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后期的某段时间，斯大林曾经非常担心美英会在西线与纳粹德国单独媾和，从而让德国把全部力量转移到东线。

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民主国家是难以实现突然的政治外交大转向的，因为民意一旦形成共识（这里“共识”指抗击纳粹对于文明世界的威胁），就会有强大的惯性。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尊重这种惯性。所以，美英不可能搞秘密外交突然和纳粹德国停战。

罗斯福的这段话是有道理的，在很多时候，民主国家的政策和政策执行，确实难以向极权国家那样“雷厉风行”，必须照顾民意，也会受多方力量的掣肘。欧美难以实行严管控的防疫政策，根本原因在于此。

相比于低效的西式民主制度，天朝的制度应该更有效率和执行力。我们应该有制度自信，不应把由前期防疫宣传所动员起来的恐疫民意视为包袱，而应该实事求是地从科学和政治条件出发，在需要防疫政策转向时，果断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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