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能排进去”

做家教的第一天，于岭只觉得“受到了震撼”。

那时，她在北京一所985大学的中文系读大二，学院的微信群里有人在找语文和英语家教，她想抓住机会赚点外快，打了电话过去，联系到的是海淀一所顶级中学的老师。按照对方的要求，于岭在晚上7点到达了学校附近的快餐店，在桌边等待她的，是那位老师和一名高三学生的母亲。

家长在询问完于岭的高考成绩和教学计划后，字句紧凑地说起自家孩子一模考试的惨淡成绩，这位“看起来很急迫”的短发女士声音里急出哭腔：“还有两个月就要高考，再不弄就完蛋了。”谈话进行了不到一小时，于岭耳朵里回荡着家长来回重复的“不行”，“不能这个成绩”，“考不上211”。谈话结束时，于岭准备返校，家长却在这时突然说：时间差不多，我们现在去上课。

一辆奔驰停在门口，于岭硬着头皮坐了进去，带着一个没装任何资料的帆布包。十分钟后，她见到了自己窝在课桌边的学生——一个一米八左右的强壮男孩——他身边另一位家教的数学课已经讲到了尾声。于岭迅速调动起脑中的语文做题技巧，等数学课结束后，她“无缝衔接坐过去”，略去自我介绍，一口气讲到快11点。离开时，学生家长给了于岭两百元，这是2018年，从初次见面到课后付费，一共花了不到4个小时。


北京一家培训机构外，来不及吃早餐的家长只好买了早点到培训班来吃 视觉中国
没人能准确计数像于岭这样的大学生家教有多少。打开某家教网站，仅北京地区的大学生家教数量就在58000名以上，辅导的内容十分庞杂，和升学相关的类型可以从“幼儿陪读”跨越到“高考心理辅导”，除了常规的考试科目外，还有奥数、编程、跳绳、耐力跑……在网站之外，线下教育机构、学校BBS论坛、兼职家教微信群中，同样滚动播出着数不清的家教需求信息。

需求因人而异，有的时候情况很简单，一则消息里只写着“XX年级、XX科目、XX元/小时”；有的时候情况却很复杂，家长希望找来一个“生活助理”，于岭上一次做家教时就被询问：能不能早起带着孩子去爬山？还有一些更夸张的情况，有家长为自己刚上初中的孩子找家教，编辑出一段上千字的文案，除了列明对孩子单科成绩、综合排名的期望，还希望家教老师能帮助孩子发表国际顶刊，创立学校社团，再教一段现代舞。

但无论什么要求，当家教们顺着那些电话号码打过去，一些新的故事随即展开。他们靠拢并走进一个个陌生的家庭，成为家长教育的辅助者、孩子成长的参与者，也成为整个家庭的观察员。他们目睹着那些父母和孩子共处的时间，还有一个家庭在大环境中需要迈过的种种难关。

节奏总是热烈而紧张的。吕萨在给家长打电话请病假时，对方拒绝了她，并答复：你放心来，我们都是军医。吕萨在高考结束后进入了国内最好的历史系，在大学开始前的暑假，她做起家教，来找她的家长永远比她的空余时间更多，几乎每个暑假，吕萨都能赚两三万。为了提高效率，吕萨把大部分课程搬到线上，除非对方要求，她一般不开摄像头，省去化妆和收拾桌子的时间，只是一道题接着一道题讲。

效率永远是最重要的。有的家教曾看着六年级的孩子在编程课开始前十分钟内接过并吞下了一杯豆浆、两个包子、一颗鸡蛋；有人带着初一的学生在小区广场上跑圈、蛙跳时，也曾听学生说，每周要抽出8个小时练体育，作业也不能松懈，每晚都要写过12点。在海淀，一名二年级小学生的课外班习题繁重，包括剑桥英语和两种不同难度的数学，而他的家教也不知道孩子的时间表究竟是怎样排的，“但感觉都能排进去”。

长期以来保持着跳绳爱好的许易在疫情期间考取了初级跳绳教练资格证。“跳绳家教”的需求很大，在过去的3个月，有超过20名学生来找许易上课，大多数都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家长们的时间表总是很紧张，很多时候不是许易要下课，而是“他们着急上下一堂课”。

只有电路连通，灯亮起来，他们才能在系统里被看见

选拔的大旗挥向哪里，哪里就是家长带领孩子冲锋的方向。

许易和另一位体育家教告诉我，如果现在的小学生想要参评北京市三好学生，体测成绩需要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优秀等级，具体的测试项目随年级有所不同，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会考50米跑、坐位体前屈和一分钟跳绳，其中跳绳作为一项可以加分的项目，尤其受到关注。根据《北京小学生1分钟跳绳评分标准》，得到优秀意味着一年级的女生需要至少跳103下，男生至少跳99下，但许易接触到的一年级家长的标准却经常是160个以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提前达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满分标准，并且超过了现在的满分线40下，能够得到20分的附加分，提升综合考评的排名。

许易曾教过一个成绩刚过及格线的二年级男孩，大风天气里，男孩裹着棉服、戴着手套，攥紧粉白相间的竹节绳，一下又一下地摇。家长和许易都站在男孩对面，三个人紧盯孩子的一举一动，但孩子始终无法把跳绳摇到和身体平行的角度。起初，孩子的母亲认为橡胶场地阳光不充足，带着孩子来到了小区广场；跳了两下，许易觉得周围人多影响注意力，又换到了小区树池旁边。但过了10分钟，孩子还不见进步，父亲急了，忍不住上前大喝一声：怎么就做不对？孩子低下头去，几秒钟后，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母亲赶快上前抱住孩子，父亲见状，只能拿起跳绳，自己跟许易学了起来。


跳绳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被写进体测加分项目里 视觉中国
李媛去做一名高二女生的英语家教时，感到孩子的母亲围绕着制度的细枝末节涌起了巨大的焦虑。在第一节课，孩子的母亲提醒她，最近想让孩子调到优班，分班主要看数学成绩，所以英语课的时间可能会随时调整。但随即，李媛又被要求连着讲了4个小时英语题（包括20套语法填空和5套完形填空），因为马上就有英语考试。李媛听说，有一些科目母亲准备让女儿高三再突击——到那时，她打算让女儿在家里上课，不再去学校了。

在这个家庭，女儿每天放学后的时间全部由母亲支配，首先去补习，一直上到九点半，回家之后才可以开始写学校的作业。写不完的时候，母亲会帮她一起抄，偶尔要抄到一点多。在母亲看来，课内作业远不如辅导班重要，因为她要求辅导班的老师给女儿讲最难的题，即便女儿的成绩还够不到中游。但成绩为什么差呢？李媛猜想：一直被那么难的题目打击，谁都很难拥有信心吧。

母亲偶尔会在李媛面前念叨起一句源自辅导机构的话，那似乎成了她信奉的箴言：“孩子小学要学初中的知识，初中要学高中的知识，高中就要学大学的知识。”

剧场效应广泛地侵蚀着家长的耐心，谁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更高、更快、更强。一名海淀区的家教在带着二年级的孩子做奥数班作业时就纳闷起来：为什么连去括号都不会的孩子，一定要知道能被13整除的数有什么特征？她试着在微信上向家长说明课程安排不合理，但过了几十分钟，只收到了一笔家长转来的课时费。

事情在竞赛活动面前变得愈发夸张。根据教育部对竞赛活动的规定，共有35项中小学生可以参与的全国性竞赛，一些中学据此针对竞赛获奖的学生制定了特殊的入学优惠政策，这也给了家长们培养孩子的新思路。

在理想的情况下，孩子们确实表现出对某些学科强烈的兴趣，家长们很自然地为他们寻找尽可能多的资源，并将这种兴趣和政策的优惠结合在一起。张羽曾经在天文学竞赛中获奖，大学也就读于天文系，有家长找他辅导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准备天文学知识竞赛，这是一项主要面向中学生的竞赛，只有很少的小学生会加入低年级组。张羽用十次课帮孩子搭完了竞赛框架，惊讶地发现孩子居然可以全部出色地理解。在一次讲解微积分时，孩子对大学教授的数学内容十分好奇，张羽带着他去买了一套高数课本。他猜想，按照这样的进度，孩子也许真的能走好天文学竞赛这条路。

另一位小学生家长找到他，希望他在一年的时间内辅导孩子做出一篇天文学课题论文，用于参加一些相关的学科竞赛。张羽帮忙设计了论文的操作方案，给孩子和家长讲授了论文的原理，并带着他们进行了一些拍摄练习，实际的拍摄操作则由家长带着孩子前往京郊的观测站完成。但尽管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学习兴趣，家长也付出了努力，起初拍摄到的数据总是不满足处理要求。面对越来越接近的截止日期，张羽只能换了一个选题，找南半球的同学一起帮忙拍摄，才最终完成了论文。

丁檬曾经拿过信息学竞赛银牌，在她看来，由于竞赛选拔往往在升学考试前举行，一些家长更聚焦于自家孩子能早点被“捞走”，以便他们早日从不安全感中得到解脱。这种心愿有时迫使他们忽视了孩子的真实能力，转而笃信孩子一定在某方面拥有过人的天赋。


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 视觉中国
在暑假，有家长找到丁檬，称自己六年级的孩子有着出色的Python编程水平，能和中学生一起上课，希望丁檬帮他在五个月后的NOIP（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中拿到奖，走特招进入“海淀六小强”（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首师大附中、101中学、十一学校）中的任意一所。但当丁檬在第一节课上看着小孩面对题库中最简单的两道题一脸茫然时，她意识到孩子母亲所说的可能只是一种幻想，甚至怀疑她被上一个老师骗了。

学生的母亲在写字楼里开办着一家辅导班，专门针对竞赛活动开课，丁檬的一对一编程课也在这里进行，母亲几乎每节课都陪在孩子身边。教室里没有电脑，丁檬不得不每次都背着电脑和两个外接键盘去上课，她看着男孩一言不发地在A4纸上垒逻辑图，然后在键盘上“按几下、删掉、再按几下、再删掉”，“一节课能做出一道题就谢天谢地”。她数次提醒家长，竞赛拿奖只有微弱的可能性，家长却觉得孩子“多少能写出了一点东西”，不想放弃。

但最终，丁檬的家教工作戛然而止了。2019年夏天，竞赛圈传出大学不再进行信息竞赛夏令营招生的消息，半个月后，丁檬突然收到家长发来的微信：新学期重新安排时间，之后再联系。在那以后，丁檬所有的询问都石沉大海。

丁檬记得，在编程课教室的对面，经常有十几个孩子在上课，台上的老师讲一些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有一天下课的时候，她瞥见教室里的孩子们在焊电路，沙盘里摆着红绿灯，猜到这是孩子们在练习一个经典的创新大赛项目：人工智能控制红绿灯。尽管她觉得这些项目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并不适用，但好像只有电路连通，灯亮起来，他们才能在系统里被看见。

沉默的，激烈的

在家教们眼中，只要家长在场，孩子们大多默不作声。丁檬记得，男孩上课时，即使做不出来题，也从来没说过不想学了。他很擅长观察，每次丁檬还没吭声，他就能从她的表情和眼神中判断出自己答案的正误。上厕所是他宝贵的放松时间，每次出去总要带上手机，有时候实在学不下去，他不会直说，但却会在一个小时内上五六次厕所。

是现在的孩子天生就更听话吗？张湄显然不能同意。她在南方一所师范类院校读大三，有家长在今年秋天找到她和另外两个同学，希望她们来给自己两个儿子补一补语文和英语。两个孩子一个上三年级，另一个刚上小学。

孩子们的父母大多不在家，保姆阿姨看管着他们。去上课的第一天，这家的大儿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喊张湄“傻老师”，威胁她，如果太凶，就会被打。课间，大儿子打开院门，把家里的小狗放了进来，追着张湄满屋子跑；临走时，大儿子又挽留她帮忙写作业，问她能拿多少工资，表示自己可以给她发红包。

第一节课后，张湄有点郁闷，但在第二次课前，她在小区门口偶遇了大儿子放学回家，接孩子放学的保姆和奶奶让她把孩子先领回去，路上有点黑，孩子紧紧抱着她慢慢穿行，好像很快，他们的关系就在沉默里贴近了一点。

整个家中对孩子们学习最了解的似乎是保姆阿姨，她时常会在上课时过来抽查孩子们的学习成果。但大儿子有时会直接和保姆吵架，大喊：“你闭嘴！”不过当面对爸爸妈妈时，无论是哥哥还是弟弟，都显得有些畏缩。父母不在家时，张湄需要通过录像把孩子们的表现发送给家长，面对张湄的镜头，两个小孩一定会坐得端端正正，背课文时自觉不够通顺，还会要求张湄再录一遍，直到四五次之后达到满意的效果才会发给爸爸妈妈。

孩子们已经尽可能表现得乖巧，偶尔还是会遭到斥责。张湄回忆，某天大儿子嘟囔了一句“不想写作业”，母亲听到后马上从门外冲了进来，还没说话，大儿子就哭了起来，“脸都皱在了一起”。另一次，小儿子不断重复背不会的四句课文时，一旁打电话的父亲在儿子磕磕绊绊的英文中突然大吼了一声，声音穿过张湄的身体让她抖了一下，小儿子的眼泪也“啪”一下掉了出来。

好像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身体里的沉默也在成长，表面上看，一些中学时代的孩子只剩下统一的“乖”。在李媛去上高二女生的英语课时，总觉得自己在唱独角戏，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她按照家长的要求接连不断地讲最难的题目，对面的女孩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有一次，李媛背着家长问女孩：为什么要做这么难的题？女孩回答说，她也不知道妈妈怎么想的。

女孩的母亲是全职妈妈，女儿出生后她辞掉了文字工作。她自觉和孩子的长久相处以来的关系不错，所以坚信自己的方法一定最适合孩子。李媛从来没有见到过学生的父亲——见到就糟糕了——那时父亲不同意请家教，希望随着孩子的兴趣发展，所有的老师都是母亲偷偷找来的，只有学生父亲出差时，李媛才能去学生家里。母亲告诉她，自己需要照顾丈夫的情绪，但又不敢不管孩子的学习，有时候丈夫给的钱不够请家教，她还得拣起老本行，去接几个零工。

孩子的父亲是学术引进人才，和妻子一样，都来自外地，女儿属于“新北京”一代。在他们的规划里，孩子本该在高中出国读书，为此，他们自孩子年幼起就带她在全球各地旅行。但在去美国参观过几个学校之后，上中学的女儿向爸爸妈妈坦白，自己感觉没办法在异国独自生活，实在不想出国了。战线被迫转移，国内升学的压力陡然摆在面前，那位母亲告诉李媛，她觉得自己患上了抑郁症。


视觉中国（图中人物与本文无关）
自打于岭在与家长见面第一天就被带去上课开始，她给那个孩子做了几个月的家教。最让她难忘的还是那辆“擦得锃亮的豪车”，载着她往返于学生的家和她的学校，有一次，后座上堆满了奢侈品购物袋，于岭觉得自己就像“车里的垃圾”。

同样在这辆车里的母亲却总带着忧愁。她常在车里反复问于岭：我到底该怎么办？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夜晚，她照常说起孩子的学习，一模过去了一个月，孩子的成绩还是没有起色，母亲越说越急，一边开着车，眼泪就突然流了出来。她把车停在路边，和于岭讲：为了儿子学英语，我已经花了六十多万，一点儿用也没有，就算一直当宝贝养，如果不能留在北京，那也都要完蛋了。

于岭嘴上安慰她别急，手里攥着一张面巾纸，迟迟没有递出去。于岭心里想：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都已经11点，累得只想睡觉，但她教的北京小孩放学比她早，家里条件也比她好得多，究竟为什么学不会呢？有时候她也觉得学生辛苦，但始终无法共情，“因为没有共情的经济基础”。

学生的家被于岭称作“豪宅”，但在那间高级公寓里，于岭看到，母亲谨小慎微，因为自己被恋爱耽误了高考而不许儿子谈恋爱，也因为怕吵到儿子而不敢在家做饭，总要领着他出门吃；儿子被照顾得很好，但也被看管得很严，拥有一柜子昂贵的球鞋，却被禁止出去打篮球，也不快乐。

临近高考的一天，母亲刚把于岭带到家里，看见儿子心不在焉地转笔，突然就起了火，质问儿子：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又去打了篮球？见儿子没有反驳，一连串的说教冒了出来，儿子也突然站起来，夹着粗话反击。于岭第一次听到平时温和的两个人扯出这么大的嗓门，一片混乱中，她好像看到母亲先流了泪，然后儿子也哭了。

她站在原地，不太敢动，等了一会儿说：阿姨，消消气。

在台湾作家吴晓乐的作品《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杨翠在书的序言中写：“一个自觉与自省的家庭教师，必然会陷入‘局外人/局内人’的困境，她会不断自问，我是要参与其间，还是要保持距离？”

于岭的想法是：做家教，关键就是不要插手别人的家事。

她问对方：要不要下次再上？

母亲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男孩却转向她说：姐姐，你讲吧。

赛道的尽头

大概是高考前两周，于岭看着男生一天比一天疲惫，家长的焦虑也到了顶点，她终于和家长提出不再继续上课。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联系过家长，直到当年高考结束，家长请她吃了顿饭。

饭桌上，于岭听说，学生的高考分数和一模分数丝毫无差。于岭感到很讽刺，家长折腾了一大圈，只是把孩子毫无改变地送到了新的系统里。家长却看起来很放松，她告诉于岭：“没关系，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个分数足够在北京上一个一本”。

吕萨回忆起自己教过的所有高三学生，虽然高考成绩都有所提高，但好像没有谁真正获得了学习的兴趣，而且“从高三的课要能培养出什么兴趣，才真的离谱”，“给高三学生带家教，都可能得兼职心理咨询”。


高考前一周，考生们在学校上晚自习冲刺 视觉中国
最近，又有新的家长找她给孩子补课，一次她因为手机没电，有一个小时没回家长消息，对方给她发来大段的留言，开头是“我理解你，你压力不要太大……”吕萨不知道家长理解出了什么，好像一年又一年，只是家长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但这种压力的来源是什么？赛道的起点究竟在哪里？李媛记得，孩子母亲告诉她，最初她也是没有压力的，只想让孩子全面发展，带着她学跳舞、学音乐。当孩子问她：“你让我学这些是不是为了炫耀？”她还会马上进行自我反思，考虑女儿的感受，并最终取消了这些课程。可是，就在别人不断告诉她这样考不上“海淀六小强”时，就在高考终于摆在眼前时，就在她害怕孩子考不上好大学时，一切都被改变了。

其实，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即使考不上好大学，结果也称不上坏。那个曾经喊张湄“傻老师”的男孩在一个学期的辅导之后成绩还是没有进步，家长决定下学期把他们送进辅导机构去上课，张湄觉得孩子们并没有知识和成绩的意识，只是想让爸爸妈妈开心。她记得有一天，难得孩子的父母都在家，问起大儿子以后想做什么，大儿子回答说，想做一个雕塑家。张湄想到他告诉自己在美术比赛上获奖的事情，觉得这或许真的能成为他擅长的领域。但妈妈却不屑地评价：搞美术的人是最没出息的。爸爸也马上接上：你以后打算靠什么过活呢？难道靠收房租吗？

在所有家教的故事里，只有王青没有提到压力，或许因为她教法语，远离了选拔的阴影，两个六年级的孩子本身也对学习很感兴趣。在王青上课的间隙，她偶尔会听男孩和女孩聊起学校的课程，听起来哪门课的成绩都不错，孩子的家长也表现出一种“不骄傲也不着急”的状态，从不给她规定学习任务。

让王青印象深刻的是，在某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两个孩子突然紧张起来，互相推托着：“你说吧”，“还是你说吧。”

王青问他们怎么了，男孩有点害羞地告诉她：我们在写小说，也把你写进了故事里，但我们想让故事的背景更准确，你可不可以和我们讲讲巴黎圣母院呢？

王青答应他们下节课讲，回去的路上感到自己的心情又因为两个孩子变好了一些。她完全不担心孩子们的法语成绩，虽然他们平时的课程也被排得很紧，法语课接在数学课和语文课之后才上，但王青能够感受到，在她的课上，两个孩子是在“无忧无虑地学习”。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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