的。
与此相反,诞生于瑞士的加尔文教提出“预定说”,认为灵魂的拯救与否已由上帝早就决定,任何外界力量都不能干预也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显而易见,从这一教义衍生出来的思想就是自然界是被动的,它听命于上帝的绝对统治,这正与机械论学说不谋而合。后来,加尔文教的影响主要波及英、法等地区,传到英国以后,演变为当时著名的清教,清教与早期的加尔文教略有不同,因为严格的“预定说”使信徒身负沉重的精神负担,终日为灵魂的拯救问题而担忧,修改后的清教认为,多做益事、辛勤劳作等美德是获得拯救的必要条件,也是皈依的外在标志,这一教派在英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致使英国的科学思想带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科研方法也与德国的思辨精神截然相反,重实验求证方法,这与清教倡导多做有益的实际事情有关,著名的科学家波义耳、牛顿等都持典型的机械论思想,崇尚实验方法,将宇宙看作是一部由上帝所精确控制的机器,处于被动的地位,缺乏能动性,牛顿力学即奠基在这样一幅宇宙图景的基础上,这种风格与德国的科学风格迥然相异,各具风采。当近代科学还离不开机械论哲学的强有力的支持时,英、法等国的科学曾远远处于领先地位。但是,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机械论哲学日渐显示出其弊端时,德国的科学自19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崭露头角,许多新的学科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相继诞生在德国的土地上,当然,这其中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因素,但某种思想背景,如机械论思想的相对薄弱、思辨哲学的高度发达等,肯定是德国科学在世纪之交得以迅速崛起的相关因素,而这种思想背景的形成,究其渊源,正与近代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关。
6 新教的世俗化与科学的普及
在天主教看来,灵魂获得拯救的最好方法就是躲到修道院中,做一名修士或修女,潜心修道,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脱离尘世生活,躲进修道院中,故天主教对信徒的控制其实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主张信徒不须去修道院,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做善事,刻苦耐劳,同样能获得灵魂上的拯救,由此,原来可能进入修道院的宗教热情,现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其宗教,你认为自己已经逃出了修道院,但事实上现在每个人都必须终生为僧侣,这就是新教对信徒的控制,显然改革已把控制个人的重担从教会那里推卸到个人新教世俗化的同时,由新教所容忍甚至默许的科进了科学的普及化。有资料表明[2],近,而在总的人口构成中,天主教徒又要远远多于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但必须指出的是,宗教改革能经历了一
的观念,有利于近代科学的成长,有些观念即使。如中世纪的医学,理论与实际曾严重脱节,说一口发师在台下忙于解剖,一旦讲台上的教授亲自拿起手的事业,促使了经验与理性的结合,维萨里就是这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但自从16世纪起,在永手、学者等组成。当工匠,航海家把他们的实践论上的概括。英国物理学家吉尔伯特就是这样的是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正式联盟后的首创性成果与理性的结合,是同科学体系一块成长的,问题的观念,使得新教对科学持一种容忍甚至是默许的进了科学的发展。此外,新教徒大部分属于正在和技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能反映他们的实力,教徒持对科学较宽容的态度。正如哥德所说。因为支持科学并不是宗教改革者们的初衰,故新维特在加尔文所点燃的熊熊烈火中丧身时,加尔尔文教主张上帝绝对地统治自然,上帝创造之物是永冲突,故在新教国家里,宗教对进化论的反对尤,它不再屈服于来自宗教方面的压力,可见,当为保护伞,当科学逐渐成长,其作用也日益被人时,科学就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时至今日,宗教有时反要比天主教更为严格和广泛,正如默顿所语“宗教上。”[1]这一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在事业,也日益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促欧洲的科学家中,新教徒往往比天主教徒占优势新教徒,这一对比强烈表明,新教与科学确实有的主观目的决不是为了促进科学,宗教和科学可个平行发展的时期,在宗教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新没有宗教改革运动,也会在科学体系中萌生出来流利拉丁语的教授在台上指手划脚,手持手术刀的理术刀,动手解剖尸体时,他就正在干一件了不起样的一名先驱者。同样在中世纪,工匠与学者处英国有一种组织,其成员主要由工匠、航海家,经验记述下来时,某些学者就对这些经验作出理优秀学者,他于1600年发表的《论磁》一书,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可见,经验键在于：新教与近代科学两者同时出现了类似的度。这一方面对宗教改革者本身有利,另方面却促起的资产阶级和商人阶级,对这些人来说,科学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客观情况也促使新“那总是意在于善的力量,都总是带来恶。”正写科学结起的联盟是暂时的、不牢靠的。当塞尔文对塞尔维特的科学发现哪有一丝怜悯之情,加不变的,这一思想与后来的进化论发生了严重的强烈。但庆幸的是,这时科学已有了强大的力量代科学还处于幼芽状态时,它需要宗教的力量作明确认识而还得从科学中寻求“证据”呢!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宗教改革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
陈蓉霞
--
FROM 219.7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