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重提一个老生常谈的伦理悖论—道岔悖论：铁轨A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铁轨B上有十个孩子在玩耍。火车飞速冲向铁轨B，你只有时间扳道岔让火车改道开向铁轨A。要不要扳道岔？这似乎是个艰难的抉择。

为了便于达成一致，不妨以如下的方式重表述一下道岔悖论（在我看来，这种重表述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张三告诉你，现在有十个人因为身体中的某个器官衰竭，已经垂死了。如果你能杀掉一个路人，把他的心肝脾胃肾等器官分别移植给这十个人，就能救活他们。假设你杀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你要不要按照张三的要求去杀掉一个路人？或者说，在此情况下你杀掉一个路人，是否具有伦理正当性？

我想，绝大多数人会第一时间意识到，用张三给出的理由去杀人，显然是邪恶的。实际上，被各国政府严厉打击的人体器官黑市庄家，就是现实版的张三。所以，我们已形成一个共识：即使以救多数人为名义，也不应随意地牺牲少数无辜的人。基于此共识，什么样的防疫封控是合理的，就很清楚了。

首先，防疫封控保护了很多老弱者，但客观上会给一些本来对病毒不敏感的青壮年，以及他们的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少数极端情况下，可能是致命的经济困难）。所以，如果要强制封控，就应该为被封控人员的经济和基本生活兜底。国外很多国家，也进行过短期封控（虽然严格程度可能不如天朝），但国外的封控往往伴随全民发钱的经济兜底措施，其原因就在于此。也许有人会说，以上的道理是对的，但是按照这个道理，应该只给真正有经济困难的人兜底，为什么要全民发钱呢？这就涉及了现实可操作性和行政成本的问题。我想，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都不难想明白这其中的无奈。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在封控人群中普发补助成为了一般的规则，将显著增加封控的成本，这在客观上可以促使封控的决策者审慎地决定封控范围和时长，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封控的层层加码，也算是一个积极的副作用。

其次，欲行强制封控，必须避免人为的次生灾难，午夜高速大巴、封锁户门消防通道之类的违法行径，必须明令禁止；如果已发生，必须坚决追责。

总结起来，以防疫为目的的强制封控，并非不可以，但其合理性的底线，是杜绝不作为（漠视群众的经济困难）和乱作为（层层加码，甚至违法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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