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的抗疫宣传中，有两个不好的问题，其一是将科学判断和策略选择绝对化、道德化了。海外宽松的防疫对策，被污名化为“无能、无徳”，而不能客观承认海外社会组织及经济结构、民意主流和医疗资源水平诸多现实的差别因素对于海外防疫策略的显著影响。另一个不好的问题是片面宣传防疫成就，没有让公众从宏观上定量了解强管控措施的负面影响。

这两个问题的影响累积到今天，已成为历史包袱，会影响未来的政策灵活性。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已意识到，新冠病毒可能无法彻底消灭并成为千万种与人类共存的病毒之一；而对于特效药和特效疫苗，也不应报以过高期望。因此，立足于清零目标的强管控措施应持续多久？在何种条件下可考虑转换防疫策略？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基于科学研判和定量分析来讨论的问题。但前期的宣传，在相当一部分群众头脑中形成了不中肯的道德批判和固结的片面信息，导致任何理性讨论的声音都可能被污名化。这种污名化的风险，不仅做分析和讨论的专业技术人员要承担，政策决策者也没法完全置身事外。激发和利用乌合之众的心理特点，最终又被反噬，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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