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起源奠基于17世纪, 这个“天才的世纪”拥有最伟大人物的名字, 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 正是他们的新发现、新方法、新理论导致了科学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 宣告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到来。“16、17世纪在理解自然方面发生的那些转变, 他们的总和构成了传统上所称的科学革命。”[1]12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推动了一个世纪以后的工业革命、大大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而且作为特定文化土壤孕育成熟的文化事件, 受惠于与宗教与哲学的关联互动、基督信仰与启智的协调, 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中的逻辑理性
近代世界的形成是一幅编织的图画, 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来说, 它的整个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都有重要性。科学是从富有浓厚的基督信仰色彩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宗教是科学的先驱。如果说, 近代科学的先驱者恰恰出自基督教神学家, 那么就必须回顾它的开端——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 是在教会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形成的、与宗教 (主要指天主教) 相结合的哲学思想流派。13世纪下半叶,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力求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信仰, 将流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植进基督教, 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综合, 使经院哲学达到盛期。阿奎那创造性的将同时代正在兴起的自然科学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神学, 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对神学和自然科学的各自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作为高级感知的神学只能由上帝偶尔闪现的神迹和启示来获得, 而作为低级感知自然科学为可通过学习、教育获得, 这就为神学和自然科学并存提供了可能。14世纪后, 神学与哲学日益分离, 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归入信仰领域, 逻辑与分析成为哲学的潮流, 庞大的神学体系被哲学的分析与逻辑论证所取代。英国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者怀特海 (Whitehead, 1861-1947) 曾在概括现代科学的起源时指出, 作为“17世纪科学发芽滋长准备好土壤的先决条件:第一是数学的兴起, 第二是对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 第三是中世纪后期思想上过火的理性主义。
我们说的这种理性主义, 指的是一种信念, 认为发现真理的途径主要必须通过对事物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分析, 而且通过这种分析就能决定事物是如何活动和发生作用的。[2]38
这里“过火的理性主义”应指称的是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中的逻辑理性。
在中古时代盛期, 经院派学者采纳亚里士多德为纯一的思想来教导基督信仰, 以最终目的或体制作为神的计划。这种基督化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多以神为一个理性的思想, 可以用逻辑来分析。[3]60-61
这促成了逻辑在中世纪有大发展, 从而也发展了科学的逻辑方法。在这方面从事研究和讲授亚里士多德著述工作的大阿尔伯特 (1206-1280) , 作出了贡献。他汲取了在12世纪传入欧洲的希腊和阿拉伯学术思想, 主张从事实研究自然, 但他并不因此否定逻辑作为科学方法的作用。相反, 从西方科学方法论史来看, 大阿尔伯特在一定程度上是逻辑方法论发展长链在中世纪的一环。他在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时, 不局限于把逻辑当作神学论证可加以利用的刻板工具, 而是本着科学精神, 更深刻地看到了逻辑的科学方法功能。[4]53-54
英国科学史家亚·沃尔夫 (Abraham Wolf) 在为这种经院哲学的权威辩护时指出:“教会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奉为解决一切不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哲学和科学理论问题的权威。因此, 当时人们时常激烈攻击亚里士多德, 尤其是他的形式逻辑。他们严厉批评他的仅仅是三段论推理方法的贫乏无力, 批评他看不到只有经验和归纳才是能促进真正知识的正确方法。这种批评完全是不应该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方法的知识, 他为促进科学而做出的贡献, 都远远超出过大多数批批评他的人。但是, 这种批评并非总是表里一致的, 它的目标所向或许倒不如说是以巧妙的方式抨击教会以及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滥用。”[5]759-760
对于经院哲学的逻辑分析精神,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 (W.C.Dampier, 1867 -1952) 说,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 就吸取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予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和可以了解的信念, 开始进行观察, 用归纳法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观察的结果, 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 再用实验去加以检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 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摧毁。[6]105-106
近代演绎法创始人笛卡儿 (Rene Descartes, 1596-1650) , 其新方法是在反对经院哲学中产生的, 但他在谈到三段论时也说, 这门学问包含着很多非常正确、非常出色的法则, 也混杂着有害或者多余的东西, “要把这两类东西区别开来, 困难的程度不亚于从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里取出一尊狄雅娜像或雅典娜像。”[7]15
至于文艺复兴之后残存的经院哲学家, 他们反对新的实验科学, 是一种落伍的、停滞的, 其思想权威必须被打倒, 以免灿烂如同赤子的科学被窒息。但是他们学说的彻底的唯理论却造成了产生近代科学的学术气氛。就某种意义而言, 科学是对这种唯理论的反抗;科学诉诸无情的事实, 不管这些事实是否与预定的理性体系相和。但是这种唯理论却有一个必要的假设作基础, 那就是, 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整体的。“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 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2]13
经院逻辑与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信念是一种本能的思想风尚, 而不仅是信条的文字。[2]12
中世纪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 牢固而持久, 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象力之中, 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 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
“宗教谋求通过想象来追求并获得理性。当它解释某些事件或指出某些事件的原因时, 它以想象代替科学”。[8]9 “这种想象力就是科学所具有的想象力。”[6]99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法国数学家彭加勒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 在《科学与假设》一书导言中说道:“大凡科学的真理, 对一位肤浅的观察者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永固的, 至于学者们有时会犯错误,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其中的规则”。[9]1
中世纪是信仰的时期, 它的基础是理性。假设-演绎法在上帝的理性下变幻出科学的灵感和内置的动力。
二、 历史性的革命:观察与实验
“这个时代, 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 这个时代, 我们的国人由于当时我们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 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 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佰年代 (即16世纪) , 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 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10]444, 449
显然,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说的这番话是在“现代自然科学“标志的时代特征下而言的。科学虽然还裹挟在神学之中, 但其发展趋势会扼住时代的咽喉。
如果说中世纪的经院逻辑是头脑的启智, 那么文艺复兴的历史精神则是眼睛的启智。
科学方法不外乎观察和实验:如果科学家有无限的时间供他支配, 那只需对他说:“看吧, 请充分注意”。[11]1
中世纪后期经院派学者罗伯特·格罗塞特, 罗吉尔·培根和奥康姆的威廉代表了经验科学与实验科学的萌芽, 到文艺复兴时期, 伽利略 (Calileo, 1564-1642) 则践行了寻求正确而基本的原理的道路来自经验和实验。他测量球、船与钟摆的运动, 试图给这些运动以数学上的解释。他发明了液体秤、温度计和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斜塔上的实验”证否了亚里士多德重的物体一定比轻的物体下落的快的断言。通过多次试验证明形状、大小相同, 重量不同的两个物体, 下落速度是相同的。“伽利略不同于中世纪的科学家甚至笛卡尔之处, 在于它的寻求基本原理的方法。伽利略以前的人和笛卡尔都相信基本原理出自心中, 心只须对任何一类现象去想, 它就能认出基本原理。——正如看见一个熟识的面孔, 就能想起有关那个人的事情一样。” [12]34伽利略与此不同, “基本原理必须来自经验与试验, 寻求正确而基本的原理的道路, 是要注意什么是自然界说的, 而不必注意什么是心之所愿的。他辩论道, 自然界不是先造出人脑, 然后把世界安排得使它能被人的智慧所接受。——知识来自观测, 不来自书本”。[12]35如果说伽利略具有把物理数学化的能力, 而在实验方法方面, 并没有走在他的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的前面, 那么在倡导科学方法改革中更有影响的是弗兰西斯·培根。
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于1620年发表著作《新工具》, 提出了以归纳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书中写道:“钻求和发现真理, 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原理, 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 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 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 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 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 但迄今还未试行过。”[13]12-13这里后一种“原理”是指通过归纳所得的一般性命题, 它适宜于用作演绎和推理的起点。他攻击对自然现象的学究式探讨, “由论辩建立起来的原理, 不会对新事功的发现有什么效用, 这是因为自然的精微远较论辩的精微高出多少倍。但由特殊的东西而适当地和循序地形成起来的原理, 则会很容易地发现通道新的特殊的东西的道路, 并从而使各门科学活跃起来。” [13]14
我们的传授方法只有一条, 简单明了地说来就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 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们在自己一方面呢, 则必须强制自己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 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悉起来。[13]18
从事实出发, 运用观察、实验的方法寻求真理, 培根开创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原则, 发布了实验方法的宣言。
诚如怀特海所言, 对事实的兴趣是现代科学产生的条件之一。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 它还需要对生活中简单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随着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的到来, 对事物的积极兴趣, 变成了“看”的艺术和科学。
文艺复兴后期形成了两大思潮, 即宗教改革和科学运动的历史性革命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复溯基督教之源, 另一个是佛兰西斯·培根主张动力因而反对目的因。文艺复兴的历史性革命放弃了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 而去研究前因与后果的经验事实。在经验中这革命就表现为复溯基督教义之源, 在科学里就表现为求教于实验和归纳法的推理。[2]8-38
这个历史性的运动是从中世纪思想的僵硬理性上倒缩回来的结果。形而上学用整套理论说明事物“为什么发生”, 经验理性或历史理性则关注事物本身“如何发生”。
由于文艺复兴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文化科学领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17世纪, 科学研究不限于掌握古代的研究成果, 而是全面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 一些科学家通过认识事物和事物产生的原因, 推论出事物的规律。实际上这是一场智力革命, 因为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进行思考。这样, 17世纪的第一个进展就是人们表述世界的方法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到, 这是一个深刻变化的世界, 因此按照事物客观存在的本质, 以及受因果关系支配的结构内各种事物运作的情况, 合理安排各种事物是重要的。”[14]108-9
科学革命既是文艺复兴的最后表现, 也是它对现代世界观的突出贡献。 “对详细事实的这种热烈兴趣, 以及对抽象结论的同样倾心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新奇观。”[2]3这种新的思想方式是使生命甜蜜的糖。
近代科学的兴起是同实验方法的运用偕与俱来的。实验方法的运用, 使科学脱离哲学的怀抱, 摆脱依凭思辨和猜测以及单纯观察的阶段, 走上独立学问的道路, 成为真正的自然认识。[4]64
实验方法思想在中世纪后期已有萌芽, 但它的真正确立, 则是到文艺复兴时期, 由伽利略和培根实现的。经过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 在17世纪, 科学终于找到了基于实验的方法。凭借这一方法论, 科学认出了独特的自己, 终将同神学女王告别。
三、宗教对智力的宽容, 但不允许怀疑上帝的无限性
17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伟大的宗教时期之一, 但是随着这一世纪的进展, 怀疑的潜流也增长了。由于路德, 中世纪基督教会的一元论被击碎了, 从此, 不再是“一群信徒和一个牧师”;西方宗教的多元化, 使怀疑论的大门洞开。宗教改革推翻了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 教派的增多促进了相互容忍的作用。“任何一个教源为了继续存在, 必须采取互相容忍的政策。诚然, 这种互相容忍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早该有的结果, 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能够忽视的。”[15]214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近代科学是基督教世界分化造成的结果。宗教的相互容忍, 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宽容的气氛, 给科学成长带来契机。
“反抗教皇统治——当时政治上、军事上——的战争, 不仅从教会的统治下解放了人民, 而且还鼓励知识分子造反。”[16]248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加尔文、茨温利这些人无意中激励了很多人去想一些以前所不敢想的问题。思想被激发了, 辩论引起了。更进一步, 为了争取信徒, 新教宣称信仰的基础乃是个人的判断而不是教皇的权威, 于是各种不同的信仰被认为是合法的了。许多人在要求他们选择天主教还是新教时宣称:‘你们双方都见鬼去吧。’于是他们背弃这两种信仰而面向自然、观察和试验, 以此作为知识的来源。”[16]250自由探讨是科学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美国科学史家墨顿 (Robert king Merton) 所认为的那样, 和新教禁欲主义相联系的清教价值对于实用科学给予了帮助, 但是, 并不是说新教宗教构成了科学所依赖的一个首要的、独立的变量, 而是说, 通过相互的作用, 实用科学渐渐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换句话说, 清教价值有助于创造出一群对改善人类状况的纲领持接受态度的听众。[17]
如果说1500-1700年间所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 实质上构成了一场智力革命。那么这场从基督教内部发展出来的启智过程, 同时也是宗教价值警惕这种理智对人类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影响的过程。
严格说来, 1600年, 布鲁诺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 其实并非由于科学, 而是怀疑上帝。伽利略受审判, 是因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允许他所写的在新旧两种宇宙观之间的书, 即《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 (1632年出版) “被发现并不是一本表示中立的书。伽利略坚信科学证据已经证实了哥白尼日心说, 这意味着当时所有基于亚里士多德及古希腊传统教育的知识体系是完全错误的!”[18]20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会判处终身监禁, 后减刑软禁佛罗伦萨附近山区老家。“如果人们把对伽利略的谴责视为天主教当局对自然科学的态度的集中体现, 那他可能就丧失了正确判断的能力。”[1]110 “伽利略和布鲁诺开始时也是以殉道者的身份出现的, 他们对智力追求的确切要旨, 更不要说这些追求所达到的成就, 都处于模糊不清之中。他们是亚大纳西式的人物。”[19]280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启智之间既有内在联系, 也有紧张, 矛盾常常出现而又常常弥合。由于基督教对于今世采取了整体、秩序的态度, 其中便隐藏着一个对于科学探索而言至关重要的宗教动力:科学探索不仅有赖于意识到人类对于今世抱有积极的责任, 而且有赖于信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和秩序性, 现代科学一开始就与无所不能的无限智慧的造物主有着内在联系。但是, 基督教对世俗生活和‘这个世界’仍抱有警惕的态度, 犹太教—基督教总是强调今世的本体论实在, 强调其与善的、公平的上帝之间的终极关系。[20]330
牛顿的新宇宙使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 心怀恐惧。“这寥廓无限宇宙中的永恒静寂, 真令我毛骨悚然。”英国诗人约翰·多恩 (John Donne, 1572-1631) 的著名诗句也表达了这种恐惧:太阳失落了, 大地失落了, 人类的智慧不能告诉人类到哪里寻觅。
不管怎样, “近代科学和基督教之间早期的协调本身还是显示出了紧张和矛盾, 因为除了创造论的本体论仍可为新的范式提供支撑之外, 科学的宇宙概念——其机械作用力、物质的天体, 以及行星般的地球运动——与传统基督教的宇宙概念并非明显一致。”[20]333一方面, 任何新宇宙的焦点仅仅是由宗教信仰加以维系的, 地球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形而上学中心, 但是另一方面又得不到纯粹科学证据的支持, 科学认为太阳和地球只不过是在无限的、不确定的空间运动的无数星体中的两颗而已, 天堂和地狱丧失了其在物理学中的地位, 自然现象丧失了其象征性质, 机械的世界与神意的世界变得相互矛盾。
敏于理智思考的基督徒企图重新解释和修正他们的宗教理解, 以便适应一个与诞生基督教的古代和中世纪宇宙论截然不同的宇宙论, 但是形而上学的裂痕依然在扩大。--不过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原则几乎不能完全予以否定。[20]334
上帝的无限性不容许怀疑, 导致双重真理和二者的区分。
理性和信仰开始被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基督教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以及广大受过教育的基督教公众, 感觉到在科学的实在和宗教的实在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结合点。[20]334
双重真理的宇宙却因此有了心理上的必要性。
“科学把地球降为隶属于不重要的太阳的一个次要的行星, 因之就把中世纪那种幻想驱除了。这样一来, 这一冲突对宗教的性灵事务便有许多好处了。”[2]181
经院派将理性和信仰相结合在中世纪鼎盛期阿奎那那里曾经达到顶峰, 到中世纪晚期奥康姆和唯名论者又将两者区分开来, 于是信仰就从一个方向推动宗教改革、路德-圣经的字面意义、基要派的新教以及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的发展, 而理性则从另外一个方向推动培根、笛卡尔、洛克、休谟、经验科学、理性哲学以及启蒙运动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 在17世纪, 不论分化还是调和, 都是基于神学的根据而发生, 这与后来的18世纪有所不同。
在极其虔诚的数学家帕斯卡那里, “上帝的行动是以慈祥在处置一切事物的, 它以理智把宗教置于精神之中, 又以神恩把宗教置于内心之中。然而想要以强力和威胁来把它置于精神和内心之中, 那就不是把宗教而是把恐怖置于其中了, terrorem potuis quam religionem。”[21]87面对信与不信的问题, 帕斯卡宁愿选择相信。“然而你的福祉呢让我们权衡一下赌上帝存在这一方面的得失吧。让我们估价这两种情况:假如你赢了, 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 你却一无所失。因此, 你就不必迟疑去赌上帝存在吧。”[21]110
17世纪的帕斯卡, 面对他本人对宗教的怀疑以及哲学怀疑论思想, 基督教信仰所必不可少的信仰飞跃变成了一个赌注。
但从根本上说, 基督教信仰一个在启示和恩典中行动的上帝, 这似乎与一切常识和科学完全不一致, 科学已经说明了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由于哥白尼和伽利略, 中世纪基督教的宇宙论被击碎了。这样, 历史的钟摆就由原先基于神学理性的根据, 缓缓地向基于科学理性的那一边摆去。
四、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新综合
1687年, 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 标志着17世纪科学革命顶峰和近代科学的诞生。由古希腊人首倡、经院哲学家重获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理性长久以来愈益增长的重要性、培根和笛卡儿各自的经验论和理性论的宣言, 直至牛顿实现了综合。“牛顿对培根的归纳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儿的演绎的数理主义系统地作了切实可行的综合, 从而取得最初由伽利略所形成的科学方法的丰硕成果, 牛顿取得的成就决非偶然。”[20]310
爱因斯坦说, 在人类历史上, 能够把物理实验、数学理论、机械发明综合成科学艺术的人, 只有一位——那就是艾萨克·牛顿。牛顿不仅实现了科学上的综合也实现了文化上的综合。利昂·布洛赫《牛顿的哲学》:“人类精神受惠于牛顿的——乃是这位伟人在上帝与人之间重建了和谐 (rapprochement) 。自此以后, 自然科学 (亦即物理学) 不仅能与神学相抗衡, 而且能够取而代之。诸启示宗教的互相冲突的神祗将为一种新观念所代替, 那是一个我们要通过他的作品才能够认识他的存在, 我们只有通过科学才能够达到他。”[22]197
而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J·M· Keynes, 1883-1946) 却说:“自18世纪起, 牛顿便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个, 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一位理性论者, 一位教导人们机械推理法的先驱。但是我不同意此看法。——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先行者, 他是最后一个魔术师, 最后一个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 一万年以前我们的远祖开始创建人类思维文化, 发展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牛顿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位伟人。”[23]97
牛顿象是一座桥梁, 联结着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人类与上帝;理性与信仰。牛顿使数学达到了顶峰, 数学成为研究宇宙或物理学的最有力的工具, 通过这种方式清楚地说明了宇宙在有次序地安排下, 呈现出的神奇对称性, 天体运动和大小的协调的确定关系, 并将宇宙运行的规律归结为上帝的“第一推动力”。如果说伽利略是怀疑的, 而牛顿则是虔诚的。在怀疑论风起中, 牛顿为神学找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立足点, 从而主导了西方几百年。“牛顿对有神论伸出援手, 宗教与科学的合作再次进入一个长时期的蜜月时期。”[24]59
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经典范式是笛卡尔-牛顿式规则的、有秩序的、可预言的世界, 要经多个世纪后, 到了达尔文学说时世界才变成了自然的不间断的、不可预言的变化、竞争和进化, 那时造成19世纪科学革命的彻底世俗化影响, 导致科学革命与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观点妥协的彻底瓦解。
而对17世纪,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 (Peter Gay) , 17世纪所宣扬的两个重要观念:古典和科学的思想模式, 在17世纪之中取得有力的激励并变得清晰明朗, 然后到了18世纪, 这两个观念汇集在一起, 才形成所谓的启蒙运动。由于这个清晰明朗的特质, 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愿意把17和18两个世纪放在一起, 成为一个单一时期去讨论。显然这两个世纪有其共通之处, 但17世纪毕竟还是有其自己的特色:他们以文雅的方法和谨慎的态度继续追寻世俗和虔心以及古典主义和基督宗教之间的妥协公式, 而这个妥协公式早在他们之前已经发展几百年了。十七世纪的基督宗教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宗教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其世俗观念和启蒙运动时代的世俗主义却又有相当距离。[25]37117世纪与18世纪相比较, 虽然有相通之处, 但却着实不同。前者带着对中世纪信仰的延续和对上帝的敬畏, 在科学活动中追求自由的精神, 而后者则打破了对信仰的虔诚, 终至走上“理性的法庭”。丹皮尔在《科学史》中说:“哥白尼与开普勒虽然仍在数学的和谐中寻找最后因, 并且在牛顿的时代以后很久, 这个思路还是存在着, 往往以为在每个现象可以用数学方式从量上加以表示以后, 这个现象就算既得到了科学上的解释, 也得到了哲学上的解释了。可是这个倾向对于实验科学家并没有什么妨碍。他们丢掉了理性的全面的综合这条金项链, 因而可以自由而谦卑地接受事实, 即使这些事实不能嵌合到一个普遍的知识体系里去。但事实也开始在这里或那里凑合起来, 如七巧板的零件一样, 使得图案的某些部分赫然出现。在下一个时期内, 这个动向在牛顿关于重力定律的表述中表现出来, 那是科学上的第一次大综合。但在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夸大的机械哲学中, 这个动向也许就摆动的太远了。”[6]153
综合上述, 17世纪宗教文化与科学革命具有的关系特点:
(一) 近代科学的形成受惠于神学与哲学的互动。基督教会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 将基督教信念和科学知识成功地汇集到一个首尾一贯、内容丰富的世界观中, 其中所蕴含的深刻世俗性, 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使科学和哲学摆脱神学以及随后又使科学同哲学分离, 他们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莫不热衷于各种哲学假设, 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然而, 他们都本能地试图保持他们的科学工作脱离他们的神学和哲学, 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功。[5]760-761
15世纪以后, 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 相互重叠相互交织, 实际上有一种总的思潮推动着宗教、科学和哲学一起前进, 最后使得知识界的面貌大大改变, 科学活动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蓬勃兴起, 促使知识从神性化向世俗化转变。
(二)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得益于文艺复兴、宗教思想的变革及其所造成的宗教容忍的环境。随着中世纪基督教会一元论的被打破, 各新旧教派力量相互抗衡, 相互容忍, 造成了自由的空隙, 为科学生长营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自由研究、自由思想和自由探讨是文化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方面是宗教对科学启智容忍, 另一方面是科学以世俗功业荣耀上帝。宗教与科学相互容忍。科学孕育于宗教价值之中, 成长于宗教容忍带来的契机。科学的发展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应用从而造福人类的事情, 而且是作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价值观念紧密相联。现代科学的源头在科学之外。历史的吊诡就在于看似最不科学的东西却成了科学的先驱和动力。
(三) 科学方法的创新是现代科学确立的标志。科学的新方法奠定了新世界观的基础, 推动文明社会的发展。科学方法及科学精神导致了知识的民主性及对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理念打下了基础。
17世纪创新的科学方法:通过实验与数学分析的结合发现原理并建立经验型的科学定律, 以及通过实验来检验知识的正确性。新的科学方法富有新奇而革命的力量。过去, 知识建立在信仰和顿悟、理智和启示上。新科学驱逐了所有这些作为理解自然的方式的东西, 把经验——实验和重要的观察——作为知识的基础和最根本的检验方式。其重要性和学说本身具有同样的革命性。这种新方法不仅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知识体系, 而且它也隐喻着人类不再必须相信杰出的权威所说的话;他们可以把任何断言和理论拿来用经验加以检验。因此, 知识获得了民主而不是独裁的性质, 它更多地取决于运用适当的方法, 而不是取决于极少数人的见识, 每一个有聪明才智的人都能运用这种方法去把握新的实验与观察原理, 学会从数据中抽出适当的结论。[26]79-80科学方法论是17世纪科学革命最具创新的力量, 它在形成西方社会的价值方面, 扮演了卓越的角色, 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宗教文化与17世纪科学革命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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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19.7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